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于隐居的态度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积极推销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使得孔子和隐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并因此遭到当时隐士（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舆等）的嘲弄。他强调社会伦理关系，尤其强调君臣大义，这种思想和彻底回避社会的隐士思想大异其趣。在参与社会的层面上，隐居不是孔子的选择。“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正是为了“行其义”才积极入世的。

    但面对黑暗、混乱的社会政治，孔子认识到一味地进取对于个人非常危险，而且很可能会损害大义。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的隐居理论作为自己进取思想的一个补充环节。

    避祸是孔子隐居理论的最低层次，“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都是讲在乱世之中远离政治旋涡，明哲保身。孔子如此强调“邦有道”“邦无道”，并不仅仅是从消极避祸的角度立论，而是有更深的含义。孔子的出仕是为了“行义”，如果不能行道，则要停止出仕，否则就会损害道德。孔子主张的隐居并不仅仅是避祸，而是为了坚守道义志向，这样的隐居是对高尚道德的坚守。在孔子看来，是否坚守道义是检验品质的试金石，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也被孔子视为评价古代隐士高下的标准。

    如果没有隐居，孔子“守死善道”的主张就可能遭到政治阻挠而不能一以贯之。这样看来，隐居实在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出仕相辅相成。由此，孔子把人的一生中出仕和隐居两种基本状态都包括进来，从而把他的道德人生原则一以贯之。他的学生原宪深明老师这一思想，后来就隐居了。原宪很穷困，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学道而能行之的人，并批评子贡。

    但是，孔子主张的隐居是有限度的，只回避无道的政治，不回避人类社会。这和后来庄子的隐居理论很不一样。当长沮、桀溺嘲笑他是避人之士，不是避世之士时，孔子告诉学生们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有两层含义：第一，如果天下有道，就不出来做事。这和“有道则见”似乎有矛盾。但是，从隐居能够考验士人的道德节操来看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它。天下完全清平，就无需士人再出来从政，士人应该隐居求志，磨炼自己。但是，“天下有道则见”中的“有道”还没有达到完全清平，所以还要出仕。故此，两者不矛盾。第二，意味着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出来改革社会的意思。这似乎和“无道则隐”矛盾，其实也不然。因为在参与社会的层面上，孔子是坚决入世的，而他的“无道则隐”则仅仅指出仕为官层面。不做官，依然要参与社会改造。尽管孔子对于在无道时代的隐居作了肯定，但是对于完全逃避社会的隐居则是不赞同的。

材料一：

    近日下发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中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乃至世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首先，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不工整、不美观，字迹潦草；其次，“双姿”不规范的比例很大，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再次，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习惯，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最后，“提笔忘字”现象日益严重。

    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提出，1988年成立的中国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书法教育的经验，各地应借着“书法进课堂”的东风，扩大书法特色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的范围。

（《中国教育报》2015年10月25日12版，有删改）

材料二：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要逐步形成以语文教师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书法教师队伍。现有的教师是否能够胜任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需要？目前，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面向广东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和美术教师的问卷调查。

    接受问卷调查教师所在的学校中，配备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占18.77%，由语文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7.18%，由美术老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5.6%，没有配备书法教师的占28.45%。缺乏能胜任书法课教学的教师这一现实也在另一项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高达48.35%的教师认为目前学校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胜任的书法教师”。

    要解决书法教育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还要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学校聘请有书法专长的校外人员（尤其是当地少年宫和文化站的书法教师），经过适当的教学培训后担任学校书法教师。

（冯善亮，周凤甫《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节选）》，2017年1月）

材料三：

    当前教育部稳步推进书法教育进课堂工作成绩显著。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出新的要求，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

    但在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的落实中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问题。据江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对全省35所中小学抽样调查显示，86%的学校因没有书法师资、教材等问题，开设的书法课走过场，形同虚设。

    如何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日前，中国书协理事卢中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建议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开设书法课的情况全面调查，建立相应的督导机制，提高书法的地位，将书法作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书法评价机制，并明确列入教育督导和评价中；重视并定期检查书法教学实施情况。成立专业的书法教育监管小组，每学期、学年到校巡管，检查开课的真实情况，重在监督落实。对书法获得成果的奖励制度要等同于其他考试科目。要设立书法教师资格证，有明确的书法专职教师的“入职名额编制”，使书法教师专职化。除提高书法教师地位、保证书法教师专职教书法外，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

    卢中南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再到家庭，合力形成严密的书法教育管理机制，才能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艺术报》2017年09月06日7版，有删改）

哲人的爱

秦牧

    ①好几年前，我读过一则消息：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1982年2月因病去世，他生前殚精竭虑，尽瘁教学，亲嘱死后将遗体献给医学教育事业，五脏作局部解剖教学用，骨骼制成标本，供示教用，用遗体“再站一班岗”。这则消息使我大受震撼，掩卷沉思，神驰黄海之滨。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献身精神，一个哲人对群体无私的爱，尽在不言之中了。

