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雄

佛刘

    清明节前夕，爸爸给乡下的奶奶打电话，乡下的奶奶说，今年就不用回来啦，有些事奶奶一个人就都办了。爸爸说，那怎么行呢，即便是我答应，虎子也不会答应啊。乡下的奶奶说，那你们就来吧，其实我也想虎子了。

    虎子不是别人，就是我。不算今年，我已经是第四次回去看望乡下的奶奶和叔叔了。一想到乡下奶奶的小院，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我知道，那是我另一个意义上的家。

    回去那天的阳光很不错，春风已经把田野吹出了毛毛绿。老远，我就看见了站在村口的奶奶，我大喊一声，像一只脱了缰的小马驹，奔向奶奶的怀抱。

    乡下的奶奶流泪了，她喜悦的脸庞上堆满了皱纹。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奶奶、爸爸，还是我，都是幸福的。

    乡下奶奶的院落不是很大，有一年下雨，西边的院墙还倒掉了，本来乡下的奶奶是想等当兵的叔叔回家修砌的，可是叔叔没有等来，却等到了爸爸。那一次，爸爸很卖命，他拦住了所有想帮奶奶修墙的乡亲们，一个人忙活了两天，虽然墙修砌得不是很好，可是爸爸却累虚脱了。乡下的奶奶说，你这又是何必呢？爸爸说，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安慰一些。

    现在，爸爸修砌的那堵墙还好，上面爬满了干枯了的牵牛花的叶蔓，一株枣树探出墙外，似乎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乡下奶奶的房子已经很旧了。前几年，叔叔牺牲的时候，政府准备出资为乡下的奶奶翻盖一下老房子，却被奶奶拒绝了。奶奶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房子还能用，没那个必要了，如果政府真的关心我的生活，那么就请你们把村里的小学修一修吧。村里的小学被重新翻盖了，学校是以叔叔的名字命名的，我去过一次，还在学校的门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爸爸也想为乡下的奶奶盖一座新房子，可是奶奶依旧没答应。

    爸爸常常给乡下的奶奶买很多的东西，但那些东西，是吃的都被她分给了左邻右舍，如果是穿的，就捐赠出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再没有比乡下的奶奶更倔强的人了，但大家都无法改变她，只好改变自己。

    我没有看到过生前的叔叔，乡下的奶奶常常向我描述叔叔小时候的样子，说那时的叔叔爬墙上树，摸鱼捉鸟，无所不会。等长大了，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但心肠好，碰上邻居有什么帮忙的活儿，总是不惜体力，村里的人都很喜欢他。顺着乡下奶奶的目光，我能够看见那时的叔叔，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威武的身影常常走进我的梦中，让我流一梦的泪水。

    叔叔是个英雄，他死于一次探亲回家的路中，因为两个落水儿童，叔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叔叔的事迹感动了那个小城所有的市民，他被大家称为英雄。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自不必说。后来政府遵从乡下奶奶的意愿，把叔叔安葬在了老家，因为在那里，乡下的奶奶可以时常地去看一看儿子。

    我和爸爸这次回来的目的主要是给叔叔扫墓，其实即便我们不回来，乡下的奶奶还有那些乡亲也会把叔叔的墓地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爸爸说，心里不踏实。

    清明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中已经有了麦苗的味道。一路上，我们无语，爸爸一手扶了乡下奶奶的胳膊，每年他都是这样的姿态，这样看上去他们更像是一对母子。

    乡下的奶奶把爸爸买来的鲜花一一摆放在叔叔的墓碑上。整个过程，她的表情肃穆、慈祥，没有一点悲伤。她说，儿子，你哥和你侄子又来看你了，你看看你侄子已经有你那么高了。爸爸说，给你叔鞠个躬吧，我点点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透过水泥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叔叔的生命，正一点点传输到我的身体中。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明白了，乡下的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叔叔也不是我的亲叔叔，可是自从叔叔救了我，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有删改）

渔村凉峙

施立松

    我们推门而出，铁艺花门哐当一声，深秋的凉意清脆袭来。回身关好院门，拢紧衣襟，慢步向海。不经意间抬头，一声惊呼脱口而出。满天星斗，镶嵌于夜空，恍若一斛钻石，倾倒在黑丝绒上，滚动，闪耀，无声地喧闹，璀璨地低眸，迷人心魄。一弯新月如眉，幽幽西斜。星月相互映照，彼此凝望，在太阳来临之前，共同守护夜的黑，梦的暖。

    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夜空了。光污染无处不在的城市和乡村，永远不知道它们失去了多少，比如星空，比如暗，以及暗中的一切。

