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是未来生活的排演或演习，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例如追逐、躲藏、搏斗等等，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动物将来的生存适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有一些科学家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 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使用棍子、“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躲藏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美国爱达荷大学的约翰·贝叶和加拿大动物学家保尔· 赖特认为，游戏不仅是学习，而且是“锻炼”。贝叶注意到，西伯利亚羱羊的游戏带有明显的锻炼倾向：它们选择游戏场地时，似乎总是从“实战”出发，选择在坎坷的斜坡上奔跑追逐，在陡峭的悬崖上跳跃，好像是在锻炼它们逃避敌害的能力。赖特发现，北极熊的夏季游戏好像体育运动，这对于它们冬季捕食显然大有好处。因此，这两位学者提出“锻炼说”来补充“学习说”。

（选自《动物游戏之谜》，有删减）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怎么做，不仅是态度，更要见成效。面对各种声音，游戏出品方近日推出了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的“三板斧”，如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陆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体系等。有人说，这是中国游戏行业有史以来最严格的防沉迷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看到了防范的诚意，但“三板斧”能否“解毒”还有待时间检验。

    不止于“三板斧”，如何给游戏立规矩，需要做到的还有很多。

    立足平台，要市场更要责任。智能手机普及，手游市场火爆，但手机不能沦为“黑网吧”甚至“手雷”。游戏研发者不能只重刺激性而忽视潜在危害，不能只重体验而不计后果。如果一款游戏埋藏了“魔鬼的种子”，那么一旦推向市场，就会害人害己。作为企业，利益的吸引不能取代责任的担当，正如一知名企业所坚持的，“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即使我们要放弃一些短期收益。”为社会尽责、为发展尽力、为人类增添价值，“王者”才会真正“荣耀”。

    立足政府，要创新更要监管。游戏毕竟是市场行为，其研发与营销也代表了一定的创新与活力。政府要鼓励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开拓，但是监管是永远不能松的那根弦。即便几年前就发布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但监管的滞后性仍旧明显。是否强化游戏审核？如何建立游戏监管规范？可否实行手机游戏分级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并落实。“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游戏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不能让研发者一人说了算，监管主体有必要让游戏多一些“善意”。

    “我比很多家长都要痛恨看到孩子沉迷手机的样子。”当一位老老师“怒怼”游戏时，满纸透着无奈与悲愤，我们需要认清的是，手机和游戏没有生命力，责任意识更应战胜商业利益。须知道，游戏需要设计，孩子的未来也需要“设计”，而这才是妙手文章。

（摘编自人民网评《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①全球化意味着什么？进入2018年，很多人有一种感觉，世界似乎被卷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曾经的人类大同样板工程“欧盟”和“欧元区”陷入了乱局；难民涌入的外部刺激，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计算欧盟崩溃的时间点。难道历史真的要走向一个拐点，重回那民族国家严守各自的堡垒，相互提防甚至对抗的时代？

    ②很多时候，对未来的迷茫和悲观，只是由于你站的位置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广，就如一些人因为局部地区的战火纷飞就感叹人类暴力爆发，而一本数据丰富、逻辑严密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美】斯蒂芬·平克著）就让他们闭嘴。同样，关于人类未来的走向，我们有必要梳理人类发展更漫长的历程，去发掘其中的规律。荣获2018年美国考古研究所霍尔顿图书奖的《第五次开始》作者罗伯特·L·凯利告诉我们，在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后，即将迎来第五次开始。这一次，人类可以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

    ③作者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技术的开始、文化的开始、农业的开始、国家的开始。这种划分方式，强调动态的“开始”，强调人类历史时间线的“点”，更有代入感。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关键节点，去探索人类历史动态的前进过程。

    ④使用工具，使我们与兽类彻底区分开来；文化，让我们得以交流，结成社群，进而形成共同的记忆和意识；农业诞生，自此人类不再居无定所，得以产生“剩余”产品，进而产生阶层和阶级；终于，我们熟悉的历史阶段来临，国家得以产生，它更高效地组织生产，庇护具有共同文化和记忆的国民，也制造了压迫和国家间更具毁灭性的战争。

    ⑤有趣的是，回看历史，国家往往是一个基本的记忆展开单位。比如中国史，朝代更迭是叙事的主基调，而深入一个朝代，帝王来去又常常是叙事的主线。为何如此？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因为人类记忆最深刻的阶段，正是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史料更丰富，更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如今依然处于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依然习惯性地以国家为切入点去思考历史。

    ⑥本书作者是考古学家，因而更关注历史本身。我们回看历史，常基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投射历史，从而存在曲解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常常强调要站在当时人的角度看问题的原因。在这方面，凯利这样的考古学家却有着先天“优势”，因为他考察的对象是客观实体，是未经前人“加工”的素材，从而可以科学的方式去考察分析。虽然其中一些对历史逻辑的模拟带有主观性，但总的来说，还原历史的概率大大增加。

    ⑦凯利在本书第二章“考古学家如何思考”中，介绍了其工作和思考方式。这一章看似是个人总结，却是后续介绍人类历史的重要铺垫，增强了后文叙事的力量，因为它描述的就是考古学家剖析历史不一样的力量。比如，他介绍考古学家面对著名的“奥茨”原始人遗体时追根溯源的方式，展示了考古学家的工作过程，这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⑧考古学家独特的工作和思维方式，使凯利对人类社会有了新的思考。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凯利提出了他乐观的预期，那就是“第五次开始”。国家为主体的历史运作方式加快了人类进步的效率，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提升；与此同时，其弊端也不断涌现。

