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村庄上路

卢年初

    我那时以为这一生大概只会做一件事：离开村庄。

    我并非在村庄里过得不愉快，那里的水土很适合我，只不过村里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把离开村庄当作出息。我选择一个夏天离开，人们都在打瞌睡，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有什么留恋，以为我带走了村庄的什么东西，我走得要有出息，能留给他们的全留给他们。

    后来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路上累了歇脚的时候，把行囊打开，里面装的是一整个村庄。我很羞愧，我曾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把它们抖掉，但人生这段漫长的路上，想要的东西还未得到时，原来拥有的东西你也还无法舍弃。在县城读书，我不能舍弃我的贫穷。在寄宿的同学中，我的伙食比许多人都要差，一般我只买个小菜，另外吃自己带的家乡菜：咸鱼、坛坛菜、鲊辣椒。肚子饿了，就用炒米茶充饥。炒米茶是母亲亲手做的，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红糖，很香。在省城读书，我以为离村庄越来越远了，但我却无法摆脱家乡话的困扰。在机关里办公，我摆脱不了家乡老土的做派。我常常怀疑同事是不是私下里议论我是个乡巴佬。我常见到来看我的老乡，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我为此忧戚：难道真的就抛不开村庄了吗?

    在我尽力掩藏村庄时，村庄却如影子一样照看我，照看着许多像我一样从村庄出来的人。我毕业后被安排到这座城市，在城里我遇到一个叫莲的女子，她的一切都具有村庄的风韵。她不在乎我的家底，却看上了农家孩子的勤劳和朴实；接受她的爱情，我知道又等于接受了村庄的一笔恩惠。后来，我的继父、母亲跟着我进了城，开了一家土菜馆，曾经叫我害羞的家乡菜，全部端上了大桌子。家乡菜全部来自家乡的风水，别有一番滋味。借助土菜馆，我发了一点小财，我真的离不开村庄了。我开始懂得，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永远都是村庄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村庄的累赘；我们把她的善良播撒，也把她的丑陋翻新。

    不知何时起，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脱口而出。我走到哪里，村庄都扑面而来。村庄的竹器、村庄的粮食、村庄的花卉，全都进了城，我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跟着我进城的。我们这些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聚会，侃起村庄，就好像是在村庄的某个田亩说话，高昂铿锵。当我们贫穷，老把村庄当作羞涩；当我们富有，又拿村庄来调味，我们永远在把村庄当作铺垫，当作背景。

    总感觉对村庄有所亏欠，总是不想爽爽快快承认，终于有一天，我的灵魂在不断在拷问中，村庄才真实地的凸现出来。走吧，回吧，从村庄出来的人，回去干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干。村庄最初不认识我们，但等我们一开口，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毕竟赤身裸体地摸爬过，村庄还残留着我们的呼吸。其实正是我们想再次缩短和村庄的距离时，村庄似乎在一点点远去。村庄的风物，村人的思维，常让我们寡言少语，我们走近亲近，又走近了陌生。我们对村庄难以有什么回报，因为过去我们带走的太多。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一把铁锹，而是别的东西，这只有我独自在夜晚书写文字时才真正知道。

    而我那时疏忽了的是，我的文字又把村庄打扰了。我这后半生还有最大的一个愿望要实现，那就是什么时候，要让村庄打个盹儿，我要带着我去上路。（本文有删节）

老街的生命

陈启文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浮荡着南方春天的漂浮物。一条东江宿命般流到这里。已是下游，河流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也带来了一座繁华的人间城郭。中学联盟十万株杜鹃花一夜之间全开了，南方总是充满了燃烧的信念，木棉花开，紫荆花开，一开就像热烈的、跃动的火焰。但这么多的杜鹃花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春风吹过大地，我的两眼已姹紫嫣红。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条传说中的老街。但它如同早已不知去向的失踪者。挡住我视线的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楼。

    对于一条老街和一些老建筑，遗忘也许是最好的状态。然而，就在你打算放下某个念头时，一个不经意的转身，便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一条暗藏在高楼大厦背后的老街就这样出现了。它安详，低调，淡定，像一个驼背的老人。

