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修心

张其成

    我们养生也好，做企业也好，管理一个组织也好，精神文化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神”“心”。这个“神”从哪里来？我觉得要从“轴心时代”的经典中来，养生把握住这个“神”，然后就能提升精神境界，提高生存质量，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

    何谓“轴心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文化形态，比如说传统的宗教文化、伦理文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已经基本定型，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高峰，叫“轴心期时代”。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在“轴心时代”达到高峰，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直至现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轴心期时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并不是越来越进步了，整个人类文化至今没有走出第一个轴心期，即“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高度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顶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这些智慧，这些精神文化。

    落实在每一个人的修养上（包括身体、心灵两方面的修养），我们也发现“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化是养神的最好工具。就养神而言，仅仅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并不能保障人类必然享有幸福，而来自于“轴心时代”文化的智慧是解放保障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大助力。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儒家、道家、佛家和医家都与人类“轴心时代”渊源有自，它们无论哪一家都非常关注修心。修什么“心”？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殊途同归，都师法“轴心时代”的文化经典。

    儒家讲“正心”。《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叫“三纲领”，归根到底是要“止于至善”——要守住人性中最本真、最大的那个善念。然后逐步展开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经过了止于至善、定、静、安、虑，然后人就能心安理得。那怎么做呢？按照儒家的规程，那就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正”的这个“心”实际上就是仁爱之心。

    道家讲“静心”。《道德经》认为最高明的是“致虚极，守静笃”，就是要回归到虚静的状态，所以，道家“静”的“心”是一种虚静之心、自然之心。这个“自然”不是大自然的意思，这个“自然”就是本然，指的是人本来的那个样子，不虚伪、不做作，与自然界、社会、他人安然相处，自己的身心也和谐一体，不跟自己较劲。人本来的样子就是虚静的，所以道家讲要“静心”，修虚静之心。

    佛家讲“明心”。“明”的这个“心”就是慈悲心、平常心、虚空心、精静心，也就是人的本心，所以叫“明心见性”。佛家怎么“明心”？有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是指世外高人，是一些有很高智慧的人，一些超常的人，这些“世外人”是“法无定法”的。他们有没有法门？他们也有“法”，要有所依据。但又没有“法”，是“法无定法”，即没有固定的法门。下面一句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天下事了犹未了”的“了”就是完结、了结，但是又是没有“了”，有的事情是没完没了，这就叫“了犹未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了了之”呗，这就是佛家的大智慧——“明心”，即明白世界的本性，明了自己的本心，那就不会纠结了，就能很聪明地应对各种生活，幸福感就提高了。

（《东方早报》有改动）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①“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②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③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④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⑤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⑥“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由浙江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与中国绿化基金会合作发起的“蚂蚁森林”公益造林项目，截至2018年lI月，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等7个盟（市）落实项目造林35.5万亩，植树3200多万株，投资1. 67亿元……“蚂蚁森林”项目是蚂蚁金服集团支付宝客户端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减少碳排放量，待能量累积到相应数值后，用户可在支付宝认养一棵虚拟树，由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金服生态伙伴在规划区域种下一棵实体树。

    （摘编自《中国绿色时报》2018年l1月28日）

    材料二：

    淘票票买一次电影票可以生成180g的能量，一个用户在淘票票购票100次就能在蚂蚁森林种下一棵梭梭树，那梭梭树的种树费用就由淘票票承担。同样，盒马鲜生、哈啰单车、饿了么、钉钉等也要为用户的能量付费。当然，在这些可找到源头的能量之外，还有很多普惠性的能量产生场景无法找到源头，只能由支付宝付费。乘坐公交地铁、行走、线下支付……这些找不到源头的能量场景均由蚂蚁金服买单：蚂蚁森林表示，他们还在做开放的伙伴计划．，这些能量场景的入驻都是开放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开放。你种下的梭梭树、红柳、胡扬、樟子松、柠条并不都是支付宝出钱，这个事实有没有颠覆你以往的认知。你在蚂蚁森林里兢兢业业地收能量、偷能量、种树；蚂蚁森林用能量“勾引”你用淘票票、飞猪买票，用哈啰、乘车码出行；而为你低碳行为买单的企业则在用蚂蚁森林能量吸引你的消费，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亏。在这过程中，你用自己的低碳环保行为种了树，商家用能量赢得了你的消费，支付宝的蚂蚁森林拥有了超高好评，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种高级的公益。

    （摘编自《新浪财经》2019年7月12日）

    材料三：

    来自浙江的“90后”小伙沈钧亮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靠种树站上了联合国领奖台。当地时间9月26日晚，沈钧亮作为支付宝蚂蚁森林5亿种树人的代表，在纽约颁奖典礼现场接过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一周前，联合国环境署宣布，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2019年地球卫士奖的“激励和行动”奖项。这也是继塞罕坝林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之后，中国的绿色创新项目连续第三年获此奖项。“改变世界是意外的，但我自己首先被改变了。”在颁奖典礼现场，沈钧亮分享了他的种树故事：玩蚂蚁森林三年，爱上早起和跑步，减掉了110斤体重．种下了14棵真树。“是蚂蚁森林帮我养成低碳生活的好习惯，这三年，只要能走路我就不会坐车，”沈钧亮表示，坚持走路和跑步很辛苦，但想到自己努力种下的树正在守护地球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我跟地球一起变好了。”就在地球卫士奖颁奖当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官网宣布，因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路径探索和积极示范作用，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应对气候变化项“灯塔奖”。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9月27日）

    材料四：

    “蚂蚁森林”由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于2016年8月在支付宝平台推出，用户通过在“蚂蚁森林”里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在线支付水电费等低碳行动积攒“绿色能量”，在手机里“种树”。用户每养成一棵虚拟树，“蚂蚁森林”和公益伙伴就会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树。截至今年8月，5亿“蚂蚁森林”用户累计碳减排792万吨，在荒漠化地区种树1. 22亿棵。蚂蚁金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表示，“地球卫士奖”是对“蚂蚁森林”项目的肯定。技术和开放平台让人人参与低碳生活成为可能，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参与者。过去3年“蚂蚁森林”影响了5亿人，未来3年“蚂蚁森林”的目标是带动全球10亿人参与低碳行动。在防治荒漠化、保护环境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如何让农民的收入更多来源于青山绿水。除了通过种树提供就业机会外，还希望通过农产品开发项目、电商平台等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9月27日）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

儒家思想的建立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①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

②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节选自许倬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