    这是舟山市岱山县衢山镇凉峙村的凌晨四点三十分，听了一夜涛声的我们，要出去找太阳。

    这个面向东海的小渔村，三面被山环抱，一条弧形的岸堤，将村庄一分为二，一边是如镜的沙滩，长达数百米，一边是白墙黑瓦的房屋，和错综交杂的小路。无论形状，还是布局，凉峙，都像极我的家乡洞头后垅渔村。

    昨晚饭后，我们曾穿行在村中的小巷，才八点钟，整个村庄已阗静无声。中年的我们，突然聊发少年狂，就着手机的手电筒，在平坦如砥的沙滩上找不甚明显的突起，然后用手指刨开，看赭色花蟹四下逃散，也不问他们今夜将在何处栖身。年轻的几个跑去追海浪，风平的夜晚，浪也斯文端庄，追浪的那几个，难免嫌太乏味，一点刺激都没有。正待转身不玩了，却被新推的浪头，打湿了鞋袜，一声声惊呼，仿佛要把整个村庄都惊醒。慢慢地，上涨的潮水淹没了沙滩，我们坐到岸边的矮墙上，脱了鞋子，双腿晃荡，身后微弱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到海面，一行淡淡的影子随着海浪起起伏伏，想起晚饭时分刚听过的歌：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那些青春岁月里的好时光，那陪伴在身边一起歌一起笑一起玩闹的人，如今都去了哪里？在凉峙，在秋风渐凉的夜里，深深地怀念起，也不能怎么样，只对身边的人轻轻地说：好想好想唱首歌……

    成年以后，离开了村庄，枕着涛声入梦已成奢侈的事。猛地再枕涛声，不免难以成眠。思量着，回忆着，黎明悄然而至，匆匆披衣而起，与朋友一起去看日出。

    此时，村庄的左前方，两座馒头似的岛屿之间，有一抹淡淡的绯红。太阳即将出来了，我们面向着它，等待着，这一场海上日出，又将如何地惊魂动魄。可是过了良久，那红一点变化也没有，相反的方向，却现出了鱼肚白。难道，那才是东方？怎么会错得这般离谱？在我的家乡渔村，太阳就是从村庄的左前方出现的。带着疑惑，连忙向鱼肚白的方向奔去，果然，一枚红日自海平面冉冉升起。而那抹绯红，竟然是一艘停泊的巨轮。

    村庄也苏醒了。路边，渔嫂们坐在渔网间，织补着渔网。一家名为时光客栈的民宿后菜园里，鬓发斑白的老奶奶佝偻着身子，在菜地里捉菜青虫，裹过的小脚，走在菜畦间有些踉跄。她捉得极认真，任由我们喊她，就是不抬头。

    村里的八十余家民宿，已自成一道风景。穿行在村中小路，“拾光时舍”“海映朗庭”“渔人之家”“海蓝之星”“海月小筑”“昨海小憩”“刘三姐渔家乐”“大拇指客栈”，形形色色的“宿招”纷至沓来，每家民宿都刻意营造自己独特的风情。步入一家蓝色围墙的小院，院子里，橘树挂满了青青黄黄果实，晚饭花端着一个个小酒盏，雏菊沾着晨露的紫花瓣簇拥着嫩黄的蕊，不知名的树举着一串串鲜红的叶，像叫卖着冰糖葫芦。门上悬着一块木板，白色的油漆写着“诗和远方就在眼前”，不禁莞尔。想想也是啊，假期时，那一拨一拨来自上海，来自杭州，来自宁波，来自各大都市的旅客，不就为着在这里寻找他们的诗和远方的吗？

    回到寄住的“海映朗庭”民宿。院子里，作家们各自捧了书在读。主人家的孩子，五六岁了，央求着年轻女作家：“陪我玩一会儿呗，陪我玩一会儿呗……”

    “快过来，别打扰姐姐！”他父亲唤他，又充满歉意地向我们解释道，“村里都是老人和幼儿，能陪他玩的人太少了。”是呢，就像我早早离开我的家乡一样，似乎村庄的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奔向外面的世界。但是，无论离开多久，渔村烙在心上的印痕，永远不会消失；无论走出多远，渔村都还是午夜梦回时目光聚焦的地方。

    这时，山西文友玄武发来他写我家乡洞头的文，他说：我对洞头已经怀有一种亲切而温暖的情感，像寒雨中去饮烫过的酒，像大雪中着貂裘而行，像春夜坐在飞舞的落花中。这样的情感，唯有在故乡时才曾有过。

