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飞快地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还是没有下决心起床——闹钟敲六点三刻了——这时，他床头后面的门上传来了轻轻的一下叩门声。“格里高尔，”一个声音说，——这是他母亲的声音——“已经七点差一刻了。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好温和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不免大吃一惊。没错，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仿佛是伴音似的，使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清楚楚的，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弄得意义含混，使人家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好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妈，我这会儿正在起床呢。”隔着木门，外面一定听不到格里高尔声音的变化，因为他母亲听到这些话也满意了，就拖着步子走了开去。然而这场简短的对话使家里人都知道格里高尔还在屋子里，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于是在侧边的一扇门上立刻就响起了他父亲的叩门声，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到，“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在另一侧的门上他的妹妹也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要不要什么东西？”他同时回答了他们两个人：“我马上就好了。”他把声音发得更清晰，说完一个字过一会儿才说另一个字，竭力使他的声音显得正常。于是他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他妹妹却低声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吧，求求你。”可是他并不想开门，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

    …………

    他使劲地摇动着，身子已经探出不少，快要失去平衡了，他非得鼓足勇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因为再过五分钟就是七点一刻——正在这时，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是公司里派什么人来了。”他这么想，身子就随之而发僵，可是那些细小的腿却动弹得更快了。一时之间周围一片静默。“他们不愿开门。”格里高尔怀着不合常情的希望自言自语道。可是使女当然还是跟往常一样踏着沉重的步子去开门了。格里高尔听到客人的第一声招呼就马上知道这是谁——是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了。真不知自己生就什么命，竟落到给这样一家公司当差，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池，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在这一个所有的职员全是无赖的公司里，岂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忠心耿耿吗？他早晨只占用公司两三个小时，不是就给良心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真的下不了床吗？如果确有必要来打听他出了什么事，派个学徒来不也够了吗——难道秘书主任非得亲自出马，以便向全家人，完全无辜的一家人表示，这个可疑的情况只有他自己那样的内行来调查才行吗？与其说格里高尔下了决心，倒不如说他因为想到这些事非常激动，因而用尽全力把自己甩出了床外。蓬的一声很响，但总算没有响得吓人。地毯把他坠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他的背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弹性，所以声音很闷，不惊动人。只是他不够小心，头翘得不够高，还是在地板上撞了一下；他扭了扭脑袋，痛苦而忿懑地把头挨在地板上磨蹭着。

从头再来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他要死了。他所患口咽癌已到晚期，无法治愈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父亲的确击败了疾病。

    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①“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搬离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父亲带我们进了电梯，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到了5楼，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种颜色。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瓷砖——红色、黑色、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瓷砖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说过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办到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砖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大楼楼下，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②“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十数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

（2016年8月第15期《读者》，有删改。）

和父亲坐一条板凳

孙道荣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回家。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父亲，将身子往一边挪了挪，对我说，坐下吧。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

    家里没有椅子，只有长条板凳，还有几张小板凳。家里来了人，客人或者同村的男人，父亲会起身往边上挪一挪，示意来客坐下，坐在他身边，而不是让他们坐另一条板凳。让来客和自己坐同一条板凳，不但父亲是这样，村里的其他男人也是这样。让一个人坐在另一条板凳上，就见外了。

    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家，父子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闷头抽烟。烟雾从板凳的两端飘浮起来，有时候会在空中纠合在一起。而坐在板凳上的两个男人，却很少说话。与大多数农村长大的男孩子一样，我和父亲的沟通很少，我们都缺少这个能力。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和父亲最多的交流，就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默默无语。①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与其说是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仪式。

    父亲并非沉默讷言的人。年轻时，他当过兵，回乡之后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村民有矛盾了，都会请父亲调解，主持公道。双方各自坐一条板凳，父亲则坐在他们对面，听他们诉说，再给他们评理。调和得差不多了，父亲就指指自己的左右，对双方说，你们都坐过来嘛。如果三个男人都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疙瘩也就解开了。

