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中，商科以47.3%居首位，占比近半数，应用科学居第二位（16.2%），自然科学占比最低，为7.4%。

对于这一数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表示：“其实出国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数很多，我相信这些年归国人数也有所增长。随着‘千人计划’等各种国家政策的实施，对尖端科学的扶持力度都在增长，这也是未来吸引人才的重要方向。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希望更多的海归在国外有工作经历再回来，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有帮助。”

    调查显示，近半数海归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多数海归对国内就业形势和政策尚缺乏了解，就业信息咨询、海归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就业推荐是海归人员在回国之前最渴望获得的四项服务。

（摘自科学网8月14日报道）

材料二：

捧着红彤彤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任晓兵欣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2009年，作为第二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任晓兵毅然决定从日本回国，参与创建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带领一批青年科研人员矢志创新，在2017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任晓兵荣获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有更大的舞台，能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大施拳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任晓兵说。

统计显示，自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4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1978年至2008年引进总量的20余倍，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在这样的感召下，大量学有所成的留学人才回国报效祖国。

（摘自新华社2月22日报道）

材料三：

材料四：

    从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间，出国留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即申请到国外名校读本科、硕士、博士；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在一些局部，确实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2007年以后的出国留学数据和结构，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也提高了回国留学比例。

    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

（摘自参考消息网10月28日报道）

材料一：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地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材料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外，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互联网和科技与教育的结合不是新鲜事，近几年被不断提及的在线教育就是很好的例子。2016年又有一种新鲜形式迅速崛起一一直播课。直播其实是在线学习的一种形式，在互动性和教学效果上可以说完胜录播，成为当下最热门的K12辅导和学习形式。所谓K12教育，“K”代表 Kindergarten（幼儿国），“12”代表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中小学教育。

    对于K12消费者群体而言，因为每天上学、放学，学习的时间相对固定为晚上，在线直播是比较适合的模式。此外，教育机构之所以都瞄准教育直播课，还有一个原因是直播是当下比较靠谱的变现方式。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近7成家长会给孩子购买直播课，也从侧面反映了直播课被家长和学生接受的程度很高。

    直播课巨大的市场需求，在2016年促使一大批教育直播机构出现。

    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在2016年7月成立子公司北京东方优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在线直播课为核心主营业务，辅以在线一对一课程、私播优选（录播课）等授课方式。还有“好未来”，2016年，以录播为主的“学而思网校”转型直播+辅导模式，与其旗下另一产品“海边”分别开展直播业务。截至2016年8月31日，好未来旗下的学而思网校覆盖城市超过40个，学员数量在40万左右，占到总学员数的23%。在线下教学中心无法覆盖到的四五线城市，新东方和好未来都在尝试以在线特别是直播的方式渗透，触达更多的用户。

    一些新兴教育平台也推出了直播课程抢占直播市场，如猿题库更名为猿辅导、发力在线直播课、作业帮推出“果园直播课”、学霸君推出“不二课堂”等，甚至以游戏赛事直播出身的斗鱼也推出“鱼教鱼乐教育频道”，希望能在教育直播中分一杯羹。

    直播时代，最关鍵的是老师。“网红教师”似乎成了直播的最大看点之一，也成了学生选择直播课程重要的参考。而网红教师不仅是对传统教育行业的变革，也成为K12教育机构的主打牌之一，很多直播课就是在发展网红教师这一思路下争取更多的用户和利润，如猿辅导开出20-50万年薪招聘全职教师，发力K12直播大班课；作业帮的“果因直播课”，也是主打名师牌等。猿辅导联合创始人帅科认为，相比线下辅导机构，直播课可以不需要很多老师，老师的利用效率会更高。对于K12教育机构而言，只需要去选择最优秀的老师，给予强化培训。

    （摘自搜狐教育《2016中国教育行业白皮书》，有删改）

材料二

    选择直播课的原因

    直播课效果如何

    （摘自搜狐教育“2016年度消费者调查”）

材料三：

    在教师节前一天，“藏狂老师”创始人张浩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披露了平台运营数据：“疯狂老师”8月份完成课耗金额1.07亿元。张浩表示，“疯狂老师”的创立目标是改变中国教师的生存状态，而O20的决胜点就在于老师的生存状态。在媒体见面会上，张浩公布了8月份教师的收入数据：平台教师平均收入27936元，平台前30%教师平均收入75423元。“高薪，是对老师起码的再重。更准确地说，高薪是对优秀老师起码的尊重。”张浩说。近日，“疯狂老师”从平台里选出数十位优秀教师进京参加“超级名师成长营”，通过学习、研讨等形式，夯实老师的专业知识以及拓展眼界。正因为高薪和发展空间，张浩表示，机构老师高开机构，选择平台化生存已成为趋势。