    我读着，竟失了神，因为，我心间也正鼓荡着这种亲切而温暖的情感。

    凉峙，这与我家乡相似到让我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凉峙啊。

（有删节）

一对夫妻的奇遇

[意大利]卡尔维诺

    阿尔图罗·马索拉里是上夜班的工人，早晨六点下工，回家要走很长的路，天气好的时候，他也骑自行车，雨天和冬季改乘电车。六点三刻和七点之间回到家里，正好赶上妻子艾莉黛的闹钟刚刚响过，或差一点就要响的时候。

    经常是两种声响：闹钟的铃声和他迈入家门的脚步声同时闯入艾利黛的脑海里，把她从睡梦中唤醒。清晨的觉是最香的时候，她总要把脸埋在枕头里，在床上再赖上几秒钟。然后，她倏地坐起身来，匆匆忙忙把胳臂伸进晨衣，头发耷拉到眼睛上。她就这副模样出现在厨房里，阿尔图罗正在那里，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取出空空如也的饭盒和暖水瓶，把它们放在水池里。在这之前，他已经点好了炉子，煮上了咖啡。

    有时，还差一分钟闹钟就该响了，是阿尔图罗端着咖啡走进房间，将她唤醒的。她举起双臂，伸伸懒腰，然后一把搂住他的脖子。阿尔图罗还穿着风雨衣；她搂着他，根据他外衣的湿度和凉意就可以知道外面是什么天气下雨、有雾、抑或降雪；不过，她仍然要问：“天气怎么样?”而他呐，也总是半带讥讽地嘟囔一番，把一天的不快从后到前倒着数落一遍；骑自行车的归途，出厂时的天气，头天晚上进厂时截然不同的气候，干活时遇到的麻烦，车间的传闻等等。

    艾莉黛忽然喊道：“天哪！什么时候啦！”她连忙把脸凑近梳妆台的镜子，嘴上噙着发夹，用刷子梳通头发。阿尔图罗走过来，站在她的背后，瞅着艾莉黛。他待在那儿也帮不上忙，显得局促不安。艾莉黛收拾妥当，在走廊里穿上大衣，吻了一下阿尔图罗，打开门，匆匆往楼下跑去。

    家里就剩下阿尔图罗一个人了。他听见艾莉黛的鞋后跟踏着台阶的声音，当这种声音消失后，他的思想又随着她疾步走在庭院里，来到大门口，行进在人行道上，然后，一直随她走到电车站。连电车叮叮的响声他似乎也听得见。车停下来，每个乘客上车时脚登踏板的声音他也听得见。他想：“好了，这会儿她乘上车了。”他仿佛瞧见妻子挤在十一路电车上男男女女劳动者中间，十一路电车像以往每天一样，把他的妻子带到工厂里。

    阿尔图罗灭掉烟蒂，关上窗户，屋子里顿时暗了下来，他上了床，艾莉黛起来后没整理床，阿尔图罗睡觉的那边几乎没动，跟刚铺好的一样。他老老实实地躺在自己那边，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把一条腿伸到艾莉黛睡的那边，那里还有妻子的余温，接着，他又把另一条腿也伸了过去，就这样他一点一点把身子都移到艾莉黛睡的那边去了。那里有着妻子的体温，并且还保留着她的身体的形状。他把头枕在妻子的枕头上，脸紧紧贴住枕头睡着了。

    艾莉黛晚上回家时，阿尔图罗已经在房间里转了半天了：他点上了炉子，把东西放在炉子上烧，在晚饭前几个小时里，他也做些事情，譬如铺床、扫地、把该洗的衣服浸在水里。他待在家里，手上在做这些事，可精神上早就去迎候她了。外面华灯初上，艾莉黛挤在熙来攘往的妇女群中，从这个商店跑到那个商店忙着采购物品。阿尔图罗终于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跟早晨的那种声音全然不同。阿尔图罗走出房门，来到楼道，从妻子手里接过购物包。两人边说话边走进家门。艾莉黛连大衣也没脱，一下子就坐在了厨房的椅子上，与此同时，阿尔图罗把东西一件件从包裹里取出来。

    “赶紧干活吧！”说着，艾莉黛站起身，脱下大衣，换上家常便服。夫妻俩开始做饭；两人的一顿晚餐，他带到工厂为夜间一点钟准备的宵夜，她明天带到工厂里去的午餐，还有他明天下班醒来吃的东西。咖啡还没喝完，阿尔图罗已经跑去检查自行车是否一切正常。他们互相依偎着，阿尔图罗感到妻子的身体是那么娇柔、温暖。然后，他扛起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去。艾莉黛洗刷盘子，看着丈夫出门了。他眼下正穿行在路灯稀少的黑暗的街道上，或许这时他已经过了加油站。