    ②继沈福彭教授之后，北京医科大学前任校长胡傅揆教授也在生前自愿地把遗体献给学校作为骨骼标本。这两位医学教授的事迹先后辉映。据我所知，遗嘱利他，造福群众的事虽有不少，但是遗嘱指定把自己的遗体制作骨骼标本供教学用的事我极少听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舍己为群，献身祖国的坚强意志和崇高风格，从这样的实例中也可以相见一二了。

    ③1987年底，我突然接到青岛医学院一封来信，那是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寄来的。里面除了信件外，还有一张骨骼图片，那就是沈教授遗留下来的骨骼标本了。信里有这样的话：“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将骨骼制成骨架，陈放在青岛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的标本室里（外有玻璃罩），人们每过此室，都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瞻仰骨架。”信末这样说：“秦老……你能否为我院沈教授写几句话，如蒙赐字，我们将把它刻在玻璃罩上……”我端详着那张骨架图片，百感纷纭。这具骷髅给予我的不是忧惧、哀伤，而是亲切、鼓舞。我把图片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早晚工作时经常瞧它几眼，我觉得它对我的灵魂有净化的作用，犹如明矾之可以净水一样。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没有任何绮年玉貌，皓齿明目的明星歌星的照片，却有这么一张照片。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老头子了，即使我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我也会这样。面对这张照片，崇敬、可亲的感情驱除了一切渺不足道的杂念。

    ④这副骨架图片仿佛给了我一道无声的命令，我决意写那将被刻在玻璃罩上的几十个字。

    ⑤平素写些小文章我是不起草稿的。但是为了写这几十个字，我却决定夜里到附近僻静的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思索、酝酿。我想起了一位文豪类似这样意思的话：“当你把笔插进墨水瓶里的时候，如果不是蘸着自己的血来写的话，那就不要动笔。”

    ⑥那夜月色溶溶，柠檬桉雪白的树干显得十分高洁。月光透过凤凰木，洒落了一地斑驳的光点。长街寂寂，阒无一人，我来回踱步，一次、一次又一次。那具骷髅在我眼前冉冉腾起，我的想象使他还原为血肉之躯：他埋头在灯下研读，他屹立在讲坛上讲学，他以深邃的眼光凝视人群，毅然写下献出骨骼遗嘱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我虽不是教徒，却涌起一种教徒似的心情，渴望能够有个和神圣的魂魄对话的机会。

    ⑦我知道这位教授生前曾经受过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然而，“风暴压不断雄鹰的翅膀。”“异端待我，国土报之。”

    ⑧有人死了，还要造地宫，造金字塔，棺上要加内椁外椁，坟上还要盖巍峨建筑，死者仿佛撑开了棺盖，伸出手来喊道：“再给我东西！”有人死时，临终还拼尽力气，讲出这么一句话：“我想再奉献！”掠夺者和奉献者之间的距离，该是多么遥远！

    ⑨那夜我在街上盘桓了很久，回家后对着骨架图片，铺开稿纸，写了一张又撕了一张，最后，拼尽我的心力，终于写出了这么几十个字的《献辞》：

他生前叮嘱献出遗骸，

指定骨架标本在这儿陈摆。

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

玻璃橱外是他浩瀚的爱！

一纸遗嘱直如震世春雷，

一宗心愿想见哲人气概。

让我们脚步轻轻走进大厅，

伫立丰碑前默默礼拜！

（本文有删改）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肺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日前公布，清肺排毒汤列入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该方剂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情况合理使用。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阻击疲情，美键是抓住核心病机，迅速扭转病情，阻截病气传变渠道，尽快将病邪排出体外。中医药专家综合分析本次疫情特点，统筹考虑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典医籍里的处方，最终决定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21味药有机组合，化裁为新的方剂——清肺排毒汤。

    截至2月4日，该方剂给4个省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使用，通过综合观察，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在90%以上。尽管本次临床有效性观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项目，只为迅速教治确诊患者，但临床验证结果与先期处方设计预判完全一致。更为难得的是，一半以上的患者服用一剂药后症状就得到改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抗疫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编自王君平《抗疫，中医药添加新力量》，《人民日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二：

    与西医文化相比，中医药文化欠缺了一些所谓的“现代科学性”的逻辑，但起源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体现。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然而这些核心价值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上的传播存在不足，导致当下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不得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没有取得很好的文化适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医学体系背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强调分析、实验、定量的“科学主义”背景下，强调“气”“阴阳”“五行”等脏腑经络学说的中医药不是“辨证施治”的存在，而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二是市场经济方面，当下医学通行的是更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西医，传统中医及中医药受到打压；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文化自信不强，即便是2015年屠呦呦院士凭借中医药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直到今天，中医药文化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存在自我贬低的现象。

(摘编自丁云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困境：文化适应与路径建构》，《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8月)

材料三：

    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包括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4个层面，由低向高贯穿一致，是一个最为开放的系统。中医药团体标准可以总结、验证、规范成为行业标准、进一步可以再上升到国家标准，最后争取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作为团体标准的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中的证候诊断标准，与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之间的协调统一性有待加强。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由于行业内存在“重标准制定、轻标准推广”的思想意识及标准宣传不足等各种因素，中医药的一些标准未能被推广应用，当前中医药无法实现应有的价值。因此，如何促进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是中医药标准化工作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摘编自宇文亚等《中医药标准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年1月)

