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仇恨

安勇

    袁五谷和袁丰登做了一辈子的仇敌。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决心和勇气。

    比如说吧，一条路，如果袁五谷刚走过了，袁丰登就说啥也不肯再走，宁可绕远走另一条路。实在没有另一条路呢，袁丰登在这条路上走一步，就冲着想象中的袁五谷的背影吐一口唾沫，再走一步，又吐一口唾沫。吐完了就骂一句：袁五谷你真不是个人。当然了，袁五谷也是如此。

    我十岁那年，袁五谷从乡政府调到了县政府。转年，袁丰登从乡中学调到了县教委。没多久，上级就开始调查袁丰登的问题，查来查去发现，袁丰登这个同志是清白的，没啥问题。袁丰登也弄明白了，是袁五谷给上级写了封信揭发他的问题，意思就是想把他再弄回农村去。不久后，上级又开始调查袁五谷，查来查去，这个同志也是清白的。不用问，是袁丰登回报了一封举报信。

    某一天早晨，在县医院旁边的一座石拱桥上，袁五谷和袁丰登狭路相逢了。两个仇人一东一西，像两轮不共戴天的太阳似的，升到拱桥中间的弧顶处时，就同时停住了。袁五谷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丰登。袁丰登也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五谷。他们俩的影子投到桥下的河水里，一个伸着脖子，另一个也伸着脖子，看起来像两只斗架的公鸡。袁五谷不肯让路，袁丰登也不肯让路，都是钉子似的，在桥上钉着。后来，两个人，四只眼，都瞪得要冒血了，四条腿也不停地打哆嗦。这才同时把头转过去，冲后面“呸”地吐一声，下桥，找另一条路去了。隔着河他们又同时回过头来，冲着对方“呸”了一声。

    袁五谷和袁丰登虽然仇深似海，但他们俩对我都非常好，他们一个是我的亲二叔，另一个是我的亲三叔。而且在我心里，他们也都是挺不错的人。我一直想搞清楚，在他们这对亲兄弟之间到底理藏着什么仇恨？当然了，我更希望他们能解开心里的疙瘩，丢开仇恨。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相处，不是更好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二叔和三叔是为什么成为仇人的？但每次问，他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知道的就是他们俩有仇。没办法我只好去问两位当事人，在这个问题上，二叔袁五谷和三叔袁丰登的回答是相同的，他们都告诉我六个字：袁丰登（五谷）不是人。我如果接着问为什么就不是人了呢，他们就都瞪着眼睛大发雷霆，摆出一副恨不得吞了对方的架势，闭口不提。

在二叔和三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成了我心头最大的一个疑团。后来我又问过好多人，他们都知道二叔和三叔有仇，有大仇，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仇恨的根源。

    我二叔袁五谷在七十岁那年得了重病，临死指名要见我最后一面。我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想不起来该对他说点什么，最后竟然又问了他和三叔的仇很。已经奄奄一息的二叔听到三叔两个字，立刻瞪圆了眼睛，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他不是人。这也是二叔临死说的最后一句话，算是他的遗言吧！

    二叔死后，三叔大笑了三天，逢人就说那个不是人的家伙袁五谷死了，第四天早晨睁开眼睛，三叔还准备接着笑时，突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们大家赶到时，三叔已经不行了，如果三叔也死了，那么我心头的疑团就永远也解不开了，所以一见面我就毫不犹豫地问三叔。当时，三叔的脸上还有一缕没来得及绽放的笑容，那笑容花骨朵一样在肉皮里含着。这次三叔没有告诉我袁五谷不是人。他好像仔细想了想，然后重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四个字。四个字刚说完，一歪头就走了。

    我三叔袁丰登的墓地在县城的一小山上，左边是棵老松树，右边是另一个墓地，是我二叔袁五谷的墓地。安葬了三叔后，我在两个叔叔的墓碑前哭了一整天，边哭边想着三叔说的最后四个字，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三叔说的竟然是：记不清了。

    这四个字是三叔在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也算是他的遗言吧！

（有删改）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

    ①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②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3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百米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10公里。

    ③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是补得太厉害，我6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那一阵子，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就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的苦。”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④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12片，她也会给我两片。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⑤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⑥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性格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那时庄稼囡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囡仔，长大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是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⑦我15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淹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⑧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⑨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3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⑩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5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⑪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⑫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文章选自林清玄散文《在梦的远方》有刪减）

受伤的骨头

任林举

    当了大半辈子乡镇书记，担了大半辈子土、抬了大半辈子石头的吴金印，到后来才发现，骨头有时是能够发出声音的。

    年轻时，他经常挑着两桶水走在山路上，或担着两箩头土走在乱石滩上。那时，他健步如飞，体态轻盈，身体和意志从来没有须臾的游离。扁担和肩膀的相接处不断传来均匀的吱呀声，他认定那是扁担的呻吟或者对所承重量的抱怨。肩上的皮肉有时红肿、有时酸痛，无非是和扁担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提一些不必理会的抗议，但这些都与骨头没有太大的关系。骨头一直保持着沉默。