    艾莉黛上床，熄了灯。她躺在自己睡的一边，又慢慢把脚挪到阿尔图罗那边，寻找丈夫的温暖，可是每次她都发现自己这边更暖和，于是她明白了，阿尔图罗是在她这边睡的觉，顿时，一股暖流和柔情涌上心头。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汉族，江西德安人。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1971年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袁隆平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获我国迄今唯一特等发明奖；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称号；我国发现的国际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他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等8项国际奖励。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

2001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湖南长沙马坡岭笼罩在薄雾之中，空中不时飘下雨点。袁隆平眯起双眼，出神地打量着这片几百亩大的试验田，然后跨过水渠，迈步走进田间。他蹲下身子翻看着土壤。我跟随在他身后不禁产生了瞬间的错觉：这难道就是几天后就要赴京，领取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学家吗？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使我想起了农民送给他的“泥腿子专家”、“泥腿子院士”的称谓。挽起裤腿走下稻田，是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季节见到的袁隆平最标准的“形象”。

人们常提出的一个疑问是：中国的稻田里如何走出了袁隆平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农业科学家？

中国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岁月里，都将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自古流传，到了当代，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五六十年代我国普遍发生的饥馑给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时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农校──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

他在1960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的经典事例。那是1960年7月的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尘，掖着讲义夹，匆匆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采用常规法培育出来的早稻常规品种正在勾头撒籽，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袁隆平把讲义夹放在田埂上，连裤腿都没挽，就走下稻田一行行地观察起来。“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停留在一株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上。他屏气静神地伸出双手，欣喜地抚摸着那可爱的稻穗，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这是一株奇特的稻禾，株形优异，穗大粒多，足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袁隆平用布条扎上记号，从此格外精心地照顾这蔸稻禾。收获季节他得到了一把金灿灿的稻种。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这些种子播种到试验田里，期待收获有希望的新一代稻种，因为系统选育（从一个群体品种中选择优良的变异单株）是一种主要的育种方法，当时许多优良的稻麦品种都是通过这种方法选育出来的。可是当秧苗发绿长高之后袁隆平发现，它们高的高，矮的矮，成熟得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超过它们的前代。一种失望的情绪掠过袁隆平心头，但是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有着深入研究的袁隆平进而想到，从遗传学的分离律观点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今年它的后代既然发生分离，那么可以断定去年发现的性状优异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他返回试验田对那些出现分离的稻株进行研究，高的、矮的、早熟、迟熟……一一做了详尽记录。经过反复统计计算，袁隆平证明，这次发现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袁隆平的实践让他发现了真理：既然去年那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长势这么好，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种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探索出其中规律，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稻，也就一定能把这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后面我们将看到，袁隆平对真理的发现，使他不可避免地必须向国际知名的权威和他们的权威结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之艰难往往使挑战者身心俱疲，落荒而去。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①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心事。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都是一句可以不断被注释的名言，注脚层叠，但于我来讲是陌生的。有一个地方，在记忆中却仿佛是熟知的，就是四川北路。这条路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其中最难抹去的，当属鲁迅先生了。

②2017年岁尾，在某文学杂志六十周年庆典上，在太热闹的时刻，我很想独自出去走走。有天上午得空，吃过早饭便直奔四川北路，拜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

③天气晴好，又逢周末，园里晨练的人极多。入园处有个水果摊，苹果、橘子、草莓等钩织的芳香流苏，连缀着世界文豪广场。红男绿女穿梭其间，踏着热烈的节拍，跳着整齐划一的舞。身上热了，多数人将外套脱掉。我努力避让着舞者，走进广场。文豪们的铜像都是全身像，或坐或站。托尔斯泰右手握着手杖，此时手杖被挂上了一个健身者的挎包，使他显出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莎士比亚和狄更斯手握鹅毛笔，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缀着色彩艳丽的轻薄羽绒衣。只有巴尔扎克，他袖着手“深藏不露”，人们便难以附着，因此雕像成了一首流畅的诗。

④走出世界文豪广场，向前是卖早点的食肆，等候的人从屋里排到了门外。想着多年前萧红在这一带，有天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告知鲁迅，先生却淡然，调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如今用什么包油条，还能包裹出那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么？

⑤绕过食肆向前，更是人潮汹涌。各路声响汇聚起来，无比喧嚣，将自然的鸟语湮灭了。在世俗生活的长轴画卷渐次打开的时候，我也领略了背景上的植物风光。槭树正在最美时节，吊着满身红红黄黄的彩叶，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看上去激情饱满。耐寒的杜鹃绽放着，那红的粉的花朵，在我这个刚经历了哈尔滨十二月飞雪的北方人眼里，无疑是日历牌上漏撕的春日，透着春的消息。