    结婚之后，有一次回乡过年，与妻子闹了矛盾。妻子气鼓鼓地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也闷闷不乐地坐在另一条板凳上，父亲坐在对面，严厉地把我训骂了一通。训完了，父亲恶狠狠地对我说，坐过来！又轻声对妻子说，你也坐过来吧。我坐在了父亲左边，妻子扭扭捏捏地坐在了父亲右边。父亲从不和女人坐一条板凳的，哪怕是我的母亲和姐妹。那是唯一一次，我和妻子同时与父亲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在城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我请父母进城住几天。客厅小，只放了一对小沙发。下班回家，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另一只沙发对父亲说，您坐吧。父亲走到沙发边，犹疑了一下，又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转身对母亲说，你也过来坐一坐嘛。沙发太小，两个人坐在一起，很挤，也很别扭，我干脆坐在了沙发帮上。父亲扭头看看我，忽然站了起来，这玩意太软了，坐着不舒服。只住了一晚，父亲就执意和母亲一起回乡去了。后来妻子提醒我，一定是我哪儿做得不好，伤了父亲。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和父亲坐在一起吗？不是我不情愿，真的是沙发太小了啊。我的心，隐隐地痛。

    父亲健在的那些年，每次回乡，我都会主动坐到他身边，和他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父亲依旧很少说话，只是侧身听我讲。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无论我当初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后来调到报社上班，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是我升职之后不久，我回家报喜，和父亲坐在板凳上，年轻气盛的我，一脸志得意满。父亲显然也很高兴，一边抽着烟，一边听我滔滔不绝。正当我讲到兴致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板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翘了起来，我一个趔趄，差一点和板凳一起摔倒。②父亲一把扶住我，你要坐稳喽。不知道是刚才的惊吓，还是父亲的话，让我猛然清醒。这些年，虽然换过很多单位，也做过一些部门的小领导，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得益于父亲给我上的那无声一课。

    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机会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了。每次回家，坐在板凳上，我都会往边上挪一挪，留出一个空位，我觉得，父亲还坐在我身边。我们父子俩，还像以往一样，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坐在陈旧而弥香的板凳上。

东家女

彭瑞高

    ①连生把脚伸进被窝，背靠壁脚，从枕下拿出一件球衣，悄悄对我说：“洗过了。袖口也补好了。还缝了一块垫肩！”

    ②我取过球衣，看那密密细细的针脚，轻声问：“是她？”连生点点头，显出神秘而得意的样子。

    ③“她”，是指东家小女儿西凤。这年冬，我们开河吃住在她家。其实她家已没有几间房了，堂屋、东西厢房、耳房，都成了生产队仓库和会计室；她和她爸老磨头只住两间偏房。老磨头是地主，一脚还瘸着，平时就在家摇个石磨，给人磨个芝麻米粉什么的。我们睡在堂屋的地铺上，夜夜能听见石磨的呼噜呼噜声，还有老磨头的咳嗽声。

    ④没想到这么个糟老头，却生了两个出客女儿，大女儿东凤嫁得还很好，女婿是松江的手艺人，既能做木匠，又能画灶头，家境还不错；小女儿西凤比东凤模样更清秀，还读过初中，可惜因为成分高，至今还没嫁出去。

    ⑤也怪西凤眼高了些。这些年，陆续有人来做媒，一一都给她回头了。地富出身的，她一听就摇头，说，高成分的亏吃够了，不能再嫁地富门。但媒人介绍的贫农子弟，要么长相不好，要么文化差，她都没谈。她要的男方，成分要过得去，人也要过得去。

    ⑥前些天帮灶，西凤悄悄跟我打听连生的情况。她劈头就问：“连生怎么不去当兵？超龄了吗？”我就想，这女子精乖，当兵的事，其实可以探出许多情况来——年龄、出身、健康状况等。我说：“他才二十出头，超什么龄？不过他家是中农，村里当兵还轮不上他。”她又问：“他上过学吗？”我说：“他是县中毕业的，你不知道啊？”西凤说：“怪不得他铺上放着《艳阳天》呢！”

