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面对真实还是面对文学？

李德南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有的批评家甚至认为非虚构写作“已经在打破传统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在我看来，提倡非虚构写作，对于纠正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虚构之无根性、虚构文学与生活世界的隔膜越来越深等问题是有益的，却也不宜过分放大其作用与意义。相反，我们应该理性而审慎地对待非虚构，仔细辨析非虚构写作中所隐藏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非虚构在理论层面一直存在问题。到底什么是非虚构？着眼点通常在于，非虚构对“非”的强调，即所写的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由于非虚构的所指含糊，许多作品就只能笼统地归于名下。不少非虚构的实践者与提倡者又强调，非虚构中可以有变形，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大胆虚构，是开放的，包容的。这就使得，非虚构和虚构的边界变得更为模糊。

    无法给出相对清晰的界定只是非虚构的困境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糊感觉的指引下，非虚构写作内部出现了许多陷阱。比如说，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性，强调直接经验的呈现，强调对现实的直面，这就使得真实、经验与现实压倒一切，从而构成对写作者和文学自身的束缚。

    受非虚构强调真实性的驱使，很多作家在讲述普通民众的命运时，往往采用实录的手法，以为只要把所见的一切记录下来就足矣。问题是，单是再现，而不能借助思想之光来穿透层层叠叠的表象，抵达问题的核心，不通过各种文学手法来调动读者的情感，在美的层面有所创造，那么文章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更不可能持久。很多非虚构作品就没有找到一条合适地讲述相关事件的方式，也没有抓住人物命运中能让读者的心灵发生共振的细节，更因为缺乏文学性而经不起反复阅读。本来是文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许多作家却受制于真实的律令而止步，所写下的作品甚至比新闻作品还要单调。

    王鼎钧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久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达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取代的特性。”他的这一番话，虽然不是针对非虚构而言，但是对于我们理解非虚构的局限，不失为好的提醒。

    对于非虚构的意义与局限，李敬泽其实在《论非虚构》《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等文章中有清晰的认知。他曾坦然指出：“我认为梁鸿和慕容雪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能充分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能做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记者、一个社会调查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代精神的见证者，是一个文学家？我一直期待着类似于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依靠文学的叙述和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壮阔。”

    李敬泽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非虚构写作的瓶颈所在。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仅靠某‘一味药’来解决”。我所能想到的其中“一味药”，是不妨拆除非虚构和虚构的分野，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很多人在提倡非虚构写作时，已有意无意地把虚构排斥在外了，而虚构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无疑是有意义的。虚构的能力，或者说想象力，往往是诗性得以产生的根源，是与洞察力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从现实出发，从现实中发现各种不同的可能，那未必是对现实的悖离，而是发现了更为深层的真实。当卡夫卡让格雷戈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他并不是为了将现实引向怪诞，而是因为发现了骇人的现实：异化将会变得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是想象力的飞跃，也是洞察力的显现，一种黑色的、残酷的诗意由此产生。

    借用木心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非虚构与虚构，其实都是莫须有的，哪种文学与虚构无关？哪种文学又不跟非虚构有关？

    真实不能成为拯救文学的救命稻草，非虚构也不能把文学从当下的危机中真正拯救出来。这种拯救是暂时性的，就好比在右手受伤时，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左手来完成某些工作；然而，要想真正进入上手的、自如的状态，还是得靠左右手的互相协调。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即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是综合性的，就像傅雷所说的：“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节选自2015年1月23日《文学报》）

“春天里”的文化风暴裹挟了谁

单士兵

    依靠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的“旭日阳刚”音乐组合，现在回看过去，会发现他们与曾经扶他们上马走上一程的人——《春天里》词曲作者兼原唱者汪峰，渐行渐远。因为汪峰近日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

    从当初凌乱局促的出租屋唱上了“星光大道”，随后唱进央视春晚，旭日阳刚经过一条别样的途径，完成了从草根到明星的重大转身。这段成功过程，绕不开汪峰的扶持。比如，汪峰邀请旭日阳刚参加自己的演唱会，特别是一再授权他们直到在春晚演唱《春天里》，最后才完成了对这对草根歌手命运的根本转变。就像每个父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样，汪峰自然明白《春天里》的价值，也明白这种翻唱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背后的文化与市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

    当汪峰不让旭日阳刚演唱这首歌，自然带来各种争议。而这些争议也在被围观与评价。

    文化冲突的风暴生成了。被这种风暴裹挟的，不仅是汪峰与旭日阳刚，还有更多人。文化差异越大，参与人群越多，风暴就越激烈。

    旭日阳刚曾经的生存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自然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旭日阳刚对音乐介入现实生活无疑也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又绝不是消解《春天里》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的理由。