    走进这条老街，一下就感觉到了历史的漫长，这条街是当年岭南除了广州以外最长的一条骑楼街，现在又是岭南骑楼保留得最完整的一条街。坚持比决绝更难。如今，在广州，在东莞，在岭南诸城，许多的老街和骑楼都被拆除了，被一片片现代新城所占领，这是必然的。怀旧不属于南方，这里不需要怀旧也没有时间追缅什么。南方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充满了工业和现代化词汇——资本、研发、CPI、品牌……对这些我原本充满了抵触情绪的词汇，甚至是对纯正的汉语构成了污染的词汇，现在我也能够坦然地接受了。南方就是由这些语词组成的，我就像感受这里的阳光、海风一样感受着它们的灿烂、活力和无与伦比的激情。在南方，我永远在不停地仰望，这也是我不断重复的一种姿态。

    在其他地方偶尔也会看到一些骑楼，由于年久失修，到处破破烂烂，只余一些断垣残壁。它们的存在，仿佛是一种颓败而苍凉的坚持，好像在看谁能坚持的更久。拆，还是不拆?很多事都经历了过度的诠释，也成了现代人的一个悖论。很多地方拆了残破的老街，突然又后悔了，又开始拆刚建起没有多少年的高楼，然后建起一条条仿古的明清街、骑楼街。

    走进这条老街，看得出，它们也被重新修复过，粉饰过，古朴的气息里已混入了太多现代涂料和墙漆的气味，但骨子里的东西还属于过去的岁月。它们不是剩下的事物，而是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在这些老建筑的背后，是人们在抵御着商业大潮和强大诱惑中的艰难坚守。

    没有历史内涵的老街和老建筑是肤浅的，仅仅只是作为怀旧或追缅而存在的老街和老建筑也只是另一种老照片式的陈列。房子得有人住，店铺得有人开，街道得有人走。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隔世的沧桑，还应该散发出生命的气息，让人感觉它的灵魂，听得见它的心跳。如果不是这样，哪怕把它们保存下来，也不过是一张历史蜕化的空壳。石龙的这条老街还是活的，听着一声声拉长了的吆喝声，让我觉得，很多早已消失的事物又像失踪的灵魂一样回归了这里。

    在这里开店做生意无疑也是一种坚持，门庭冷落，顾客稀少，看那些店主的表情，在执著的守望中已夹杂着焦虑疲倦之色。他们也许要一直耐心地等到蝙蝠开始在老街上飞舞，这里才有更多的行人和顾客出现。

    我看见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在这里摆摊。有人说，他前不久还是一个老板。现在，他又回来练摊了。这不是行为艺术，也不是一个富翁想要重新体验一下他当年艰辛惨淡的起步。他是真的在一场危机中完了，把房子卖了、车卖了还抵不上他欠下的债。

    我在街灯温暖的光晕里偷窥着，一个刚刚经历过大起大落、背着巨额债务的南方男人，他是那样从容淡定，一条腿伸向前面。用一条后腿保持着平衡，这是一种随时都准备出发的姿态，或在一种下意识中完成。而更真实的，是他把接过的一张张皱皱巴巴的零钞，一元两元的，在手掌里仔细抚平，仔细地数过，然后折叠好，放进他的牛仔裤口袋里。他的这个动作，让我两眼咸湿，像海风的味道，一直伴随着我走出这条漫长的老街。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她已不太重要。一条广深线早已取代了当年的黄金水道，从石龙北上广州南下香港的距离，那条节奏缓慢的水路，一条船差不多要走上一天，现在已经缩短到了半个小时。我没有在这条河边停留，就直接奔向了每隔十分钟一班的和谐号。在南方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在十万株杜鹃花簇拥的大道上，我疾走如飞。