    ⑦借送茶的机会，西凤上工地偷看连生干活。连生挑担总往河底跑，上河阶还两级一跨。西凤一看就知道他是好身坯。当天坐烟时，她就挑大的热山芋给连生吃；午饭时，还把他的饭压得特别瓷实。

    ⑧连生看出西凤的意思，放了胆向她靠拢。他从工地回来，泥都不洗，就提起水桶挑水。他跟我说，他往缸里倒水时，常发现西凤一边烧火一边从灶眼里觑他，那张脸给火映得红扑扑的，真是好看。一说起这些，他两眼就贼亮。

    ⑨有一夜，连生回来特别晚。我轻声问他：“钻树林去了？”他说：“没的事，就在桥口聊聊。”我问：“有戏吗？”他一笑，没说什么。

    ⑩这夜过后，西凤对连生更体贴了。她才不管我们取笑呢，放开手脚给连生洗衣服、晒被子；还在每日放工后，把他畚箕上的泥巴剔干净，让他的担子减轻些。完工前几夜，她千针万线给连生做了一双鞋，是蚌壳式的棉鞋，黑布面、千层底，手摸着就暖和，把我们眼热死了。

    ⑪新开河终于竣工，大队人马即将解散。拔寨前夜，连生半宿过后才回来睡下。西凤一清早就过来给他打铺盖，眼圈红红的，两人都不说话，但西凤一抬眼一低眉间，千般离绪都有了。

    ⑫五一前，连生捎信来让我去喝喜酒。我提前去送礼，问：“是西凤嫁过来呢，还是你做上门女婿？”连生说：“什么呀，你当那是真的？新娘又不是她．”

    ⑬我吃惊地问：“那是谁？”他说：“是我县中同学，我们订婚好几年了。”

    ⑭我送了礼金，但没去喝酒。

绿窗帘

何蔚萍

    丁茜第一眼就看到对面窗口那湖绿色的窗帘，甚至隐约看出那帘子是手工缝的。不知女主人是过于忙还是疏于女红，针脚歪斜得像一串不规则的音符。她住四楼，那个窗口自然也是四楼。因为它跟她对得那样端正，以致其他的窗口就显得远了。

    她想跟新邻居打个招呼，但窗帘始终不肯拉开。且像是固定了，风也吹不动。

    她一直倚在窗口。到夕阳在玻璃映出一团亮亮的光圈，绿窗帘里忽然爆出一句充满喜悦的男声：“琴，瞧！这是什么？”

    “啊！”紧接着一个银铃般含嗔带娇的声音：“白杜鹃！白杜鹃！可是，太贵了呀。”

    “可是，有什么能比你更贵呢？”

    那柔情的声音，丁茜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她甚至忘了她也曾有过这种可向任何人夸耀的自豪。她屏住了呼吸。

    “可是，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不准这样说，小傻瓜。”

    一时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但她知道，那绿窗帘里，涨满了爱，盛满了幸福。心底荡出丝丝缕缕的自怜自爱的感觉，她快快地离开窗口，发现泪已流过腮边。

    丈夫竟比搬家前更早出晚归了，她觉得忍耐已到了极限。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日，丈夫又拎起了出诊包，丁茜抢上一步，“砰”地关了门：“医院给你多少加班钱？”

    “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你爹吗？”她想起了那束白杜鹃，心里腾起了烈烈的火。

    “你轻点。”

    “干吗要轻点？我不是你的奴隶。以后，我只管买菜烧饭，其他的事，全归你。”

    他竟答应了。出诊箱消失在楼梯的拐角。

    她并非真心要这样做，只想气气他，只想吵一架出口气。可竟也办不到。而就在这个时候，绿窗帘里传出了歌声，又那么柔美那么深情！她没有要求生活得公平，但幸福和不幸为什么要如此鲜明地对比在一起呢？

