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指向高远的精神境界

    美关乎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冯友兰先生经常说，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世界是同样的世界，但每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并不相同，这种不同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称之为“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就人的心理状态来说又可称之为“胸襟”，表现出来的举止态度，就称之为“气象”。人生境界有高有低，一个拥有较高的人生境界的人，他的关怀层面比较大，视野和心胸都比较开阔，会呈现出一种“光风霁月”的气象。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可以让人懂得什么是爱，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懂得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一种健康的审美活动，不能停留在单纯娱乐或装饰的功能上，还要有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人性的功能。一所学校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引导学生，同时也引导整个社会，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

    我一直提倡对学生加强人文、艺术经典的教育。人文、艺术经典可以引导青少年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去追求更高、更深、更远的东西。快餐文化、流行艺术起不到这种作用。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说，他小时候，母亲要他读《战争与和平》，并且告诉他哪些段落如何写得好，这样，《战争与和平》就成为他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深度的标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阅读垃圾，它们给我以强烈的嫌恶感”。塔可夫斯基成为电影大师，同他从小就受到的这种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反过来，一个人如果总是读三四流的作品，就会被那些作品框住，自己的情趣、格调、眼光、追求等等也会慢慢降低。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从小都是接触文化垃圾，那他就很难再接受经典了。

    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讲哲学和美学，他认为“美和美感涉及一种神圣性，或者说人生的崇高价值”。美应该指向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指向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一种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艺术家都始终坚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生的终极价值，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神圣性，美的神圣性。贝多芬的《欢乐颂》是心灵的彻悟，是超越生命本体的欢乐。它启示我们在经历了命运的磨难之后，抬起眼睛，朝向天空，歌颂生命，放下心灵的负担，了解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爱因斯坦的讲演和文章，总是使人感到有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神圣性，有如巴赫的管风琴系列作品发出的雄伟声音。一个有着高远精神追求的人，必然有一种超越的信念，必然相信世界上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一种神圣的价值存在。他们追求人生的这种神圣的价值，并且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分享这种神圣性。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1日）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谈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选自2015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

驯火者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者”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留美归国的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一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还有一次，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梁思礼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总装阶段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十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一百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五十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六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九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1985年，他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美国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住的地方并不大，房子的装修也很简单、朴实。这栋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还有唐山大地震时留下的裂缝。（黄奔《我和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的交往》）②粱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梁思礼院士自述》）③梁思礼坦言，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他爽朗地笑着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刘茜《访梁启超之子梁思礼》）

    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特别是感情的内涵，主要是通过它的艺术旋律表达出来的。

    书法艺术旋律是一篇书法整体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整体的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大开大阖。这里重要的是整体，其次才是局部。在整体旋律中，每一个字的用笔与结体，又以其大小、粗细、斜正、枯湿、长阔、轻重、快慢、断续，作出了与旋律相协调的变化，从而增加了整体旋律的艺术魅力。孙子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书法旋律也是如此。

    行气，有助于加强整体旋律的艺术感染力，但代替不了整体的旋律，它不是旋律的同义语。行气，是书写字句时气势的连贯与呼应，它的产生也是由于书法家对于诗文感情的感受或由于形式的需要。但是，它的产生是源于字句的各行各句，于是所表达出来的艺术魅力也便局限于本行的范围，而缺乏宏观的视野与整体的安排。

    旋律，是从整体布局出发，用包括行气在内的多样的艺术手段，以托出诗文的感情或是景色为目的所安排的大开大阖的艺术节奏。有时，由于内涵的需要，甚至暂时把诗句的书写运行在中途停断一段时间，留下一段空白，也是艺术旋律的表达手段之一，这就更不是仅仅着眼于局部的行气所能包括的了。

    没有整体的艺术旋律，便没有深沉的艺术。千百年来，书法作品，把诗词文赋所描写的人世间如此复杂的事物、如此不同的感情，都放置于一个同样平齐方正的算盘式的固定框架中，把本来看起来、读起来节奏长短、错落有致的诗句文辞，一律写成了难以断句、千篇一律的字群，这将如何去感动读者感情的心弦？

    中国历代书法，在用笔、结体上，创造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局部行气上，有许多有益的探索，但长期忽略了对整体艺术旋律的研究和运用，这大大埋没了书法艺术震撼读者感情的力量。

    宋陆放翁诗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书法亦然。如向音乐借鉴，安排书法的整体旋律，其实和为歌词谱一支曲相仿，是诗文感情的波澜起伏决定了书法旋律的跌宕起伏。再读一遍白居易《琵琶行》当是有益的，其中关于乐声的描写，那其实也是一篇对书法旋律的描写。向绘画借鉴。绘画中疏密、粗细、断续、曲直的对比，中锋、侧锋、顺锋、逆锋的运用，布局和变形的画理，都能使书法艺术得到借鉴。书法中画意的布局，不仅能使诗文中画意的描写得到加强，更能使诗文的感情得到充分的抒发。历代一些有创意的书法家中，同时也是画家的甚多。还可向武术借鉴、向大自然借鉴，从文学中研究、从社会生活中学习。

    在艺术旋律这片辽阔的天地里，中国书法必将会产生千万朵撼人心魄的艺术花朵。

    细读《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合一”“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而已。就主要内涵来说，孔子之“道”在于“仁礼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论，孔子之“道”在于“即凡而圣”。“仁礼合一”与“即凡而圣”正是孔子儒学精神之所在。孔子这种圆融贯通“道德自觉与道德规范”“超越理想与生活日用”的生命的学问，正是当代学者创构“生活儒学”所亟待开发的宝贵精神资源。

    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身，体悟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儒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未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是终极关怀，又平实切近、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最能体现孔子“道”之本旨，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可见，儒门之“道”应是“仁礼合一”之“道”，应是“即凡而圣”的“道”。在“后新儒学”的时代我们正需要接续、光大此“道”，确立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为纲领展开当代儒学的重构。

（傅永聚  郑治文“光明网”）

    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伦理和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最一般的规则体系。从人与人交往关系的视角看，它被称为伦理规则；从主体的视角看，它被称为道德规则。在道德规则体系中，有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它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这就是道德基准。

    道德基准是检验其他道德规则是否值得设立、设立得是否合理的基本参照。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能反映所处时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必然性。二是为社会共同体成员所认同，可以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人们主要是为了交换或交易而生产劳动。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及其参与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共同体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自己所在的多种社会共同体及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孝”被确立为传统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摘编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