    然而，当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们对着灯光屏讨论吴金印刚刚拍出的骨片时，每个人都惊愕不已。他们断定，吴金印的骨骼曾经出现过多处断裂。也就是说，他的骨头曾经在过去的某些时间里发出过可怕的脆响或闷响。医生们分析，他的骨头如果不是发生了癌变，就一定受过大伤，或多次在外力的冲击、重压下发生折断——肩胛骨和几处肋骨最为明显。

    对此，吴金印也感到有些迷茫。是啊，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骨头，从哪个时间开始，竟然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也发出令人担忧的变化和声音呢？30岁？40岁？还是50岁？他躺在病床上，在记忆中那些密如荆条的疼痛里搜寻，搜寻着一个与断裂有关的声音。

    是从县里开会后连夜往乡里赶，途中坠下山崖的那次吗？那时，他刚去山区不久，村庄与村庄之间还没有像样的路。人们行走的羊肠小路，不是在河滩匍匐，就是在山间高悬。虽然在这样的山路上摸黑行走，随时都得提心吊胆，但不管怎么“提”怎么“吊”，也保不准突然来一个“万一”。当那个突然的“万一”来临时，吴金印还是在失足的瞬间失去了清晰的意识，只觉得眼前一黑，倏忽一下，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就宣告完成，一切都是片刻的事情。当他再次攀着荆条和树枝重回小路时，他已不再记得曾经有过什么声音，山石滚落的声音、树木折断的声音、肌肉撕裂的声音抑或骨头断裂的声音……空空的山谷里，一片寂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拖着绵软无力的身子，走回了住处。无处不在的疼痛让他躺了两天，第三天他咬咬牙，爬起来，照样下田劳动。他相信，只要骨头依然保持着沉默，他就不会倒下。

    是在小店河造桥时，抬石头跌倒的那次吧？吴金印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块十分独特的石头，牛犊般大小，和所有的障碍一样，挑衅般横卧在那里，与行人的目光对峙着。石头的质地细密坚硬，似乎可以让每道遇到它的目光都发出铮铮鸣响。他走到巨石旁边时，群众也跟他走到了巨石旁边。于是，四副绳套、四条木杠、八个人就把千斤的重量放在了肩上。吴金印负重走在右侧的最前面，在人们的呼喊声中，以自己的步幅和频率引领着这个负重群体的节奏

    这一次，重力仿佛穿过薄薄的肌肉直接作用在骨骼上，他都能感到骨头的弯曲和颤抖，但隐隐的疼痛却不是来自骨骼，而是来自骨骼里面的肺腑。至于，骨头们有没有像绳索、木杠一样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吴金印并没有留意。汹涌的汗水和人们的呼喊打断了他对自身的聆听。此时，他要做的正是忽略和忘记，他的意识里只有距离，离开起点和到达终点的距离。

    突然，他感觉双脚一软，大地倏然倾斜。那一瞬间，他已分不清传递、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重量是众人肩上的重量、石头的重量，还是大地的重量；他也分不清那些混乱而沉闷的声音是人们扑倒的声音、石头落地的声音，还是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声音。十万颗金星在眼前迸射，旋即熄灭。巨大的黑暗，显影为一段记忆的空白。当吴金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只感觉到了右侧脚踝的剧痛。大面积的肿胀和瘀青，让他和围观的人们只看到和相信了那处“皮肉”之伤……

    医生的推断基于专业和科学，看来已不容置疑，但吴金印身上的多处骨伤，究竟缘何来、发生于何时何地，他本人也已经无法在记忆的地图上准确定位。再认真审视一下那奇怪的骨像吧！在两块光滑的骨头之间，那些粗糙的、疙疙瘩瘩的隆起物，究竟是一些怎样的存在？除了物质成分，是否含有大比例的精神要素？

    一个人一生都经历过什么，才能结出这样的骨像？那些从生命深处、从骨髓里渗出的东西，除了在断骨的衔接处固化为更加坚硬的骨，是否还有一些渗透到血液之中？或许，那些都是骨头们在漫长的进程里，与他头脑中的观念、意志以及外部形形色色的压力与各种重负争论、对话所积攒下的话语吧！

（选自《此念此心》，《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有删节）

重返乡下

陈忠实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一些吃食，回到祖居的乡村老屋。站在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小院里，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小的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间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南窗前丁香的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回到屋里，架在大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沏上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利的寒风里，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我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提。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萝筛两边分流了。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兑的。我们就像是社会大坐标的两极，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转眼间五月来了，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连一块巴掌大的裸露土地都看不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瞬间创造出神奇来。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垅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柳树，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得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屡圣洁的温柔，我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直到某一天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丝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见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厚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我在读到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苛的龌龊惹烦了，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当然，每有一篇小说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是我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陈忠实《白鹿原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