    她变得心灰意冷。早晨起来，开了煤炉，烧了泡饭。在窗前漫不经心地梳头，一句清脆悦耳却又不知所云的外国话，把她的注意力吸向那总不开启的绿窗帘……

    “今天是我生日？哎呀，我怎么会忘啦。好，今天吃长寿面。”

    “等等，请先打开书橱。”女的声音里含着抑不住的欢喜。

    “《鲁迅全集》？上帝呀！你钻进我的脑子里去过吗？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套书？”

    “我是上帝吗？哦，不。我出的主意，妹妹出的劳动力。”

    “可你不能拿这个钱……”

    “为什么不能？你不希望我高兴……”声音中断了，断得突然。她急急关严了窗户，怕有什么再传过来。可委屈却关不住，由液态化成了气态，长长地叹了一声。

    冬去春来，她已看熟了那块草地般的绿窗帘。她已不希望它开启了，永远。

    然而，又是意外。五月里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那窗帘高高地撩起了，像是剧场的大幕。窗口，两个男的努力搀扶着一个女的。丁茜开始以为是个秃顶的老太婆，当发现是个年轻女子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女的头发全部脱光，脸因浮肿而又圆又大，很是怕人，她极其无力，却又贪婪地将惨白的脸迎着蓝天和阳光。

    尽管丈夫成天和死神打交道，她却是第一次懂得回光返照。她怔怔地望着。直到那女的疲软地垂下了脸。这时，她们的目光相遇了，丁茜看见她艰难却充满羡慕地笑了一下，便倒进身旁年轻的那个男子的怀里。

    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唤：“琴——”

    就在这一刹那，她看清了旁边站着的，那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另一个人——竟是她的丈夫。不等她喊出一声，绿窗帘滑过他们的头顶，飘飘地垂落下来，眼前又只剩一片绿色。

    阳光很好。

（有删改）

像山河一样打开自己

原因

①一边是绵延不绝的高黎贡山，一边是壁立千仞的碧罗雪山。谷底的那片碧绿，是从青藏高原汇聚千溪万泉而来的江水。江水时急时缓，遇到乱石嶙峋，就白沫喷涌，浪花飞溅。水声或如悄声细语，或如雷声阵阵。

这就是怒江。它沿岸的一条公路如游丝般蜿蜒，我们乘坐的大巴，像甲壳虫似的在公路上缓缓移动。一路向前。紫红的三角梅拥挤在山脚，亮白的陈年积雪闪烁在山巅。一个又一个村寨攀上山腰，悬挂于峭壁和陡坡之间，那一座座堔木房，就像长在千年古树干上的苔藓，湿漉漉地延展。时隐时现的袅袅炊烟、鸡鸣犬吠，微茫又邈远。著名的东方大峡谷，用平均 2000米的深度、300 多公里的长度提醒人们：在怒江大峡谷面前，每位游客仿佛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似乎心有不甘，也想证明点什么，我将脑袋伸出车窗，使劲睁大双眼，却怎么也无法在一望之中把这宏大瑰奇的景象尽收眼底。

忽然，从邻座传来了音乐声，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有点吃惊，既因为游客中竟然有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也因为那不同凡俗的浑厚乐声和细腻的音质。“是用手机播放的吗？”我用手指捅了捅那位倚靠在椅背上闭目聆听的同行者。他立起身，把身侧一个用三层板拼合起来的木匣亮了出来。那是他自制的一个播放机，插上存有上千首乐曲的U盘，就能随意选播自己想听的乐曲。

“英雄！这些山、这些水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支交响乐简直就像是为它们谱写的。对这支曾被一些音乐评论家认为艰涩难懂的乐曲，他竟然这样解读。

这位游客来自北京，在这一带当过“知青”，回城后成了一名教师。老伴去世后，他没有在高楼独守孤影，而是迈开脚步四处旅游，除了带着自制的播放机，还带着一台数码相机。“昨天刚从拉萨坐飞机到昆明，在候机大厅的凳椅上，我脚搭在行李箱上睡了一夜，今天就乘车直奔怒江来了。”快七十岁的他，精神矍铄。

