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黄朴民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黄金岁月，是古代政治走向清明、积极进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朽象征。在“贞观之治”的诸多优良传统中，“和谐”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内涵，它体现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属性，象征着“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唐太宗李世民以博大的襟怀与气魄，在治国经武时做到虚怀若谷，宽容包纳。这表现为：在制定方针，实施政策时，能够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在君主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能够容忍魏征等臣下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在胜利面前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在人才任用上，能够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在民族关系处理上，能够摈弃狭隘的“夷夏之辨”畛域，打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怪圈，奉行“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理念，甚至赦免宿敌颉利可汗的性命，从而最大程度上化解了长期以来因民族征伐而积聚的民族仇恨，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和而不同，因事设宜”。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用人上，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像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能断，唐太宗使两人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佳话。又如在边疆治理上，提倡“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不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这样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造就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

    “文武并用，恩威互补”。考察“贞观之治”，我们能够发现，唐太宗君臣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很好体现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显著特点。如一方面，提倡法制，执法不避权贵；另一方面，注重教化，以温和的德治方式争取民心，“令上下同意”。一方面，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另一方面，又敢于决断，雷厉风行。做到了“仁”与“礼”的有机统一，“德”与“刑”的相辅相成，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又如在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高者抑之，低者举之”。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贞观之治”为后世封建社会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其三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扩大统治基础，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某些粉饰之辞，但所概括的“贞观之治”的显著成就，还是基本可以信从的，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煌煌治绩的背后，所蕴涵的正是追求和谐、实现和谐、维系和谐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之时代精神，它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内核，其价值、其意义乃是超越时空的，留给后人以永远的追慕与启迪！

（节选自《光明日报》2008年5月   有删改）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到乌镇，看木心美术馆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木心美术馆已经落成。

    人来人往的乌镇，地道的江南水乡味道。一如木心《从前慢》的诗：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行者以为千年往事都这般活在寻常巷陌里头，走着走着，不免发现整个镇却似一个怀旧的情绪博物馆。那些缠绵的温情，忐忑的相思，在水中，在摇橹声里，在拐角的小桥上，在长街夜色拥挤的人群中，盈盈绕绕，都陈列在眼皮底下，久了让人无味。

    西栅的美术馆却安静。一方宁静的水上，横竖几抹白色的墙，极简约的外观，像是一顶桥。听说临终的木心看着美术馆设计图，喃喃自语。今天的美术馆，进门就见到这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

    想到桥这个意象，就想到读木心作品的感觉。木心的作品，很有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2007年春天，我初读《哥伦比亚的倒影》，一片错愕，随手在页眉上涂写：“看木心的散文有点颠覆传统的感觉，不是习见的散文，在形而上的思索中，隐约见到一些作者经历的影子，暗暗让人揣摩其家当是大户，生当盛世自然顾盼生姿 ， 乱世也见许多讲究。”我揣测“木心也许是那种在欧美成熟的作家吧，眼界和视野都远较土生土长者开阔，也怪异。一些名篇，如《明天不散步》《哥伦比亚的倒影》，写得都异常，倒是《上海赋》，琐碎铺陈得淋漓尽致，算是能让人知晓许多上海旧事。”

那时候不知道木心其人，不知道文字里头那些氤氲的味道，是做作还是自然流露？揣测的心境很像梁文道说的：“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指木心)是台湾作家，或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时候，那边的圈子也在探听是不是一个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土。”

    这么多年下来，木心也终于只是在读者圈中知晓。仅此而已。

    乌镇东栅有木心故居，西栅有木心美术馆，都不引游人注目。我们在故居门口排队，蜂拥而过的游客会偶尔驻足问，这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得到一个回答后，“哦”的一声，继续跟着导游的旗帜和小喇叭中的解说词远去了。

    “大家看门前的大狮子，传说王母娘娘……”总是如此。劣质的导游词不知道谁写就，所有的景点都充斥着虚假的传说。游人们心底没有神话，对传说也“哦”的一声，和导游彼此心照不宣 ， 又继续赶点去了。

