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    寞

                                   龙应台

    我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用狼犬似的声音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剑道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刀光夺目。我望向翻腾暴烈的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默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我曾经三十天蛰居山庄，足不离户。坐在阳台上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和它落下时与山棱碰触的点的移动。有时候，迷航的鸟不小心飞进屋内，拍打着翅膀从一个书架闯到另一个书架，迷乱惊慌地寻找出路。

    在特别湿润的日子里，我将阳台落地玻璃门大大敞开，站在客厅中央，守着远处山头的一朵云，看着这朵云，从山峰那边慢慢飘过来、飘过来，越过阳台，全面进入我的客厅，把我包裹在内，而后流向每个房间，最终分成小朵，从不同的窗口飘出，回归山岚。

    冰箱永远是空的。好朋友上山探视，总是带点牛奶面包，像一个社会局的志工去探视独居老人。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夏天的夜空，有时很蓝。我总是看见金星早早出现在离山棱很近的低空，然后月亮就上来了。野风吹着高高的树，叶片飒飒作响。老鹰独立在树梢，沉静地看着开阔的山谷。我独立露台，俯视深沉的老鹰。

⑺我细细在想，寂寞，是个什么状态；寂寞，该怎么分类？ 

    有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朋友们在我的山居相聚，饮酒谈天，十一时半，大伙纷纷起立，要赶下山，因为，新年旧年交替的那一刻，必须和家里那个人相守。朋友们离去前还体贴地将酒杯碗盘洗净，然后是一阵车马启动、深巷寒犬的声音。五分钟后，一个诗人从半路上来电，电话上欲言又止，意思是说，大伙午夜前一哄而散，把我一个人留在山上，好像……他说不下去。

    我感念他的友情温柔，也记得自己的答复：“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他一时无语。

    寂坐时，常想到晚明张岱，他写湖心亭：“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雪、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深夜独自到湖上看大雪，他显然不觉寂寞----寂寞可能是美学的必要。但是，国破家亡、人事全非、当他在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呢？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笑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⒁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或许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吧。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揿她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预演

（前苏联）杜姆巴泽

    我们是老同学，当时我们俩并排坐在最后一排课桌。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常一起冲着老师的后背做鬼脸儿。我们还一起参加期末补考。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今天，我终于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四层楼……

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认出我来？

    我毅然按了一下电铃。

    “不怕烂掉你的臭爪子，可恶的东西!震得整个房子嗡嗡响。什么时候你才能改掉这个坏习惯？”里面传出一阵叫骂。

    我羞得满面通红，连忙把手塞进口袋。前来开门的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女孩，看上去约摸有八九岁。

    “努格扎尔•阿马纳季泽在这儿住吗？”

    “他是我爸爸。”

    “你好，小姑娘，我是绍塔叔叔，是你爸爸的老同学。”

    “噢，您请进来吧!……玛穆卡!爸爸的同学绍塔叔叔来了。”女孩朝里边喊了一声，领着我向屋子里走去。

    迎面冲出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浑身是墨水污迹。

    “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不在。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俩在做什么呢？”我问。

    “我们在玩‘爸爸和妈妈游戏’．我当爸爸，姆济娅当妈妈。”玛穆卡对我说。

    “你们玩吧，我不妨碍你们。”我一面点着烟，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努格扎尔过得怎么样，”我寻思着，“生活安排得好不好，是不是幸福？”

    孩子们尖利的喊叫声把我从遐想中唤醒过来。

    “喂，孩子他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玛穆卡问道，显然是模仿某个人的。“吃个屁!我倒要问问你，我拿什么来做饭？家里啥也没有!”

    “你的嘴可真厉害!”

    “昨天夜里你跑哪儿逛去了？说!”姆济娅握着两个小拳头，叉腰站着。

    “你管不着!”

    “什么，我管不着？好吧，我叫你出去鬼混!”

    “你疯啦？”

    “我受够了!够了!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孩子统统带走!”

    “不准动孩子，你自己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没那么简单!”

    “把儿子给我留下!”

    “不行，我已经说了!”姆济娅高声叫道。

    “你听着：把儿子留下!要不然……”玛穆卡抱起枕头，一下子砸在姆济娅身上。

    “好哇，你敢打人？畜生!”姆济娅抡起洋娃娃，狠狠地打在弟弟头上。她打得那样厉害，玛穆卡的两眼当即闪出了泪花。

    我跳起来把他们拉开。

    “孩子，真不知道害臊。这是什么游戏哟!”