“当年我只是觉得山里生活艰苦，却没有发现这里的景色这么撩人。”他笑了笑，接着对我说：“在城市的熙熙攘攘里，我常常感到寂寞，而进入山水的怀抱，我就像回到了那个曾经完整的家，心安！”也许，曾和自己的青春融为一体的地方就是故土家园吧，这位老人是寻找他的青春来了。

②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当雄浑的山河打开自己的胸膛，成千上万种美就在人们眼前次第呈现。

怒江第一湾，像一块马蹄形的翡翠，安稳地置放在群山之间。和长江第一湾的猛然掉头、雄奇有力不同，这个弯转得那么优雅，就像华尔兹舞中旋动的长裙一角；又转得那么不动声色，甚至没有激起半朵浪花。我们这些游客，站在山坡的围栏外，看着深谷里仿佛陷入沉思的碧水。

导游姓李，50多岁模样，当她开朗地大笑的时候，眼角和额头的皱纹都在爬动。她向大家介绍：其实，这条江到了雨季才会发怒，才名副其实。这个季节，更适合它的名字应该是——碧江。显然，她对这片山水非常了解。

戴在群峰头上的皇冠山高贵华美。当一抹阳光落在上面，它就像刚从黄金的汁液里捞出来一样，润润的，闪着金黄的光。为了拍一张把“皇冠”戴在头上的照片，游客们四处寻找合适的位置和角度，李导微笑着走过来，一一指导并帮忙。当相机屏幕上显示出一位手持小木匣（自制音乐播放机）的“老皇子”时，她轻拍手掌，发出爽朗的笑声，那位北京老人也咧开嘴笑了。

童心在大自然面前复活了，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可爱和天真。

大巴车继续向着山河敞开的方向前行，李导趁着空闲向大家讲述起自己的身世。李导的家乡在云南省怒江州北部的独龙江乡。早年，那里不通公路，物资匮乏。当地政府曾组建马帮，运送粮食和其他生产、生活物资，救助群众。她就是其中的一个赶马人，也曾做过国营马帮的女马锅头^①。

泥石流、桥梁损毁、雪崩、大雪封山……甚至自己的丈夫也遇难于赶马途中，十多年里，她流汗流血，历经艰险，遭遇了难以想象的苦痛，也一次次见证了乡亲们在山间铃响马帮来时的喜极而泣。

值得庆幸的是，一条条公路终于打开了闭锁的山区，她的家乡和外界的联系变得便捷。前些年，为提高云南茶叶的知名度，云南组织了一次马帮驮茶进京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她留下了自己马锅头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

那一路，马帮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催生出不少轰动一方的趣闻，同时马帮也看到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辆、霓虹闪耀的商场和穿着入时的男女……③在宽阔的大街上，在汹涌的人流中，马帮不再像行走于山间古道时那样自然：蹄声犹犹豫豫，马儿的脖铃声错落纷乱。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要停？前面的岔道如何选择？这些都变得难以确定。

如果说，大山曾经遮挡过她的目光，那么，这次马帮驮茶进京的活动，则在她面前打开了一幅全新的生活画卷，引发了她的思索。

时代也许不再需要传统的马帮了，她清醒地认识到。她决定从熟稔的生涯中拔脚而出，开启生命的另一扇门——成了一名高山导游。在为四方游客的服务中，她感受到了充实与快乐。

到达观景台时，李导招呼大家下车。当我眺望山谷对面被云雾笼罩住的山坡以及山上的村寨时，迷离朦胧的烟火人家好像也被一种神秘感笼罩住了。

“能不能把那里称为人神共居的地方？”李导大声问所有人。

那位北京老人回答说“那是一个天上的村寨。”想来《天上的街市》中，“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这世外桃源里应该不难遇见吧。

李导带领着大家，向如画河山的更深更远处走去。这时，我却很清楚地看见，她的手自然前伸，挽住了北京老人的胳膊………

（有删改）

【注】①马锅头：茶马古道上马帮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