    木心美术馆里并没有传说。庶几近之的，或者也有。陈列在展柜中细如蚊蚋的狱中书简，让狱中岁月一如传说。美术馆兴建背后的师生情谊，见古礼古风一如传说。传说有时候就是这不能言说的历史吧，有时候就是遗失不再有的情怀吧。

    我们在美术馆前面拍照，雪在栏杆上积得有些厚。朔风射眼，冻得南来的人瑟瑟地抖。步行的游客经过，也取个背景拍几张照，听说要再购票进入，追问一句：“木心是谁？”转身走了。

    木心是谁？馆内还是有零星的介绍的，旧物如新，旧语如新，在展厅的光色声影中，拼凑起来，大抵如是。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后求学于杭州、上海，少时受教于夏承熹。1946年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后又转入杭州国立艺专，在林风眠门下学习中西绘画。四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生涯。后因言获罪，被捕入狱18个月，早期作品全部散失，在狱中用写自白书的纸和笔写出了65万字的《狱中笔记》。1982年，前往美国，从此长居纽约。抵美之后，重新开始密集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的文学刊物，获得专刊、专访的待遇，并结集出版。从1986年到1999年，在台出版作品集十二种。2006年，他79岁，其作品集首次于大陆出版，也是这一年，他离开美国，回到了故乡乌镇定居。2011年，木心去世，从此转身也走不了了。

    其实，我是在想，把木心美术馆建在乌镇好么？乌镇古镇其表繁华其里，再好的人，再好的东西，会不会被如织的游人的目光洗去特质，最终如不远处的茅盾故居一般，成了导游嘴里一处乏善可陈的老房子？

    木心的特质是什么？我曾经想，他的文字是荒原、雪域，越读越在阔大的平淡中觉出滋味。他的散文是当下散文界的一个异数。大量生僻字、典故，倾泻而下，文白相杂，新意迭出，会让不熟悉的读者晕头转向。童明曾评价：“木心的文字令今日汉语读者略感陌生又新意盎然，直接原因是他把中国古文化的精粹注入白话，文笔陶融了古今的语汇修辞，或叙述、或抒情、或点评，张弛抑扬，曲直收放，皆见独到之处。”有时候，读到“花叶茜明、萧闲、葛蕊”这样的词语，会突然怔住，觉得自己落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推门出去，却突然是古长安的街巷。

    推门进去，却是一个现代感十足的建筑。木心美术馆融合着现代建筑的干练和明快。走进去，沉浸，逐渐沉浸，彻底地沉浸。某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有着落地大书柜的小图书馆，坐在阶梯上，目光尽处，枯山水一圈圈的涟漪仿佛年轮一圈圈。

    图书馆里收藏木心阅读过的大量作品。听说，木心小时候是在其远房叔叔茅盾的书房中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的。他的笔下，一会儿是琼美卡的小路，一会儿是哥伦比亚河边的倒影，一会儿是埃及的金字塔，一会儿又是盛唐的嘉峪关，欧风美雨，汉唐明月，衔接之处竟如随风潜入夜的细雨，没有丝毫觉得突兀，只剩下你的思绪跟着他做无尽的神游。

    这种风格，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也很明显。在他对文学史人物和作品的亦庄亦谐点评中，可以看到，木心真是一个调皮的老小孩。他说：“卡夫卡就像林黛玉，肺病，也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谈到哪吒，“哪吒是尼采的先驱，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这哪里是文论者有过的论调？

    美术馆里最多的自然是美术作品。那些画作，色彩和线条的想象中，会有一些粼粼的思乡的梦么？或者只是一个时间的过客的信马由缰？灰白的展厅墙上，一行行镌刻着木心的诗。那韵味，像一颗琥珀，闪烁着时光流逝的光芒。

    “你这样吹过/清凉，柔和/再吹过来的/我知道不是你了”