（选自《散文》2011年第5期，有删改）

十八岁的电影

红鸟

    清明节又到了，坐在家里，一阵落寞，就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十八岁的电影。

    十八岁那年，我在陈城读高中。离开了家，就像脱缰的野马，再也没有了束缚。那时，接触了一帮子小混混，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时不时地打个小架、谈个恋爱，成绩总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日子过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蹲在铁道边抽烟，你一言我一语地胡喷大侃，正巧父亲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当时他戴着大檐帽，车后座带了一壶油。我想坏了，烟在手里也扔不及了。可是父亲在我们身边并没有停留，哗啦一下就过去了。

    高一下学期，父亲开始肚子疼痛，头冒冷汗，他舍不得去医院，因为那需要一大笔开销，就自己去药店拿点止疼片吃，日子久了，病情就加重了。他自己偷偷跑到医院，拍个片子，医生一看，纷纷咬耳朵，父亲就知道坏了，他最终还是知道了病情：胃癌晚期。

    在市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转到了省医院，每天都是挂吊针、喝中药。有时候我妈陪着，有时候就他自己。我决定逃学去郑州看望他。

    到了医院，他正躺在病床上，面黄肌瘦，胡子也好久没有刮了。看到我来了，他很吃惊，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就是想来看看你。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他那天下午精神很好，慢慢地坐了起来，和我聊他以前经历的事情，讲我小时候如何调皮，讲他年轻的时候如何追我母亲，还和我讲如何做人。最后，他让我帮他换上新衣服，他说要带我去看一场电影。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坐在3 排的5 号和6 号，电影开始之前，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愣住了，没有敢接。他说，抽吧。我颤抖着双手接过，却并没有点着。也奇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一直到现在。

    那天放的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那人那山那狗》，讲述的是一个老邮差退休后儿子第一天接替自己工作引出来的故事。儿子高考落榜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家后，做了大半辈子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儿子上班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仍不放心，带上长年在其左右的忠实老狗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之旅。

    起初，父子两人因为长期隔膜只默默走路，渐渐地，通过与不同村民尤其一个漂亮女孩的接触，两人渐渐打开话匣，对彼此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秀美如画的风景中，儿子慢慢明白了父亲工作的辛苦和意义，也明白了父亲深沉的爱，父亲也渐渐体会到他二十几年来对家庭的亏欠。

    影片里最让人动情的场景，应该是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那一段吧。儿子对父亲说，你背我那么多次，现在我长大了，应该我背你了。父亲伏在儿子的背上，一个山一样的男子，就那样湿了眼睛。我承认，我也感动了，眼睛湿润了。

    电影散场后，已经很晚了，外面刮起了风，很冷，父亲显得很疲惫。我说，爸爸，我背你走吧。他没有说话，像个小孩子似的伏在了我的身上。我背起父亲慢慢地往医院走，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生怕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父亲的身子已经很瘦削，我感觉好轻，好轻。父亲的双手耷拉在我的耳边，一晃一晃的，是那样的无力。父亲伏在我的背上睡着了，我走得很慢，很慢，好像我背上背的就是整个世界。

    在医院待了三天，我要回去了，父亲去送我。在火车站，他站在风里面，目送我上火车，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把从火车站买的小糕点递给了我，示意我路上吃。

    一个月后，父亲病重，在医院里去世，享年49 岁。当父亲的遗体运到家里时，我竟然没有了泪水，只是久久地跪在父亲身边。

    如今我已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年新生入学，我都要给学生放《那人那山那狗》，学生们看得很认真、很动情，慢慢地就能听到不少学生轻微的啜泣声。我能做的，只有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让我的思绪像风筝一样，离开教室，飞到家乡的大平原，飞到父亲身边……

木笛

赵恺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有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校阶梯教室。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他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们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答：“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答：“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决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听到这句话，朱丹眼中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着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地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光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也一身雪白，手中也擎着一根燃烧的红烛。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深  巷  子

塞壬

    巷子口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开了一个卖蔬菜的小店子，我上下班都经过那里。时间久了，我跟他们混得很熟，有时我在超市买了菜从他们店前经过，觉得很不好意思，一脸的歉笑。男主人看懂了，他冲我点头，那意思是，没关系的。我只得进店来，跟他们聊会天，缓冲尴尬。

