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诗歌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导致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

    好诗歌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

（节选自郭国昌《诗歌价值如何认定》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铉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意思是：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是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描写过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就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禳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的别名是鶤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百合花》在爱的精神上与《红楼梦》是相通的，茹志鹃用古典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故事。独石成峰的《百合花》既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一个庄严的致敬。

《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就是直接“摆事实”，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人物心理活动的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百合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事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

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和观念的世界。正像《红楼梦》通过花草树木来彰显人物的性格，来暗示人物的境遇和命运一样，茹志娟也通过对大量自然物象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美好的内心世界。当然最具核心意义的象征意象还是百合花。百合花是充满温馨感的幸福之花，而在《百合花》中，“百合花”至少可以被解读出两个层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是对勇敢的牺牲者深情的赞美，一个是对纯洁而惋伤的母性之爱的表达。这个象征甚至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义层面：一个稚气未脱的战士，尚未体验过爱情的欢乐，就被战争夺去了生命，死得太可惜了。我们有太多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文学叙事，但却往往过于“宏大”，过于空洞，甚至过于冷漠。所以，在茹志娟这里，这种由“百合花”象征着的充满母性之爱的伟大情感，就令人特别感动。

《百合花》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就是赞美人们之间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里，“我”对通讯员是爱着的，新媳妇对这个孩子似的战士也是爱着的。这里既有两位女性对于通讯员基于母性意识的疼爱，也有模模糊糊的异性之间的纯洁的喜爱——只是后者像火花一样，刚刚问现，就熄灭了；然而，也正因为稍纵即逝，它越发显得美好、宝贵。这种羞涩而敛抑的爱的情感，乃是《红楼梦》中描写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种情感。可以说，正是《红楼梦》教会了茹志鹃洞察和描写这种纯洁的爱。“为什么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说，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爱情的幸福旋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没有爱情的爱情、母性之爱，这不正是《红楼梦》里许多人物之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的特点吗？不正是茹志鹃对《红楼梦》所表现的生活情调的认同吗？

（摘编自李建军《〈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

小壹同学在网站上查阅“批判性思维”相关资料时，读到了布鲁克菲尔德这本《批判性思维教与学》，下面是该书的部分图书目录、试读内容以及读者评论。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图书目录（部分）

试读内容

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小组学习是最有趣的学习方式，这一说法出现在大部分问卷中。约80%的学生声称，小组学习中那些切中要害的问题让他们受益最深。似乎当同伴指出来的时候，学生更能发现假设和新的角度。他们生动地描述了被同伴提问一些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时的情形，从同伴对自己观点的反馈和提出的不同角度当中，他们学到了很多。不论是从它的预测性还是反复出现的频率来看，这一发现都值得引起注意。一节又一节，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学生不断地告诉我，正是通过小组学习中的同伴交流，才让有时十分抽象的批判性思维有了血肉，更容易让人理解。

考虑到通过深度自省来认识自己的动机、假设和世界观有多难，若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学习，也就不那么让人吃惊了。认识假设是一项困难又矛盾的任务，没有几个人能靠自己未完成，不论我们以为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准确，都难免是在用自己的思维框架来认识自己的思维！这就像一条狗试图咬住自己的尾巴，抑或一个人试图在壁镜里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囚徒，被困在自己的认知框架中，被我们的思维左右看。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左右着我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反过来肯定这些假设是正确的，最后形成一个自我肯定的循环。要辨别我们的假设，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自我及自己的行为，根深蒂固的假设对我们的影响太深，很难通过自我意识认识清楚。

然而，借助朋友和同事未认清自己的假设，也存在一个问题：你找到的镜子常有着跟你相同的假设。这时，同他们交流只会形成一个封闭环，不断肯定同样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就像我们倾向于读一些跟我们意见一致或我们觉得亲切的作者所写的书一样，我们也倾向于找一些跟我们态度一致或熟悉我们的态度的同伴，人们极少有意通过一些跟我们意见相左甚至动摇我们既有信念的书籍、会话或做法，来进行反思。因此，作为老师，在设计小组学习活动时，要确保你设计的活动能提供一些让学生感到吃惊的信息、问题或思考角度。

系统地找出假设常被人们有意地避免，以免带来什么后果。没有人想知道自己相信了那么久的观念竟然是歪曲的、错误的，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共享的过程，尤其是当看到别人在寻找假设和新角度时也是痛苦万分的时候，一切就容易接受得多了。学生大体上认为，被同伴提问或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比由老师提出来得更舒服。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同伴更可能用接近学生经验的用语和例子来提出问题或指出新角度，所以，用学生熟悉的语言提出的问题和角度更容易被接受和准确理解。作为一名60多岁的老教师，对我来说，用学生容易接受的例子和语言越来越难。要是60岁的我和18岁的学生有着一样的生活方式，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喜欢一样的音乐，使用一样的社交媒体，反倒让人觉得吃惊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权力分配不同，并不是说权力分配在学生之间不重要，恰恰相反，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在学生小组中也一样重要。学生之所以和试图掌控整个小组的组员合作，要么是因为他对话题感兴趣，要么是因为他是个自大狂，乐于倾听与自己一致的观点。换作是一个老师告诉你要质疑自己的假设，或者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度，再或者你忽视了某条信息的重要性，这比听一个最自大、自吹自擂的同学说这些更可怕。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细心组织小组学习活动的重要性。我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学习的时候，有一个限定条件。据学生反映，最有效的学习活动是那些一开始就把基本准则说清楚、理解清楚，把焦点放在批判上的活动。社会学习绝非闲谈或者散漫的对话，而是让学生认真地相互倾听，相互提问，揭开假设，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或想法。

能实现上述目标的社会学习，有两种组织形式：情景分析和批判会话。这两者都运用了同样的批判性思考方式——寻找假设、考虑如何检验假设，最后找到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两者都受益于参与者给出的不同答案和建议，但两种练习的强度明显不同，后一项强度更大的练习有着严格的基本准则，确保同伴在给出批判性反馈的同时，不会随意评判别人。

读者评论

作者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位倡导批判性思维的教育者的个人经历。他的洞见和诚恳的讲述是宝贵的、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