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英文，日文，俄文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下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沐浴之后特有的腥气，也许那尽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偶在黄冈，破如橡的大竹为屋。据说住在竹楼里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是住在竹筒里，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噬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敲，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都是，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吧，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注】①安东尼奥尼，意大利导演，曾于1972年拍摄过电影《中国》，真实记录70年代中国百姓现状。②余光中，（928-2017），祖籍福建，著名文学家，诗人，作品有《乡愁》等，先后任教于台湾各大学，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去世。

钥匙

杨晓敏

    张主任遇到了棘手的事儿。

    西藏部队驻锦城办事处新盖成四幢军职干部楼。未竣工时，便有人来指指戳戳，似乎早就内定了分配方案。老将军们戎马边关几十年，自然个个劳苦功高。退休了，待遇能低吗？

    房子刚装修完毕，问题便接踵而至。原因是，四幢小楼，阳八套，阴八套。

    老司令的小儿子骑辆摩托车，“呼突”一声停在张主任门前，说：“张叔，下个月请您吃喜糖，爸同意我们在新楼上举行婚礼。不过亚萍她想住一套阳面的，您看……”

    老参谋长的续老伴倒是直截了当：“张主任哪，老头子的关节炎一直犯病，这锦城的鬼天气总是雾气沉沉的，可比不上拉萨的太阳暖人哟，你多关照吧。”

    老政委竟亲自登门：“小张呀，我这次是被人逼上梁山哩，可我开不了那个口，一句话，你秉公办理就好。”

    其他分房户有捎话的，有递条子的，都不甘落后。

    新房钥匙分配不下去了。有先从岗位上退休的，有军功多的，有身体不好的，还有主动让贤的，等等，无论按哪一种方案分配，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张主任能不挠头吗？老伴劝他：“你不会到医院装病！”其实这不是躲得了的事。他知道，任何人陈述的理由，都不能等闲视之。他倒不是怕给小鞋穿什么的，他是怕闹腾开来，坏了老首长们的一世英名！

    后来有人提出，既然不好平衡，干脆抓阉儿。张主任摇头否定了。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将军抓阉分房子，简直是儿戏。

    再难，房子还是要分的。张主任召集分房小组多方征求意见后，制订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分配方案。有人仍担心：分到阴面的老将军自己不会说什么，可他们的家眷要是闹起来才难缠啊！

    张主任一沉吟，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别看家眷们平时吵吵嚷嚷的，老头子一瞪眼，照样是“老鹰飞进林子里——鸦雀无声”。

    建军节前，办事处召开座谈会，老将军们都来了。会上，张主任说：“部队过节要搞传统教育，我整天忙昏了头，过去的事情记不准确了，今天正好请老首长帮我落实些细节。”

    老将军们情绪活跃起来。

    张主任掏出小本，翻着说：“那年进藏路上，在风雪弥漫的雀儿山下扎营，老司令您当时以营长的名义命令，为严明纪律，宁愿冻死也不准靠近藏族老乡的房子。我记得有个生病的战士叫什么来着，在帐篷里冻僵了，您哭得好伤心哟……”

    艰苦岁月很容易勾起将军们的思绪，他们顿时陷入金戈铁马的追忆中。老司令捋几下华发，低沉地说：“他叫吴福根，多好的兵啊，没病时能扛两挺机枪行军。有什么办法呢，当年藏族群众对我军还不够了解。要是把他抬到老乡屋里，何至于……唉，帐篷太单薄了，怎么能抵御零下三十度的冰雪寒流呢？”

    “自卫反击战中，在克节朗战役中，参谋长您率领我们打阻击，死守阵地，在地堡里一蹲就是三天三夜。怕暴露目标，又不能晒太阳，潮湿阴冷，凉风飕飕，您的腰病复发……在地堡里来回翻滚……”

    “不对！”老参谋长“啪”地击响桌子，“不是腰病，是关节炎，整天爬冰卧雪，风雨行军，巡逻潜伏，西藏兵有几个没患上高山病？说我打滚，笑话，打滚还算万马军中的‘铁杆李’吗？我当时疼得厉害时，直骂娘，骂鬼子兵，骂骂就好些嘛。”

    张主任抱歉似地点点头，又说：“10年前，总后勤部张部长来西藏巡视边防，老政委，是您亲自陪同吧，录像送到北京后，军委的老帅们是怎么说的？”

    “老帅们从录像上看到一排排叫做“干打垒”的土房子，渐渐锁紧眉头，泪洒衣襟。这种房子低矮狭窄，不采光，逢下雪落雨，屋顶上的泥土变得松软，战士们只好用雨布遮挡漏水。老帅们说，解放都几十年了，没想到西藏边防战士还住在这样简陋的营房里，怎么体现祖国尊严、体现军队现代化建设？怎么让官兵们安心服役、驻守边关？因此拨下巨款，重建了边防一线的营房……我说小张，你就别绕弯子了！”

    老政委一提醒，将军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大悟大彻，表情很是复杂。

    老司令叹口气，目光审视一番昔日的老部下老战友们，站起来缓慢地说：“这堂课上得好哇。这些年官当大了，条件好了，开会作报告，总是给别人讲传统。老伙计们，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也讲讲哪？”说着，他抬起头来，像当年布置作战会议那样，朗声问：“张乾同志，你们的分房方案进展如何？”

