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幸福

〔俄罗斯〕列伊拉·米勒佐耶娃

    车驶上大路的时候，穆拉德想趁绿灯亮着的时候，把车开过去，所以就朝着信号灯猛地向前冲了过去。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谁也不知道了。卡米拉只感到自己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她听到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也不知道汽车是掉到排水沟里翻了。

    接下来是医院、来来往往的医生和亲人们的哭叫声。还算万幸，一切都过去了。她睁开双眼时，穆拉德就在身边，拉着她的手，朝她温柔地微笑着。

    卡米拉出院后，双方亲友立刻为他们准备婚礼。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非常理想。期待已久的大喜日子终于到了，他们从举行婚礼的豪华饭店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这是穆拉德父亲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卡米拉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卡米拉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了，她有了三个健康可爱的孩子。

    卡米拉的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她所有的梦想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现实。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她工作的地方正是她一直梦想的地方。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感谢命运对她的厚爱！

  　生活真是太美妙了！卡米拉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穆拉德是个既懂得爱又感情专一的好丈夫，也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一切都像卡米拉希望的那样。

    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有时候也有一些小问题 ， 有时候问题还很大。但这才是生活，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健全的生活。卡米拉也明白，在别人眼里，她所谓的这种幸福对一个女人来说可能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她认为自己的幸福一点都不平凡，充满了神奇，难遇难求，那是上天对她的偏爱。

    卡米拉有很多美好动人的经历。丈夫还像从前一样浪漫，他们全家一起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他们哪儿都去过，什么都看过！

    幸福的日子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和与一大群朋友的亲密交往中飞过。朋友们的聚会、孩子们的调皮为生活增添了无限色彩。

    他们先嫁了女儿，然后两个儿子也结了婚。小儿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卡米拉又该照看孙子了。命运真是特别眷顾卡米拉，送给她一大群孙子。卡米拉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上帝对她的恩赐。

    明亮的灯光，浓浓的艾蒿的芳香……透过一层薄雾她看见一扇打开的窗户和悬在她身体上方的一盏明亮的灯，还有一张张正俯在她身上的脸。

   “她醒过来了。真是奇迹！”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几天后，卡米拉已经能自己从床上坐起来了。这个地方很陌生，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

   “穆拉德在哪儿？”她问，可她的声音她自己都听不出来了，“我的孩子们在哪儿？我的孙子们呢？我这是在哪儿？你们是谁？”

    终于，来了一个女人，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的亲人们都哪儿去了？” 卡米拉央求着问。

    “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您，”这个女人痛苦地说。“但您一定要坚强……您昏迷了四十年了。”

    “什么？”

    “您睡了四十年了……”

    卡米拉沉默了好一会，她觉得即使想再问点什么，她的舌头也不听使唤了。终于，她还是说出来了：“我丈夫呢？”

    那个女人沉思了一会后，声音低低地说：“出车祸时，您还没结婚呢。”

    卡米拉像傻了似的，目光落在床头柜的照片上，就是奥利娅在那次聚会上拍的。照片上是一张张神采奕奕的脸庞。卡米拉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幸福地微笑的穆拉德，注视着自己，注视着已经永远消失了的朋友们。

    卡米拉后来打听到，车祸中穆拉德只是受了点轻伤，他等不及卡米拉醒来就和别人结了婚，搬走了。 他现在是否健在，不得而知；但他的家人现在还住在西方的某个国家。

    卡米拉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这一生，最后她终于明白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当她艰难地把身子挪 到镜子前的时候，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的脸。她凝视着自己的眼睛，企图弄明白上天 给予她的这份神奇的、难得的恩赐的意义……命运真是对她不薄，让她做了一辈子梦。

老人与井

夏一刀

掌灯时分，瞎伯划拉着他那根光亮的导盲棍摸到黑牛家里。

瞎伯有事没事最喜欢到黑牛家里去，拉拉家常、谈谈天，喝一杯黑牛采制的清茶。

瞎伯说，黑牛，你晓得吧，我们村里以前有一口老井的，叫善卷古井。

黑牛说，晓得晓得，我小时候听爷爷讲过，说是一个叫善卷的古人，他看到春夏天枉水河河水浑浊，人们喝了就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一口井。是吧？

瞎伯说，善卷是神仙下凡呢，什么都懂。他对乡里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好，和气得很。本事很大，皇帝都要向他求助，问他治理国家的办法！

黑牛笑道，瞎伯，你讲得神气活现，好像见过他一样。

瞎伯说，我没见过善卷，我见过他挖的井呀，那时的井台用桃花石砌的，周围又用桃花石铺了地面。我和小伙伴们在孤峰岭上砍柴，口渴了就跑到井边，趴在井边咕噜咕噜喝水，那水真甜呀。

黑牛说，瞎伯，你今天总讲井呀井呀干什么呢？

瞎伯不做声，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布包，黑牛，我这里有一万多块钱，你帮我请人打一口井吧！

黑牛急了，瞎伯！你攒几个钱容易吗？花光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打一口井干什么呢！吃水还是我来帮你挑呀！