    他写五月，低吟声里没有一丝的呜咽，却在最后让人怅然若失。他写离人：“十五年前/阴凉的晨/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哪有你，你这样好/哪有你这样你”

    这些诗，是韦庄？晏殊？还是木心？思念的唯一，时空里头的荒凉，亘古以来的诗人各有意境，却有共同的悲凉。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只看一个木心美术馆。

（取材于吴合众的同名散文）

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注】《时间简史》：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作品，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

材料一：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摘编自《金庸作品的魅力和文学养分 思想淬炼与境界提升》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6日）

材料二：

【注】①此处小说指14部长篇武侠小说。②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

（数据来源：《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问卷调查》）

材料三：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摘编自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9日）

材料四：

    在空间距离最近的香港读者眼中，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世界第一健笔”。

    《明报》之所以能在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他的社评分不开。“我必须要写好社评后才能放心吃饭”。金庸有意识地让社论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更是金庸社评的主要话题。1964年，金庸在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分配不均》的社评中谈到粮食安全，“纵然有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数百万人陷于饥馑；非洲方面，每一个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只够他本人及家庭成员吃”。他以日本作示范，认为其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面对复杂变幻的时局，金庸也总是强调人民性。“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因此《明报》得到市民群体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环球人物》杂志2018年11月13日）

    材料一：

    一般而言，技术总是被企业家最先应用在经济领域，用以创造财富，这符合技术扩散的规律；但伴随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智慧”的技术，导致整个社会的运行变得日趋智慧化，是为智慧社会。可以说，智慧社会是“智慧型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目前的认知来看，智慧社会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关，智慧城市的社会形态必然是智慧社会。目前全球都在积极建设智慧城市，比如，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韩国提出实施U－City计划，美国白宫发布了首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国家级战略，计划投入1.6亿美元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澳大利亚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英国则积极发展“未来城市”等。

    (摘自《学习时报》《从“智慧型经济”到智慧社会》)

    材料二：

    艾媒咨询预测2017年我国可穿戴医疗设备规模将达到47.7亿元。

    材料三：

    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更是为人们描摹了未来智慧生活的美好轮廓。

    “太神奇了，微笑居然能打折，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在互联网大会期间，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惊讶地发现，在走进无人超市之前扫一下二维码，购物后便可以直接离开；凝视某件商品，系统会捕捉他的表情，计算他对商品的偏好程度；只要他笑了，结算时便可以打折，不同的笑脸会得到不一样的折扣力度。

    互联网将为人类带来更为超乎想象的“红利”：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人工智能对早期筛查肿瘤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人和机器可以互联互通，机器能够预测人脑中可能会想什么，通过大脑里的信息和指令能直接让机器以比人类在智能手机上快5倍的输入速度打字……现在，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捷而有尊严。

    (摘自2018年2月1日《光明日报》《“微笑居然能打折”》)

    材料四：

    在2017年12月初举行的移动支付智慧厦门合作伙伴峰会上，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携手腾讯签署“移动支付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对此，“腾讯互联网＋”副总裁张巍表示，签约后双方将联手推进“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在各领域的发展与应用，共建“智慧厦门”。

    此外，峰会现场启动上线的“市民卡APP”是全国首个推出以信用服务模式，按全市统一二维码技术规范建设的手机应用客户端。厦门民众可用“市民卡APP”先乘车后付款信用乘车、医院诊疗费用一键结算、扫二维码消费支付及自助扫码借还书等，享受医疗健康、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便利。

    在与厦门市政府的紧密合作中，腾讯赋能的智慧城市在“智慧交通”“智慧零售”“智慧医疗”等领域落地。在厦门，智慧城市正从概念变为一种切实的生活方式，为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更多智能化、人性化服务。如，腾讯乘车码的上线，让厦门市民和外地游客可畅享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乘车服务。

(摘自“中国新闻网”《厦门市和腾讯合作全面发力“智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