    （摘自网易教育频道专稿《疯狂老师张浩：高薪是对老师起码的尊重》，有删改）

材料四：

    在新一轮的在线教育融资热潮中，K2领域融资的次数和规模都远超其他在线教育的细分领域，特别是学业辅导、英语教育这两个赛道已跑出头部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在2017年7月，猿题库融资额度达到1.2亿美元；8月14日，作业帮宣布完成1.5亿美元的C轮融资；近一周后的8月23日，在线外教英语品牌 VIPKID宣布获得2亿美金D轮融资。在线教育领域的融资金额在不断刷新纪录。不过，资本市场涌向互联网+教育，并非代表目前阶段的在线教育就是一门好生意。根据央视财经在报道中提供的调查数据，这个火爆行业却面临着70%的企业存在亏损的窘境。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在线教育今年已融资75亿却有七成企业深陷亏损泥潭》，有删改）

    材料一：

    短视频，是特指播放时长在5分钟以内的网络视频。它更加符合移动互联同时代的碎片化消费习惯。短视频在信息交流和传播中，相较于纸媒而言，它采用动态画面+声音的模式，其信息量和生动性远远超过纸媒的信息；相较于电视媒介而言，它的短小精悍和传播形态上的自由性也远远超越电视。而且，借助自媒体平台和各种App，用户还可以自由灵活地对短视频进行编辑、评论或者录制类似内容的短视频进行再传播。这样一来，短视频的社交属性也大大增强。

    在传统的使用文字、图片、语音进行社交的模式中，用户之间的社交模式相对比较简单，用于展示自己的机会不多，短视频平台让普通人的表达权利得到充分的体现，用户在社交中也逐渐从配角演变成主角，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也会针对用户的需求推送客产喜好的内容，并且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便于用户精准选择，提供个性化的社交需求。

    （摘编马剑峰《从短视频的流行看媒介社交功能升级与蜕变》

    材料二：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由于绝大多数用户并非专业人士，所制作的短视频趋于平庸化，这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走向庸俗，沦为粗俗，甘于恶俗，乃至违背公序良俗，挑战法律底线，就值得警惕了。有的用户在“吸睛就是吸金”的逻辑支配下，用充斥着“黄赌毒”的内容获得点击量；一些短视频平台奉行功利化的思维，往往放弃守“土”之责，只讲流量周顾正能量，片面追求用户活跃量而忽略内容质量，甚至为了“红利”使出黑招。众所周知，目前有大量年轻人活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如果对粗俗的内容听之任之，对错误的价值观放任自流，则不仅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更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治理短视频乱象，监管部门重任在肩、责无旁贷，此前，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部门，开展网络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为短视频行业带来了一股清风。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短视频传播的海量化、碎片化、便捷化和不可控化，为监管带来了难度，正因如此，消除短视频乱象，除了监管部门发力，更需要平台尽职，共同形成合力。

    短视频行业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以高质量的产品占领市场，以有品位的内容赢得消费者信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王石川《短视频，要流量更要正能量》）

    材料四：

    短视频发展初期，平台上的内容创作多为UGC（用户生产）模式，表现为门槛低，内容良莠不齐，少数创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为了保证持续性的内容产出，这些创作者往往走向专业化、团队化运作模式，如早期的papi酱。随着市场进入爆发阶段，行业进一步规范化，只有少数制作精良、具有深度的短视频才能获得关注。短视频已经走过最初的“草莽期”，开始越来越注重内容的质量。

    现在各大平台粗制滥造、俗不可耐的内容逐渐变少，获得用户高度关注的都是制作精良的短视频，而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PGC（专业生产）内容。短视频行业的“二八定律”渐趋明显——虽然短视频平台80是UC内容，但排名靠前的80%都是RGC内容，MCN（帮助内容创作者提供商业化变现的组织）模式迅速成为新的风口。

    MCN机构的涌入导致短视频领域水涨船高，一方面让短视频从策划、拍摄、剪辑、宣发、推广等环节都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促使更多优质内容产出，帮助短视频逐渐摆脱“低级”“庸俗”的标签。另一方面也导致短视频已经没有那么“亲民”，平台的算法推荐，流量倾斜都更青睐头部玩家，短视频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人人平等的发声筒。这从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其社交属性的削弱。

    未来的短视频领域将是门槛很高的行业，那个靠“喊麦”就可以火爆全网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陆地  杨雪  张新阳《中国短视频发展的长镜头》）