⑥鲁迅墓很好寻，位于公园的西北角，无论哪条甬道都有通往那里的指示牌。墓前广场比较开阔，最先看到的是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的鲁迅塑像，他坐在藤椅上，左手握书，右手搭着扶手，默然望着往来的人。塑像有高大的基座，再加上草地四围有密实的冬青做天然藩篱，因而墓地显得肃穆庄严。不过基座太高了，那端坐其上的雕像，如一团阴影挡在鲁迅墓前。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每天都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

⑦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种植着樟树、广玉兰和松柏，树高枝稠。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拈着它走向鲁迅先生的长眠之所，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权当鲜花吧。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鲁迅是不怎么写花儿的，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秋夜》中，写到腊梅一类的花儿，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对所描述的花儿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浓墨重彩写的，是《药》结尾处瑜儿坟头的那圈红白的无名之花。

⑧相比鲁迅的杂文，我更偏爱他的小说，尤其喜欢《故事新编》。其中的《铸剑》惊心动魄，我是把这个短篇当史书来看的。鲁迅是高超的人物雕塑家，他小说中的人物，像是青铜锻造的，叩击时会有深沉的回声。而且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动人的光芒——悲凉的诗意之光，如《孔乙己》《阿Q正传》《风波》《药》《伤逝》《明天》等堪称经典的篇章，是作家以笔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化解心中块垒时，播撒于春日晚雾中的纯美幽灵，他们充满了有筋骨的象征性。鲁迅公园中世界文豪广场上的那些雕塑，如果换成阿Q、孔乙己、单四嫂子、九斤老太、眉间尺、吕纬甫，也是极相宜的——这些人哪个不是负重的高手呢！

⑨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石对接镶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因为是园中独墓，看上去显赫，也孤独。其实无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还是无比崇敬鲁迅的萧红，都曾在遗言中表达了葬在鲁迅身旁的想法，可惜都未能如愿——怎么可能如愿呢？鲁迅曾在文章中交代过后事“赶快收殓 ，埋掉，拉倒”，也曾在《病后杂谈》中表达过，不喜欢被追悼，不喜欢挽联，倘有购买纸墨白布的闲钱，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这些绝非故作超拔，符合他的脾气。

⑩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位大妈，在热聊什么。我脱帽向着这座冷清的墓深深三鞠躬，静默良久，之后转身离开。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享有的宁静清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⑪离开墓地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在半空飞舞。公园里所有的树，此时都成了鼓手，和着风声，发出海潮般的轰鸣，湮灭了嘈杂的人声。回身一望，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叶，已不见踪影，我似乎听到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

（取材于迟子建的同名散文）

娃的心娃的胆

陈忠实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众多随员也相继跪倒。稍远处，十余匹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三叩之后扬起头来，司令涕泪交流。

每到清明，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并叩拜。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肃穆和痛彻心脾的悲怆，为八百个尚未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跪倒在黄河滩上。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八百个士兵，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上跳进了黄河。

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他们也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悬崖上，全都跳进了黄河。八百个娃娃呀！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来的农家子弟，有的还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现在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称为小乡党的士兵。司令曾经想到，这些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将军。当然，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他唯独没有料到这种结局。

司令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他突然听到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是什么？”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首先想到的是一杆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

随员们下水打捞，竟是两具尸体，尸体被拽到沙滩上来，他们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穿出；那个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人面对着面，中国旗手用旗杆的尖头捅穿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把他直压到黄河水底；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司令默默地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旗手眼窝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司令从腮帮子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旗手左腮和下巴棱儿交会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的暗红色的痣斑。

那次给新兵团做完讲演，司令直接朝士兵走过去。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

司令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士兵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

“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即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啊！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他效法春秋时史鱼尸谏，留下劝谏皇上不要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的遗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出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会场一片肃然。

司令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笑着说：“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脸膛红扑扑的士兵。士兵自报家门：“报告司令，俺是长安人。”

     “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住了。”

     “你婆呢？”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儿？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儿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啥高？山高，没有娃的心高。啥远？海远，没有娃的脚远。啥大？天大，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慷慨激昂，士兵们热烈鼓掌。司令说：“心——高，脚——远，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

“俺爷还会唱戏哩，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死啊——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棱儿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婆教你的口曲儿，你爷教你的戏词，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武汉市中山公园。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在此举行。孙蔚如司令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第六战区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的口曲儿。还想到了母亲。三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回家向母亲告别，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不能尽孝了。母亲只说：“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孙家，母亲喜极而终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