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

    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统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3月21日）

    中国与西方的古建筑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着不同的情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中国的建筑是儒家文化的反映，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西方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中国人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的和庇，“仰视天文，俯察地理”，建筑讲究背靠大山、面对平川，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西方人则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的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的关系。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

    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上平面铺开，体现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的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追求个性化，形成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庄严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的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西方建筑美的构形其实就是几何形体，甚至于像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是呈现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销云散”时，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看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取材于《品阅中西建筑艺术之美》）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的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茏，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

（摘编自李泽厚《盛唐之音》）

【注】大令：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因曾做过州主薄、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所以时人称其为“大令”。

    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礼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的。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证，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是六义尽去矣。”唐诗也一样，李白诗被他砍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杜甫的诗歌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四十首。李、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的诗人了。

    白居易批评的主旨是反对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求每一首诗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否则就一概加以排斥，就有点太偏激了。

（选自《中国美学史大纲》，有删改）

读点诗词养点气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悠悠中华几千年历史，延绵不绝的，是博大精深的古诗文对炎黄子孙潜移默化的熏陶。那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引人入胜的深邃意境、凝练生动的优美词句、感人至深的诗家情怀，不仅传递着古诗词的韵律和丰富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能使人读出浩气、骨气、地气、清气。读诗词，可以让我们学习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气节情怀，汲取诗词歌赋的精神给养。

    读诗词养点浩气。南宋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的代表作，感情深沉、气壮山河，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李白有“澹然养浩气，欻起持大钧”的高歌，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坦然，陈毅有“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自豪……有了些许浩气，心胸就豁达，境界就高昂，正如宋代诗人丘葵所言，“浩气养成天地小”。

    读诗词养点骨气。骨气是人之脊梁，无骨则无节。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唐代诗人李颀“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的骨气，就是浩气、正气的延伸，也是做人从政的精气神所在。

    读诗词养点地气。古往今来，诗词之魂在“接地气”，没有地气的吟风弄月、自我欣赏，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流传下来的诗词大多地气充足，滋养丰厚。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劳，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忧，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盼，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之安，无一不是生活的营养、人生的积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读诗词养点清气。清正廉洁是古之取士的标准，也是为官事政的要求。古代为官者多是文人出身，既崇尚清廉的操守，也持守清正的襟怀，自然也是我们今天亟待补充的从政营养。王昌龄坦荡胸襟，“一片冰心在玉壶”；李商隐谆谆告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于谦剖心自勉，“要留清白在人间”“清风两袖朝天去”；王冕慨然挥毫“只留清气满乾坤”……宋代诗人龚日升概括得妙：“千首新诗，一轮明月，两字清廉。”

真诚呼吁大家读些诗词，丰富学识，提升境界，装点人生。

材料一：

所有的逻辑推理，目的只有一个，即找出事物的真相。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真相往往是难以捉摸的。但不探寻真相是荒谬的，那种真相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法同样是荒谬的，它否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使真相沦落为妄想。

真相有两种基本形态：一为本体真相，一为逻辑真相。所谓本体真相，指的是关乎存在的真相，某个事物被认定是本体真相，那么它必然存在于某处。桌上有一盏灯，这是本体真相，因为它确实是在那里，而不是幻象。逻辑真相是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中自动呈现出来的真相。肯定一个命题意味着已判断它为真，反之亦然。一个命题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那么它就为真。例如一个命题说一艘船泊在码头上，如果这里确实有一艘船，确实有一个码头，而这艘船确实泊在码头上，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判断一个真命题的过程就是以语言为媒介，将大脑中的观念（主观事实）与相应事物的真实状态（客观事实）联结起来。上例中，如果那个命题所说的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则命题就是假的。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对真相的确认都要去检查别人认定或推测所得的真相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依据，即确认真相就是要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是事物的客观情况。如果不能判断一个命题如“狗在车库里”的真假，那么仅仅在大脑中思考狗、车库或者其他相关概念是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得亲自到车库去看看。从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说本体真相更为基础。决定命题真假的依据是客观现实情况，而逻辑真相是建立在本体真相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

当人们撒谎时，他很清楚现实世界中真相是什么，而在表述时却有意欺瞒篡改，他知道“A是B”，但他说出来的却是“A不是B”，逻辑真相反映的就是命题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即符合论。另一理论——融贯说，则从属于符合论，“融贯说”指如果一个命题与某个已经得到证明的理论或思想学说一致（相融贯），那它就是真的。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如果说某个关于物质世界的特殊命题是真的，那是因为它与相对论是一致的。使这个命题逻辑上正确的正是相对论本身，因为相对论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理论，它与真实的物质世界是相符合的。由此可以看出，融贯说如果想成立，必须依靠符合论，因为符合论更为基础。

我们应该注意到，依据融贯说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基础并非客观事实，而是某种理论或思想学说。而任何理论或者思想学说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与现实世界并不相符。

（摘编自D·Q·麦克伦尼《简单的逻辑学·真相》，赵明燕译）

材料二：

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必须以看到它的本质、揭示它的真相为前提，即人的思想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但是，人们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并不等于对事物获得了真理性认识。揭示了真相，我们的认识仍处在对事物现象的感知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还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获得了真理性认识。

其实，搞清楚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客观世界中，真相与假象是常常混淆着的，以至于人们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真假难分；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可能出现真假颠倒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相与假象常常是并存着的情况——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更增加了人们分辨真假的难度。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上，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很难，这主要因为人性极端复杂多变。正如一个西方谚语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揭示事物的真相有难度，除了自然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原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一些人认为是利害相关的问题上，把问题的真相宣示出来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们为了揭示事物的真相，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刁难，有时，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遭到了当时罗马教廷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一理论违背了圣经的教义。哥白尼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判处火刑，不过，科学已经证明，真理是在哥白尼这一边。可见，在寻找真理的这一步中，即为了充分地揭示出事物的真相，必须要拿出勇气，甚至还要有一种个人牺牲精神。

虽然揭示真相是有难度的，但是真相毕竟会被揭示。真相之所以必然会被揭示，是因为人们通过揭示事物的真相，进而认识真理。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即人的素质起决定作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所谓真实的自我就是能够勇于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有那些勇于正视自己的人，才能更好地揭示真实的客观世界，才能够真正把握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我们还应该怀着一颗纯真的心，勇于说真话，把揭示真相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摘编自宋惠昌《求真的哲学：真相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