    他们店子生意很好，虽然这一路有很多这样的店子。从三个方向进出的人，都经过这里，去外面赶车上班。暮色中，这些人往家里走，手上就多了一提晚餐的青菜。店子对面有几棵高大的白玉兰花，初夏，它开出繁密的花朵，像个小灌蔸，一簇簇的，香气馥郁，森森细细的风，熏得人微醉。这样的巷子该是广袤人间的平常风景，透着安泰和烟火气，却记着光阴的故事。

    男主人看见年轻女子，一笑，脸会微微地红，然后把目光移到别处，他总是微笑着。他的妻子是个手脚麻利的小个子女人，很富动感，她不时地往青菜上洒水，小声地埋怨丈夫这不好，那也不好。我时常看着他们，觉得幸福可以如此简单、干净。

    一天，我在那里选了西红柿和五花肉，竟把钥匙忘在肉案上，年轻的男主人追我近两百米，在我快要开门进屋的时候，他喘着气，不说话，就举起手拎着晶亮的钥匙，站在我面前。我时常笑他们两个，是有一个典故的。有一次我买淮山，问道：“多少钱一斤？”男主人说五块。挑了半天，挑了段粗肥的，一抬眼，他走到门外去接一个电话，这时他妻子走出来，我又问道：“这淮山多少钱一斤啊？”她说六块。接电话的人听到妻子说六块，脸一下子就红了，我笑了起来，女主人诧异地看着我。在很多个傍晚，我在摊前挑挑拣拣，故意压低声音问道：“有没有讹我啊？有没有欺负熟客啊？”他们俩就不好意思了，用广东话回答我：“没有啦，没有啦。”

    也许是听别人讲，我是个写文章的人吧。有一次女主人拉我进她的屋子，我才知道里面是一间小屋，很暗，白天也要开灯，那里摆放着很多货物，成袋的大米，码得高高的成箱的啤酒，还有各类小商品、杂物，堆得满满的，挪不开脚，空间充斥着霉味和厚重的粮油味，这样小的空间居然隔了两层，一个旧的竹梯摆在那里，一头炸开了，绑着铁丝，爬上去，就是他们俩的床了，那床平铺在上面，女主人爬上去拿出一张纸，我看到她上了床，只能坐直，却无法站立，窒息的空间，我感受到难以排遣的闷热。她麻利地爬下来，把一张纸递给我，跟我说，需要我帮忙写一个广告语，想做一个灯箱放到前面马路的拐角处，因为她想搭着卖熟食和卤味，我很愉快地答应了，看着那张纸上画着一幅蹩脚的灯箱图，我没好意思笑出来，因为眼前的景象，生存之不易，也因为画的人是那样认真，对生活那样认真。这时，她不忘向我数落丈夫：“那个人，他什么也做不了。叫他找你帮这个忙，他也不敢。”然而我深知，她是爱他的。

    漫长的夏天过去了，刚下了一场小雨，天凉下来，浓浓的秋意洒满这深深的巷子。年轻的女主人怀孕了，她甜蜜地告诉我说明年春天生。她依然忙碌，指挥着沉默的丈夫。

    我外出一周去采写一个报告文学，回来就看见他们家小店的门紧闭着。一连几天，打那里经过，门依然是紧闭着。紧闭，透出不祥的味道，我的心悬着。

    “生意太好了，遭人忌妒，男的被人打，女的上去扑，被人推倒在地，流产了，血流一地……现在医院里……”一根在心里绷得很紧的弦倏地断掉了，过后是挥之不去的悲凉，我怎么也走不出那条深巷子。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11期，有删改）

喝晃汤

江岸

    无论如何，大过年的，总得让老婆、孩子高高兴兴吃上一顿猪肉，一家人总得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包一次饺子！

    可是，有一年，快过年了，周全明还没有想好，怎样弄到过年要吃的那几斤猪肉。有十多年了吧，他家就没有杀过年猪。黄泥湾这十几户人家，虽然不是家家户户每年都杀年猪，但多数家隔个三年两载也要杀一头。整个湾子十多年没杀过年猪的，只有周全明一家。他上有偏瘫老娘，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和老婆两人在生产队挣工分，粮食都不够吃，还能吃猪肉?他家年年向集体借粮，才不至于挨饿。