你别管，黑牛，我就想再尝尝古井里的水，我要你打你就打。

瞎伯把话说得很坚决，怎么劝阻都没用。黑牛只好说，那好吧，瞎伯。

第二天就开始打井了。瞎伯用导盲棍点点戳戳到一个地方说，黑牛，这地方就是老井的位置，就在这儿掏吧。

挖了三天，就传来了黑牛兴奋的喊叫声，瞎伯，真如你讲的，一下就挖到了老井，才下去不到二十米，就出了水呢。

瞎伯急急忙忙敲着棍子来到井边，黑牛，快舀一瓢给我尝尝。

黑牛舀了一瓢水给瞎伯。

瞎伯喝了一口，含在嘴里，久久地品着。

瞎伯摇了摇头，黑牛，你欺我是瞎子是不是。这是孤峰岭上的山泉水。

黑牛说，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丢一个石子下井试试。

瞎伯果真摸了一个小石子丢下了井。听到扑通一声水响，瞎伯笑了。

瞎伯说，黑牛，你帮我把其他的乡邻都喊过来一起吃晚饭吧，要庆祝呢！

太阳一偏西，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来的人都给瞎伯道喜，瞎伯乐得白胡子一抖一抖。

这个黄昏，瞎伯的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菜每家都带来了一些，合在一起，满满一大桌。

男人喝着德山老酒，女人也喝，瞎伯也端起了酒杯。

瞎伯说，黑牛，井打好了，剩下的钱你去买一些管子，一家一家把水抽过去。

大家说，瞎伯，剩下的钱你自己收好，买管子每家自己管吧。

瞎伯说，黑牛，我十几岁就瞎了，这辈子全靠你们这些乡邻照顾，要不，我这瞎老头哪有这么好的日子！我不能忘本哪，就做这么一点点好事，也算是对大家的报答吧。我晓得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走了，麻烦大家把我埋进土就行，不许用太多的钱，黑牛，你要是不依我的，我就在你梦里来找你。

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一边举杯干酒。

瞎伯也许醉了，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起来。

黑牛从屋梁上爬了进去。

瞎伯已经睡了过去，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把瞎伯抬上了山，黑牛用瞎伯留下的钱请了一个专业打井队。打井的人用洛阳铲在新井三米远的地方探到了老井的位置。

一层一层的土起上来，露出了古老的井壁。再往下，堵住的泉眼打开了，清亮的水涌上来，水花翻开着，像一朵一朵百合。

黑牛从开始打的井里起上来一只盛水的大木桶，这是蒙骗瞎伯的。然后，从古井里打上来一桶水，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围在井边的乡邻都屏住呼吸，抿了一口。

水甜甜的，润润的，像甘露。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料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爸爸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的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了有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的多嚼几把黄豆，还取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试着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间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屋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垫底的人

陈大超

    终于调到一个局机关，吃上朝思暮想的“财政饭”，徐芳高兴得一天到晚都是笑盈盈的，可是等她醒过神来，她就发现在这个既讲级别也讲资历同时也讲能力的机关里，她原来是个垫底的人，谁都可以指派她，谁都可以指责她，谁都可以对她垮下脸来。人到中年、在原来的单位里大小是个头儿的徐芳，心里的高兴劲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没过多久，局里又来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基本上就是个只能拖拖地夹夹报纸冲冲厕所的傻瓜。虽然傻瓜来头不小，但徐芳仍然可以把他当作垫底的人，只要她受了谁的窝囊气，她立刻就找到傻瓜，或者说“把地再拖一遍！”或者说“把报纸都好好夹起来！”或者说“帮我捶捶背！”傻瓜简直像个一摁按钮就立刻动作起来的机器人，不论你的脸色多难看，不论你对他的指使多么不合情理，他都是一点反应一点想法也没有。

    这个名叫闵天飞的傻瓜，考大学时离读清华的分数仅仅只差一分，一阵狂笑就变成了一个痴不痴呆不呆的傻瓜了。徐芳也挺同情他的，但她一旦受了谁的气，仍然要把他当作出气筒，恶言恶语地把他使唤一通，让自己产生某种虚幻的优越感。她甚至觉得在这个机关里，对她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局长科长们，而是这个傻瓜——没有这个傻瓜给她垫底，她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过下去。

    这天上班，她居然没见到天飞，楼上楼下各个科室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一问，原来是他家里人领着他到上海治病去了。她听了心里猛然一惊，接下来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心神不宁的。她就总是下意识地跟人家讨论：“你说天飞的这种病真的能治好吗？”“你说天飞的病治好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还假惺惺地说：“要是真能治好那就太好了啊！”其实她潜意识中非常害怕他真的给治好了。

    一个星期后天飞出现在局里的时候，仍然是那副呆不呆傻不傻的样子。徐芳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她也仍然常常在背后整他、吼他，拿他垫底、出气。后来她竟然发展到敢用鸡毛掸子打他了。也就有一次，她一失手，竟然将鸡毛掸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后脑勺上。打得他当时猛地一激灵，全身仿佛触了电似的一抽搐。谁也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使天飞的智力因此而恢复了。

