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一场雾霾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已构成名副其实的灾害，与此事实相背离的是，迄今为止，它所受到的关注与其灾害性无疑不相匹配。延续早先对北京PM2.5话题的讨论，尽管其严重性一再被强调，舆论的批评，对空气质量的诉求彰显某种刻不容缓的态势，然而，无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调整，还是政府的响应，在此期间都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 民众生活秩序依旧，尽管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持续提供最新污染数据，并发布各种健康提醒， 然而，是否真正遵从这种提醒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待每一位遭受此次灾害的民众作答。

    我们习惯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天气的变化，当天气伴随着灾害时，它的后果势必以个体为作用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遭遇极端天气的民众都成了灾民。北京持续多天的空气重污染给这座城市平添考验，去年年底北京出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被视为很大的进步。方案对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比如市教委负责在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市经信委协调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如此细致分工意在发挥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天气恢复提供条件，这些规定的背后显然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即极端天气应对不只是一两个政府部门的责任。与之相对的，去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一元，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如果要让民众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并习惯在灾害性天气应对过程求助于政府，这势必要以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和意愿作为支撑。此次雾霾天气对官方的应对体系是一次考验，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京市环保局担当重任，表现出较高的动员能力， 其持续提供的天气数据，回应了民间对环境数据的渴求。然而亦有批评指出，多数政府部门在此期间表现迟缓甚至冷漠，尽管迄今为止未造成直接后果，但就整个应对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波及全国的雾霾天气，不同地区相互影响，大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势，鉴于此，今后的环境保护或应从中得到启示，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理念，即环境保护应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共同的事业，因为它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彼此保护。

早先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表明，煤炭污染是北京PM2.5的第二大污染源。石化能源造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揭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借用《技术与文明》一书作者芒福德的话说便是：“一个地区一旦晴空万里，很可能就意味该地区工业不景气。”今天的中国，发展工业仍是头等重任，在环境保护日趋窘迫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国情所向，理应成为各方共识。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严肃的一面。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整个东方美学，从根源上看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东方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更是诉诸“践行”的现世传统。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审美与生活的不即不离，就是一种既不接近亦不疏远的关联。中国生活美学，就是强调审美与生活之间如此的关联，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生活乃是“生”与“活”的合一，生与活有别，生只是生物性的，动植物均有生，但只有人才能活。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在汉语的语境里面，“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波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明末清初著名西家石涛所说“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当中的“生活”，正是此义。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

    人们不仅要“过”生活，要“活着”而且要“享受”生活，要“生存”。 按照法国哲人列维纳斯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对古人来说，存在指的是“事物”，对现代人来说，存在指的是“最内在的主体性”；对当今的人们来说，存在指的则是“生活”，也就是一种与自身、与事物的直接私密关系。

    人们不仅过日子，而且还在“经验“着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始终不离于感性的，列维纳斯还说过，所有的享受都是“生存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感性”存在。“美学”这个词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 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从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

    “生活美学”之所以指向了“幸福”的生活，是因为，过生活就是享有生活，并去寻求生活的幸福与幸福的生活。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级当中来发现“生活之美”，去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生活”过成了“享有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美学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长，它本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生活美学不囿于西方的感性之学，而更是感性之智，生活美学恰恰关乎“幸福”的追求，并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过得美好。“生活美学”恰是一种研究幸福之学，也是一种实现幸福之道。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为生活立“美之心”》，《光明日报》2019年7月15日）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就是社会结构。“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就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 二等舱男性乘客幸存率最低的原因便在于此。“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二副对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一律不许登上救生艇，而一副对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是允许他们登艇的，结果三等舱里男性乘客逃生率反而高于二等舱。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而承担“行动的力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