    好在黄泥湾有一个老辈子传下来的习惯，没有杀年猪的人家，可以向杀年猪的人家赊一块肉来吃，等到自己家杀年猪了，再还上就是了。每一年，周全明点头哈腰地从别人手里接过称好的猪肉，满面笑容地说，今年吃你家的，明年吃我家的。这句话，被他重复说了十多年。后来，他再开口赊肉的时候，要么热脸贴了人家凉屁股，人家干脆不理睬他，要么他赊五斤，人家只肯给三斤，而且还是猪后裆处的囊囊膪^①。

    周全明几乎欠了整个湾子所有人家的猪肉，今年找谁借呢?找谁借，都难以启齿。他到姐姐家串门，他姐不忍心，悄悄塞给他五元钱，对他说，你到公社食品站去买几斤猪肉，给娘和孩子们过年吃吧。

    周全明攥紧五元钱，手心里汗津津的，走到食品站的时候，竟将一张钞票都捂湿了。食品站却排着一个长龙似的买肉的队伍，他只好站在队尾，焦急地看着案板上的半扇猪肉被一点点肢解，一点点被人买走。

    突然，一个年轻人径直走到肉案前，也不言语，卖肉的赵师傅却挥刀砍下一一大块好肉，递给年轻人。

    我们排半天队了，凭什么他不排队?

    还讲不讲先来后到……

    人群里响起纷乱的抗议声。

    赵师傅叭一声把刀砍在肉案上，双手往腰间围裙上一叉，傲慢地说，他是我儿子。谁喊我一声爹，我也给他砍一块肉!

    大家顿时沉默下来。

    周全明慢慢走到肉案前，对着赵师傅响亮地喊了一声，爹!

    赵师傅愣了，所有等待买肉的人都愣了。

    周全明不由分说，从肉案上拔起刀，砍下一块好肉，拎起来，大步流星地走了。

    分田到户那一年，周全明家田地分得多，打下的粮食堆积如山。他家不仅能吃饱饭了，而且过年要杀年猪了！还要请众乡邻喝晃汤。

    黄泥湾人把猪血叫做猪晃子，杀了年猪，往往要开一两桌席面，把每家家长请来坐席，俗称喝晃汤，席上的主菜就是猪肉、猪肠、猪心肺、猪血放在一起的乱炖，就是晃汤。另外还要给每家每户送一海碗炖好的晃汤。这种杂烩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而叫晃汤，可能和猪血最廉价有关。这应该是一个乡间的谦词。

    喝晃汤这天，周全明家少有地热闹起来。

    酒至半酣，有人笑道，老周，你家的猪拱进萝卜地里了吗？

    还有一个更促狭的人，竟然踢了一脚桌下抢吃骨头的狗，对着席面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够不够人吃的？你们还想抢？

    虽然是开玩笑，但是周全明的脸立马红到了耳根。他讪笑着，吱吱唔唔地说，俺家欠大伙儿十多年的肉账呢，还清以后，一头猪就剩下头蹄和下水了。明年一定让大家吃个痛快，保证一块萝卜不兑，全炖好肉。

    你还让我们等到明年？我看见你家厨房里还挂着一块好肉呢，怎么不炖上？肯定是留到过年自己吃吧！有人不依不饶。

    周全明解释道：这块肉，是留下来还给公社食品站卖肉的赵师傅的。

    赵师傅已经退休了。

    当周全明敲开他家大门时，他问，你找谁?有事吗?

    周全明毕恭毕敬地说，我就找您，今天专门过来还几年前借您的猪肉。说着，双手递过猪肉，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赵师傅接过沉甸甸的猪肉，死活想不起来周全明是谁，更想不起来自己何时借给他这么一大块猪肉。

(选自《2017中国年度作品微小说》，有删改。)

[注]①囊囊膪[口语nāngnāngchuài]猪胸腹部肥而松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