    天飞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再到局里上班的时候，脸上就再无半点呆气傻气了，局长也不让他再做那些杂事了，而是要他在秘书科“适应适应”。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天飞就给人一种英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感觉了。自然，在这个局里，徐芳又成了一个垫底的人了。她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自己竟然用鸡毛掸子去打他——这一打，又把自己打入了度日如年的冰窟里。

    她常常幻想在天飞独自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时候，悄悄地出现在他的后面，用一个暗中准备好的小木棒，对着他的后脑勺乒乒乓乓地从各个角度猛敲一气——再把他脑子里的那个开关敲关上……

（原载《金山》2003年第2期）

米兰花香

于艳丽

    老吴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树，和远处已经返青的大地，总是觉得火车开得忒慢了些。他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叫来乘务员道：“丫头，你能不能跟你们司机师傅说一声，让他开快些？”

    乘务员一脸模式化的笑容，说：“大爷，火车已经很快了，您感受不到吗？”

    邻座一个和老吴相熟些的人打趣道：“老爷子，您以为火车是火箭呢？一眨眼就到家了。不要烧包啦，火车不比你家的牛车快？”

    老吴本来就语迟，被邻座抢白一顿，不再言语，局促地正了正身体，将一个小包紧紧搂在怀里。

    火车停到火车站，老吴和相熟的人匆匆道了别，便急忙走出站台。回家要去长途客运站坐大巴车，但老吴已经在火车上想好了，下火车就打出租车回家，多少钱也得打。离家不过是一个星期的光景，可老吴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

    老吴钻进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老吴一眼，问：“您去哪？”

    “于家庄。”

    “于家庄？”司机重复了一遍。“对，于家庄，盐山乡于家庄。”

    “老爷子”，司机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回过头来看他说，“您知道从火车站到于家庄得多少钱？”

    “我没和你谈钱，你快点送我回家，多少钱我都给你！”

    司机摇着头笑了，却也不好再说什么，转过身子，车子稳稳地滑出站前停车场，沿着不远处的高速公路，向于家庄驶去。

    老吴下了出租车，已是黄昏时分，他惶急地走进院子，晚春的暖风穿堂而过，带来屋里米兰花扑鼻的香气，几天来，旅途劳顿的疲惫似乎都融化在弥漫的花香里了。

    “米兰！”老吴叫道，声音里有不易觉察的颤音。

    一张俊美的少女的脸从窗里闪过。随后，穿着红色运动服，扎着马尾辫的素素从屋里奔出来。

    素素激动地喊：“吴爷爷，您回来啦！”

    “嗯嗯，素素在呐。”老吴欣慰地看着这个孩子，唯一的儿子吴天参军后留在部队，家里多亏着她和一帮年轻人照顾。他一边应着素素的问候，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屋子。

    “他娘，我回来了。”

    屋里叫作米兰的女人正歪靠在枕头上，气息微弱，如一盏将熄的烛火，却在老吴进门的瞬间拼尽全力爆出一星火花，她睁开眼睛看着老吴，想说什么却似乎酝酿不出合适的气力。老吴看懂了她的心思，忙道：“看到了，都看到了。”

    老吴的话让女人闭上了眼睛，眼角有几颗泪珠重重地滚落下来，落在女人散在枕边的白发上。“莫哭莫哭！”老吴急忙劝慰道，“我把你养的那盆米兰按你的意思栽到了他的墓旁，你不晓得，那盆花开得多香，扫墓的人都说，还没到墓地就闻到花香了，还有，你让我说的话，我也都对他说了。”

    女人还是哭出了声，虽然声音微弱，但这丝丝缕缕的哭声更让人觉得心痛。

    “哎呀，你看你，还病着，哭啥哩？你看我给你带啥回来了。”老吴小心翼翼从挎包里拎出一个黄绸布口袋，女人认得，这是老吴走之前她亲手缝制的，虽说她连捏针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但她还是拒绝了素素要替她缝袋子的请求，花了几个时辰，一针一线，缝好了这个袋子，甚至故意在针脚里压进一根自己的白发。

    老吴将装得满满的袋子递给她，不消说，她就知道袋子里装的是啥，她紧紧地将布袋搂在怀里，枯瘦的前胸剧烈地起伏着。

    站在一边的素素知道，吴奶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吴回家一个星期后，米兰去世了。

    埋葬米兰的时候，老吴郑重其事地把黄绸布袋拿来，大家看见，老吴从黄绸布口袋里倒出一抔黄土，将黄土覆在米兰的棺盖上。

    回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吴天，从志愿者素素那里知道，那抔黄土是钟国英坟冢上的，是父亲为钟国英扫墓时带回来的。

    钟国英是米兰以前的爱人，于1952年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有删改）

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地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质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甚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来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耿耿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地跟我说过，地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难以自禁地，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叫；“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橡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号啕大哭，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