    面对这些复杂错位的社会文化元素，当事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围观者也面对着文化价值判断的博弈。而这些价值阐述与文化博弈，本身何尝又不是一种财富？

    当然，汪峰给予过旭日阳刚最大的帮扶。当旭日阳刚以大量商演冲击特定版权秩序，客观形成对汪峰及其团队利益冲击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汪峰选择拒绝赐予，并不承担道德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理性。他在这起事件中展示的文化包容与秩序守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甚至是激赏。

    央视主持人将汪峰维护版权行为称做是“危机公关”，认为应该以“开阔的心胸”这样的道德境界面对问题，从中也不难发现法律意识的淡薄。诚然，对弱者的宽容与同情是应有的品质，但弱者从来也不应该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更不能因为是弱者就可免于担当法律责任。

    如果不尊重这些文化常识，恐怕会远比这事件本身更悲哀。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文化对话，真正形成对文明与秩序的普遍坚守，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到精神与权利的剥夺。就像现在汪峰被裹挟于“春天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

    也就是说，通过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与梳理，让人们形成更多的文化认同，懂得去遵守秩序底线，那样才能避免更多人被裹挟在文化风暴中，而不至于产生太多的盲从与迷失。

（选自2011年2月15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字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楼烦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一一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成熟于十七世纪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明清的皇家园林。前者清隽婉约，后者精巧富丽，虽气象大不一样，却都是想让园子的主人置身于道家“清静无为”自然境界中，因而格局上大都错落有致，没有规整对称的布局。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代表则是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造园和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勒·诺特尔式造园。尽管这两种相继产生的园林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布局相似，都采取了非常严谨的、对称的规则形状。事实上，西方人也有模仿自然、崇尚画意的园林，最著名的就是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而且这种园林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接触到了东方的自然观。但是，同样是要模仿“自然”和“画意”，西方人却有自己的理解。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虽然夸张了一点，却是真知灼见。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崇祯四年吴江人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书中，计成也多次提到造园要遵循绘画的意境。在他看来，五代的荆、关和元代的黄、倪等山水大家所创造的画意都是造园应该模仿的典范。把造园的艺术作为一个门类抬得最高的是李渔，他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在他看来，“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在这里，李渔强调了造园是一种独特的技艺，画家不一定能用手摆出他自己的画意。但他断然没有怀疑过画家的眼睛，也没有再就造园艺术的特殊性讨论下去。不过，当这个问题传到欧洲人那里，意见就不是那么统一了。

有关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十八世纪中叶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欧洲。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爵士在《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园林。他反对古典的规则式造园，也反对当时英国颇为风行的布朗式的自然风致园。布朗的造园善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和湖泊、水流，极度地追求纯净优雅的自然风韵。但钱伯斯却认为，规则式的造园太雕琢，过于不自然，其创作态度是荒唐的；而布朗的自然风致园则是在不加选择和品鉴地抄袭自然，既枯燥又粗俗。他认为，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如果以酷肖自然作为评判完美的一种尺度，那么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还不如真人蜡像。最好是明智的调和艺术与自然，取双方的长处，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花园。而中国的花园在钱伯斯看来正是值得西方人去模仿的典范。

    钱伯斯的观点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造园家们也形成了两派：其一是布朗派；其二是如画派。“布朗派”的人强调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比如：风景画中的前景对画家来说必不可少，在大自然中却总是不尽人意，从高处俯瞰险峻的山峦往往是大自然中最理想的风景，但绘画难以表现，而且自然风景比绘画的视野更为开阔。“如画派”的理论主张自然的艺术理想化，事实上就是把大画家洛兰等人的风景画意作为园林的范本来主张。他们赞赏画家们的风景画构思，认为园艺家要努力将其画中的意象再现于庭园之中，尤其是为了形成对比，哪怕是粗野和丑陋无比之物，都不妨吸收到庭院风景中来。显然，“如画派”的自然是经过绘画处理过的自然。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模仿绘画成为“布朗派”和“如画派”争论的焦点。

（节选自周博《追求“自然”与“画意”的中西园林》）

材料一：

    现在人们提及的碑碣，一般指各种各样的刻石，是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的总称。但在古代，碑、碣则是石刻家族众多成员中相互独立的两类。

    碑是指长方形的刻石。汉以前的碑是无字的，其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立于祠庙门前，用来拴祭祀用的牲口；二是立在皇宫中，作为观测日影和计算时间的工具；三是竖在墓旁，在中间的上部穿一个圆洞，用来把棺材放到墓穴中去。碑上刻字，大概应追溯到西汉晚期，当时有人在墓前石碑上刻写亡人功绩，便于他人看到。随着此风的盛行，碑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把刻有文字的石板称为碑，而不刻文字的石板反倒不能称为碑了。