    “放开我，尼娜!”姆济娅突然朝我喊。“你们这些邻居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我整天受他的气，没法跟他过下去了，我的血全被他吸干了，可恶的东西! 你们瞧，我瘦成了什么样子!”姆济娅用纤细的指头戳了戳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

    “别信这个妖婆的鬼话!”玛穆冲我说。

    “不要吵了!”我实在控制不住，向他们大吼了一声。孩子们恐惧地盯着我。

    我喘过一口气，勒令两个孩子向我发誓，保证往后不再扮演他们的爸爸妈妈，然后便步履蹒跚地开了这个家。

    “看来，我的朋友生活得蛮‘快活’的!”我一路上想着姆济娅和玛穆卡，他们表演了一幕未来家庭生活的丑剧。

（有删改）

槐花

阿来

    突然袭来一股浓烈的花香。谢拉班在梦醒时突然感到过分的宁静，还闻到了稠重浓烈的花香。是槐花的香气。他关了灯，仰躺在床上。岗亭的顶尖就成了一只幽深的倒悬的杯子，里面斟满往事的气味。

    花香又一次袭来。谢拉班掀开楼顶口的盖板，下了楼梯。转过身子时，他发现了墙外河边的槐树。树和他就只隔着一条马路一扇铁栅门。目力所及，凡是被灰蒙蒙的灯光映射的地方都有巨大的寂静存在。而那些灯光照射不到的树林里、田野里、村庄里的夜晚似乎充满了声音，野兽走动，禽鸟梦呓，草木生长，夜风吹动……妻子死了，当派出所长的儿子看他孤独，为他办了农转非手续。这个以前远近闻名的猎手成了车场的守夜人。

    警车尖利的叫声划破了寂静。儿子他们又抓住小偷或者什么别的坏人了吗？谢拉班为那个小家伙担心了，虽然他知道小家伙不在城里。他曾听儿子说过：“叫小家伙不要再遇见我，他干的事够他蹲两年监狱。”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那小家伙向他走来。那眉眼，那暴突的门牙都给人一种稚气的感觉。小家伙稚气未脱却故作老成，用一种突然有了钱，见了一点世界的大大咧咧的口气跟他说话：“嗨，老头……”谢拉班却偏偏对这么一个不懂礼貌的小家伙怀着父亲般的慈爱。他用哄孩子一样的声音说：“把车停好，停好。”停好车了，他又叮嘱他收好东西，关上车窗，上锁。每次都是等小家伙走远了，谢拉班才突然意识到：天哪，家乡话！老头已经很久不说家乡话了。除了家乡话，他只能讲几句和守车有关的不连贯的汉语。所以几乎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他刚进城时不住在这里，跟儿子和儿媳妇住在一起。儿媳妇说汉语，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谢拉班尤其喜欢她那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儿媳妇给了他一间专门的房子。床低矮柔软。墙上挂着他舍不得卖掉的火枪，一对鹿角、几颗野猪獠牙和几片野鸡翎子。窗下有一张躺椅，上面铺着熊皮。儿媳妇经常让同事和上司来参观，这个老猎手的房间引起了他们的赞叹。谢拉班终于渐渐明白，那赞叹不是冲他来的，而是冲着儿媳妇，赞叹她对一个形貌古怪的藏族公公的孝敬而发的。最终的结果是她成了妇联的领导。那天家里摆了酒，还有好多的菜。吃完，儿媳妇用牙签拨弄牙缝，拨断了几根签子也没弄出点什么。她大张开嘴唇，这时，全部上牙就掉了下来。儿媳妇可爱的牙齿是假的！谢拉班对儿子说：“我受不了了。”

     “为什么？”“你老婆是假的，牙齿。是你打掉的吗？”儿子摇头。儿媳妇问丈夫：“你们说什么，你们用汉话谈吧。”“父亲不会。”“慢慢学嘛。”说完，她就端起那个装假牙的杯子进了另一间房子。谢拉班突然高声说：“我要回家！”于是他就成为车场的守夜人了。

    刚守夜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专门的停车场。原先的车都停在一个僻静的十字街口。守夜人住在一幢六层楼房下平时不用的安全门洞里，门洞很小，刚好能放下一架床、一只火炉和他宽大的身子。后来，他把儿子为他架的床拆了，在地上铺上那张熊皮，听着火炉里的噼啪声和那好闻的松脂香气，在熊皮上安然入眠。

    小家伙每次都给他捎来东西：一捆引火的干树枝，点燃后熏除蚊虫和秽气的新鲜柏枝，糖果，甘蔗，鼻烟，甚至还带来过一摞连环画和一把玩具手枪。然后就和他告别，上街吃饭，打下点小注的台球。有一次，小家伙从车上抱出来大把洁白芬芳的槐花，他把槐花扔在熊皮上，小屋里立即充满了槐花的香气。他又从车上取下一小袋麦面，说：“做个馍馍吧，家乡的槐花馍馍吧。”谢拉班生火，烧水，和面，在面粉中掺进细碎的槐花瓣子。馍馍熟了。馍馍上纹路开阔，眉开眼笑，香气四溢。小屋里缭绕着甘甜的槐花香气。

    现在。在这个槐花初放、香气浓郁的夜半，谢拉班躺在床上，他好像又看到说家乡话的小家伙从车上下来时摹仿那些最老成的司机的姿态，听见他喊：“老头，嗨！”

    组成这个城市的建筑正从模糊的、似梦非梦的灯光下解脱出来，谢拉班就从床上起来。那天他花了很长时间把一些废钢条绑成了一架梯子，把梯子扛到槐树下，采摘了许多芬芳洁白的槐花。

(选自《阿坝阿来》，有改动)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1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 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

    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