    张主任“啪”地立正敬礼：“报告司令员，分房方案制订完毕，请您指示。”

    老司令还礼：“分钥匙吧！”

旗杆子

冯骥才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叫旗杆子了。十二岁已经高人一头，二十岁时高人四头。饭量如虎，别人一顿饭顶多吃三个馒头，他吃八个，还得喝四碗粥。

男人向来靠干活吃饭，可是能叫他干的活儿只有三样：盖房子时往高处递砖头瓦片，擦洗店铺门上边的招牌，天黑时点路灯；别人用梯子的事他全不用，可是这种活儿并不常有，这就得叫他饿肚子了。然而，他饿肚子，并不全是活儿少，还因为他怕见人。他走在大街上，孩子们总拿他当作怪物，笑他，骂他，用石头扔他，但他从不回应。他怕人们见到他时，露出那种吃惊和嘲笑的神气。

他从不招惹任何人，人人却可以招惹他。他平时很少出门。这么大的人，天天窝在家中，肚子和饭锅全是空的。他怕人，从不和人说话，好像天生不会说话。没人到他家串门，也没人关心他的肚子。

清明后的一天，他上街找活儿干，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到处乱撞，忽有两个穿戴像模像样的中年人笑嘻嘻迎面走来，仰着脸问他：“我们给你一个活儿，一天三顿饭管饱，外加五个铜子儿，你干吗？”

旗杆子一怔，他不信有这种好事，多半拿他找乐。这两人说，他们是西头公园的，给他的活儿是站在公园门口收门票。真有这种好事，还管三顿饭吃？是不是天上掉馅饼了？他当即答应了。

到了西头公园，他的差事确实如那两个人说的，再简单不过。他每顿吃十个馒头居然也没人管。他愈想愈不明白，这种事谁不能干，为什么偏找他？

自从他站在公园门口那天开始，游人居然翻了两番。公园园长说他衣服太破，像个超大乞丐，就请来裁缝给他缝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用的布比公园客厅的窗帘还长。头发剪成平头，还给他特制了一顶皮帽檐的制服帽，大小能给酒坛子当盖儿。郝园长还用彩带给他缝个胸花。这样，他即刻成了一景，全城各处的人都跑来看。来到西头公园的人，不只站在公园外边看他，都要买张门票递到他手里，尝一尝这世上难得的神奇。公园赚大钱了。

为了叫旗杆子变得更高大，更神乎，更有光彩。郝园长叫厨子给他菜里加些肉骨头和鱼脑袋，旗杆子天天吃得周身冒火。腰身很快宽了一倍，这一壮，更威风。

可是，这就叫公园里其他人心生忌恨。暗地骂他这个没人要的怪东西，居然跑到这儿吃鱼吃肉，成了人上人。

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的人见到这个天下罕见的巨人，便会给一点赏钱。旗杆子收下后，知道这钱不该归自己，不管多少，尽数给了郝园长。可是公园里其他人说他私藏了不少赏钱，这些话传到郝园长耳朵里，郝园长说：“你们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藏钱你们看见了？”

有人把郝园长带到大门口的门柱边，支上梯子，叫郝园长爬上去看。这墙柱顶端铜球底座下边竟然掖着一些钱，有铜子儿、银元，还有洋人的纸币。旗杆子比墙高，铜球在他身边，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钱藏在这里。

郝园长火了，把旗杆子叫来劈头盖脸一通骂。旗杆子站在那里，嘛话没说，也不分辩，表情发木，只是脸不是色儿，最后他把长衫脱了，帽子摘了，转身走了。

郝园长是有脑子的人。等事情闹过去，他便琢磨，那钱真是旗杆子藏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拿回家，干嘛掖在墙头上边？他暗想，是不是有人做手脚，成心搅局？可是，旗杆子离开他这儿之后，哪里还能找到一天三顿的饱饭吃？

这事对郝园长也是一样。旗杆子一走，他的公园好像荒了。他就又跑到老城内外去找旗杆子。一连找了十天，在锦衣卫桥那边找到了旗杆子的破房子。敲了半天没动静。郝园长进去，只见旗杆子躺在床上，已经断了气儿。郝园长发现他身子板平，肚子凹了下去，肯定是饿死的。他动了良心，后悔那天一气之下辞退了这个被冤屈的大个子。

郝园长打听房前屋后的邻居，只听说过他的一点零碎。诸如他家是山东鲁西南的沂蒙山人，父亲给人扛活，父母早已死去，没有手足，也无亲友，孤单一人。郝园长心里有愧于旗杆子，出钱给他打了一口松木棺材。

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

卖书

宗璞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

这话说说容易，真到做时也颇费周折。

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虽不小，但大部分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但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时，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便混入众书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我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先得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依外子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衔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可以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是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经过文革洗礼，这书无损污，无缺册。我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

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下等待捆扎，这时我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我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我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昭著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1807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都从马上得天下，也知道以后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搬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分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了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趁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嘛！”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之作，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选自《读者》2020年第9期，原载《散文》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