    碣是指圆形的或形状在四方和圆形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在唐代，碑和碣还是有区别的。唐代丧葬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准许立碑，五品以下官员只能立碣。古代刻石中，极少有名符其实的碣。有的是名为碑而实为碣，有的则是名为碣而实为碑，天长日久，碑碣就成为一个概念了，并以此来统称刻有文字的石刻。值得一提的是，碑的出现晚于碣，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就是碣，其形状上小下大，顶部圆形，底下则是平的，四面近似于四方形，刻辞就刻在这四个面上。

    这些刻辞，最初仅是记录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后来又加入了有关死者的家世、生平和事业，以及颂扬和悼念的诗铭，文辞逐渐增多，碑文便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路人可凭此详细地了解墓主的情况。这种立于墓前的碑，叫做墓碑。

早期的碑还包括由庙门前拴祭祀牲口的石板发展而来的祠庙碑。祠庙碑上所刻文字主要是记述受祭祀者的德行和功绩。早期碑的作用仅此两种，是因为人们都认为碑是用来纪念过去的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南北朝时，碑成为一个文体名词，一些刻在碑石上的文章，内容不再局限于纪念人物，开始有了记事、颂扬功绩的成分。从南唐后主开始，还出现了专门用来保存书法艺术的碑。至于碑的种类，到了后代，人们把凡是文字石刻，如碣、摩崖、墓志、经幢等，都包括到广义的碑的范围内。

（选自《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二：

    ①碑首是碑的最上部分。碑首中间为碑额，是雕刻碑名的地方。早期的碑首和碑面是连在一起的。唐时，碑首和碑面开始用两块石板刻好后装配而成。此时碑首的宽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对碑身起到了保护作用。

    ②碑额下面，长方形的一段叫碑面，也称碑阳。其反面则称为碑阴。有些较厚的碑版，两边也相当宽阔，可以用来刻字，称为碑侧。一块由碑阳、碑阴、碑侧共同构成的碑版就是碑身。

    ③碑文全篇都刻在碑阳上。碑阴一般刻有出资立碑人的姓名，题名款式包括官职、籍贯、姓名、字和出钱数。有的碑阴则刻有与碑面相关的文献，这一类碑阴文字，凡与碑面有关系的，除题名外，都称为“碑阴记”。还有许多碑，碑阴原来没有刻字，后人利用这块空白石面，或磨灭原来的碑阴文字，另外镌刻新的碑文。这种碑，其实两面都是碑面，无所谓碑阴了，但做著录时，还应以早先所刻为碑面，后代增刻为碑阴。

    ④有些较厚的碑版，碑侧也常刻有题名。有的碑文过长，碑面刻不完，就在左侧续刻。但一些名碑的碑侧主要刻着螭龙花草图案，是石刻的艺术装饰。

    ⑤有些碑碑身沉重，为防止其沉陷，人们就另刻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板，刻成一个突起的槽，把碑石嵌入槽中，竖立在地上，这种底座就是碑座。

    ⑥碑各部分的大小要根据碑身的尺寸来确定，目的是突出碑身的庄严高大。以碑座为例，常见的鳌座长度等于碑身宽度的两倍，高度为碑身高度的百分之四十五。

    ⑦我国碑碣的历史，迄今已有两千年之久了。一些流传在世的碑碣及其拓本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宝贵资料。而且，这些碑文多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所书，篆、隶、行、楷各种书体都有，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这些碑碣大多摹刻精良，神完气足，风格多样，是人们欣赏书法艺术、临习书法的范本。此外，古代的石碑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装饰和图案花纹，使碑刻成为书画俱佳的艺术品。

（取材于《谈制论形说碑碣》）

材料三：

    纪念碑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它的安放场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场所往往能营造出特定的氛围，让参观者感动、记忆，并受到某种精神感召，实现自我反省，以独特的方式达到纪念的目的。

    我国纪念碑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为了纪念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决定在北京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的不朽功绩。为此，特别成立了建设纪念碑的专门委员会，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1年8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将挑选的三种方案送呈市政府审查。时任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和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正在病中，他认为送呈的方案缺点甚多。于是在病床上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该方案）无论在整体形体上、台（碑座）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他认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象征性建筑。因此，两者不宜采用类似的形体，否则，二者不能起到相互衬托的作用。梁思成还在病床上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北京市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和方案，在纪念碑建设委员会进一步的设计下，完成了纪念碑的设计。纪念碑于1952年正式动工，1958年建设完成。建成的纪念碑碑首采用庑殿顶形式，碑身高大，用天然花岗石镶面。它坐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中心，正如梁思成所设想的：“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盘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取材于《中国小品建筑十讲》）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意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加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是不吉祥的东西，也不是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却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虽然不推崇战争，但是中国文化对于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商纣王虽然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然只有三千臣民，却是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够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