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我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国家航天局称，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的新篇章。

    科学家认为，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在此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为研究太阳、行星及太阳系外天体提供可能，也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

    嫦城四号探测器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共配置包括两台国际合作载荷在内的8台有效载荷，其中着陆器上安装了地形地貌相机、降落相机、低频射电频谱仪、与德国合作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等4台载荷；巡视器上安装了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红外成像光谱仪和与瑞典合作的中性原子探测仪。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显示，这些仪器将在月球背面通过就位和巡视探测，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巡视区形貌、矿物组份及月表浅层结构研究，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研究。此外，着陆器还搭载了月表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月04日）

    材料二：

    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2月15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嫦娥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批准，嫦娥四号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列的3个环形坑，分别命名为织女、河鼓和天津；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命名为泰山。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继忠表示，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国家在月球探测及其科学研究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我国利用探月工程嫦娥二号和嫦娥四号高分辨月面影像数据申报嫦娥四号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获得批准，是对嫦娥四号任务开创人类先河伟大壮举的纪念，也是开展嫦娥四号科学研究与应用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原创性成果。同时还是我国对世界月球探测的又一贡献，为国内外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位置标准及基础数据。”刘继忠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6日）

    材料三：

    坚持对外开放合作是中国航天的一贯宗旨。嫦娥四号任务亦是如此，嫦娥四号配置了13台载荷，其中包括与德国、瑞典、荷兰、沙特合作的4台科学载荷。中国将与这些载荷的研制单位一起组建国际科学家团队，共同开展对这些载荷所获取数据的科学研究工作。此外，嫦娥四号还配置了9台中国自主研制的科学载荷。

    除了数据共享、共同研究，嫦娥四号任务还有不少国际合作的元素。我国在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了测控任务，与俄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探测器安全度过月夜，与欧空局在深空测控方面相互支持。中美双方也开展了积极合作，利用正在月球轨道上运行的美国月球观测卫星(LRO)对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观测。

    国家航天局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国平表示，中国国家航天局欢迎各国同行参与到中国后续的探月工程和深空探测工程，包括联合研制、载荷搭载、共同开展科学研究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即将启动的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我们将向国际社会在轨道器和着陆器上分别提供10千克的载荷搭载机会。另外，我们的“鹊桥号”中继卫星，后续还有3到5年的寿命，欢迎国际社会利用“鹊桥号”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15日）

    材料一 

    智慧社区是社区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和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形成一种基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服务的新的社区管理形态。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社区是社区治理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是构成智慧城市的基层“细胞”。然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概念都将自身局限在某一领域。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谋划经济社会的智慧化发展。智慧社会就是将城市、社区以及其他治理单元结合起来，将整个社会作为对象进行整体性思考。

    （摘编自高奇琦《建设智慧社会要把握三大要素》，《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2 日）

    材料二

    智慧社区的基本构成图

    （摘编自乔俞豪《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研究》）

    材料三

    智慧社区的概念源于美国，2009 年 9 月，迪比克市和 IBM 启动了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个智慧社 区项目，运用传感器、互联网等技术帮助居民实时监测并调整其用水量、用电量。继 IBM 之后，思科、微软等科技公司成为推动美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2015 年 9 月，美国联邦政府将智慧 社区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发布了《白宫智慧城市行动倡议》；此外，许多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智慧 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

    欧洲也是全球智慧社区起步较早、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欧盟拟定相关倡议时，注重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在具体项目实施中，德国慕尼黑则成立智慧社区实验室让公民参与智慧社区建设规划过程。不仅如此，每个项目选取二到三个城市或街区、社区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向欧盟国家其他城市、社区推广。

    （摘编自李德智《典型发达国家智慧社区的建设经验及启示》，《建筑经济》2017 年第 11 期）

    材料四

    目前，北京市智慧社区的建设普遍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智慧社区难以推广、普及和融合。由于缺少国家统一的社区信息化法规，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缺少数据采集、设备接入等方面的统一强制性标准。一些网络服务商以及智能安防厂商，又纷纷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智慧社区。行业局限性和企业角度的不同，导致这些智慧社区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腾讯的智慧社区侧重云服务端，奇虎 360 侧重安全智能家居，这些都不能完全满足社区智慧物管和居民智能生活的多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社区居民还没有深入参与到智慧社区建设中来，特别是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另外，智慧社区建设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但目前北京市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着大量的行政性工作，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部分人员的素质不符合智慧社区建设要求，致使智慧社区落地应用不够好。

（摘编自梁丽《北京市智慧社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电子政务》2016 年第 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