    ⑨我们需要新的开始。在凯利看来，这一次，与此前我们常常被历史进程推着走不同，人类已经有了更多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跨越国家定义的全球化，将在第五次开始中扮演重要力量。互联网提高了信息流转的速度和广度，如今一个中国青年可能和美国人一样听着阿黛尔的新歌，这只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注解而已，其背后则体现了人类全球化交流和协作的力量。这将推动人类的进化向更好的方向前进。

    ⑩凯利的寄望在今天似乎有些让人难以信服。毕竟，全球范围正在因为贸易产生争端，区域联合的范本欧盟也显得岌岌可危。但是，人类历史的进化从来不是单线的，当年欧洲发起一波全球化贸易过程的时候，伴随的是血腥的殖民化过程。而如今的全球化过程已然理性许多，利益最大化已成为一个可以协商的过程，而非暴力的开始。这体现的正是凯利对人类社会的信心：“人类现在已经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前者让人类具备了沿着进化轨道继续高速发展的可能，后者让我们在伦理和道德上不会偏离轨道太远。

    ⑪凯利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让我们相信，人类将利用自己的技术更好地改造世界。凯利还是人类道德底线乐观主义者，他不相信诸如人工智能的技术，最终会导致大面积失业，成为阶级对抗的“自毁”路径。

    ⑫“第五次开始”，已经开始。我们对人类此前历史积淀的技术和伦理充满信心。这一次，我们将走得更远，走向人类更好的目标。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冰桶挑战”：当心公益背后的网络媚俗

杨程

    ①一场名为“ALS冰桶挑战赛”的活动曾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活动规则极为简单，挑战者要么在24小时内向美国ALS(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公益协会捐出100美元，要么往自己头上浇一桶冰水，并录下视频上传至网络，同时向自己的三个朋友发起挑战。

    ②关于“冰桶挑战”的起源，一个广为认可的说法是，美国一位身患ALS的波士顿大学棒球手弗雷特及其朋友们发起了这项活动。活动的目的在于筹款，并让世人对这种被称为“渐冻人”的罕见疾病有更多的了解。据悉，目前针对ALS没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患者存活期一般是2至5年。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就是ALS病的患者。

    ③借助于社交网络的力量，“冰桶挑战”迅速传播。美国《大西洋月刊》15日称，Facebook上参与这个话题的网友已达1500万人次。参与者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金刚狼”休·杰克曼、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等。名人效应带来连锁反应。短短两周内，ALS协会已经收到近400万美元的捐款，是2013年同期的4倍。不过“认怂”的名人也有。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被点名后，并没有选择湿身，而是选择用捐款来支持该活动。很快，这桶冰水已浇至中国。在新浪微博上，“冰桶挑战”是排名第一的热门话题，短短几天，阅读量已达数亿。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优酷土豆CEO古永锵、奇虎董事长周鸿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等都完成了各自的挑战。可以想象的是，国内掀起的“冰桶”热，动静也不会小。

    ④然而，在“冰桶”热背后，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一部分网友不屑于一些名人在传播公益的同时夹带“私货”，批评该活动是炒作多于公益；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不管形式如何，只要达到目的就好。笔者以为，单从宣传角度来看，该活动确实达到了目的，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病症，唤起世人的同情心。从这点上说，该活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自我营销。“冰桶挑战”有别于传统的公益项目，它借助于社交网络和短视频的快速传播能力，给公益植入了互联网基因，使得未来其他公益活动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另一方面，尽管活动参与者的初衷或许不错，不过指名道姓击鼓传花式的传播方式，虽说造成了很大影响，实际上却是一场“刻奇主义”的胜利。

    ⑤“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德语，原意为“媚俗”或者“自媚”。因昆德拉的作品而广为人知。后来，“刻奇”被用于形容一种网络现象，可以理解为“虚假的崇高”“灵魂的虚肿症”。“刻奇”的一种结果就是，当某个东西被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便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场情感洪流，就会被定义为居心不良。我们在网上常见的诸如“不转不是中国人”“你必须懂的10条做人道理”等这些提法，都是“刻奇”的表现。

批判性思维教育

钱颖一

    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在网络时代，为了求新、求快，人们的阅读仅停留于表层，甚至还会蜕化回儿童阶段。这样很容易反刍负面内容，或是简单粗暴，或是刻薄抬杠，或是恶意诋毁，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更高级地阅读文本，这就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简单说来，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如何质疑。即“会提问”，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如何判断。即“会解答”，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有能力（skillsets）和有心智（mindsets）。首先，如何做到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可以测试。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这套考题与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但批判性思维就仅止于此吗？显然不是。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可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探索思维“盲区”。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

    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属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取的。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畅销书《看见成长的自己》中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不变型心智模式”：固定思维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开放思维。

    “成长型心智模式”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是：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的范畴了，而是进入到“what”和“why”的范畴。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的，但很少是关于“why”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正如旅美学者徐贲所说：“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警觉。”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独立思考的方法论，更体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和捍卫。网络时代，保持生而为人的自主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