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节选）

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就是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什么是天道？就是讨论天地的来源和自然的法则。还有人道，人道就是人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道理．朋友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那你为什么不提一下就是“天人合一”呢？我的看法是，“天人合一”只是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一种看法，一种很有价值的看法，但不能用“天人合．”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主题，因为还有其他方面例如，古代除了讲“天人合一”以外还有“天人相分”，天和人既相分又统一。这种观点也有很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意义，我不赞成用“天人合一”，在座的朋友们都很熟悉，西汉时期，董仲舒适应当时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天人感应说，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一直都认为这是神学的命题，它也是“天人合一”中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体系。不去区别“天人合一”这一理论里的不同情况，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我觉得有些不妥当，也有些不全面，所以我的看法是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是传统文化的主题政治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等都和这个主题有关系，它的涵盖面很宽，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概括进来。

②紧接着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主题，而不是其他的主题。和古希腊比较起来，它就不是这样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很可能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主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主题套用在中国文化上就有点套不进去了。要从各自民族的具体历史事实出发，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历史跨进文明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由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我们这条路的走法，它的特点和希腊的不一样，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我想稍微列举一两条。中国有很长的农耕的历史。现在考古学里有一个分支，叫作“农业考古”，农业考古告诉我们，距离今天7000年，在江南某些地区就有稻米了。农业考古不是凭想象的，要看地下发现的东西，要看有没有稻米、稻谷的种子。实际的东西，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在今天的浙江省余姚，有一个河姆渡村，在河姆渡村的东北发现了一个遗址，1973年开始发掘，后来考古学家给了一个名字，就叫河姆渡文化。在考古学上是一种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实际上也属于仰韶文化。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姆渡发现的遗址距离现在7000年左右，已经发现这里适合种植稻子。在座的同志估计都到这古城西安，到西安以后，有一个地方大家是必要看的，就是半坡遗址，距离今天西安城东面不是很远，半坡遗址整个的规模、当时我们的先民住的什么房子、用的什么陶器，大家看得一清二楚，距离今天6000年。遗址中发现了几斗谷子，我们北方人叫谷子，谷子磨过以后，把谷子的皮去掉，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小米。我们还可以看到，半坡遗址的很多土颜色发黑，为什么发黑呢？考古学家研究，当时种小米用烧荒的办法，烧荒以后土壤比较松软，便于种谷子。例子不止以上两个。考古学得出一个结论，距离今天6000年到7000年，南稻北粟的农业基本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原始农业靠天吃饭，因此要解决一个天和人的关系，要研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天道和人道成为传统文化的主题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所决定的。

③《周易》这部古籍里这样说：君子必须懂得两门学问，一门学问是天文，了解时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把农业生产搞好。与此相称的，还要了解人文。“人文”这个词并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首先出在《周易》这本书里。懂得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说懂得社会制度、懂得做人的基本准则。做一个文明的人，就必须懂得人文，提得很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主张学天文，这和农业生产有关；学人文，人自身的道理、社会制度的道理，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尚书·尧典》里就有“文明”一词。文明指什么呢？文明就是指治国者的道德品质、才能就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叫作“文明”。文明是和野蛮对称的，文明多一分，野蛮就少一分，文明进一尺，野蛮就少一寸。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大的论争，论争“文野之分”，要把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来，当时的先进人物都打着文明的旗号来反对野蛮。荀子说：“不敬文，谓之野；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荀子·礼论》）什么是历史？我想给历史做这样一个界说，恐怕大家是赞同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漫长历程。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人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就叫作“文化”。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要创造文明、建立文明、推进文明，在这个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就叫文化，这是正面的。但是文化里也有糟粕，也有教训，那种神秘主义，那种和时代不协调的东西，如迷信、愚昧等等，就是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文化离开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就说不清楚了。总之，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可以这样去表述：讨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

（张岂之新世界出版社《中国高层讲座》2006年7月第1版，有删改）

材料二：

从科学发展看环境法的使命（节选）

首先，（   ）如果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为矛盾双方，那么，由发展引发的“人——天”矛盾实际上包含经济建设与自然的矛盾、社会建设与自然的矛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矛盾三类矛盾。仅从矛盾的复杂性上看，反映“人——天”矛盾的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就比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协调问题更难解决。其次，（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瓶颈”不是可能出现的瓶颈，而是已经出现的瓶颈，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情势如此严峻是因为，“发达国家两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最后，（   ）在“人——天”关系中，人是被决定的，在本质上是被支配的。比如，环境承载力是由自然决定的，而不是人决定的。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承载力，却无法对环境承载力产生决定性影响。人类面对资源环境瓶颈，不能根本改变资源潜力，只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容量。如果说人类可以用创造更多劳动产品的方式化解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可以用创立新的收益分配制度的方式解决低收入阶层与富有阶层之间的矛盾，那么，（   ）如果一定要用创造这个概念的话，那就是创造更能适应环境要求的生产技术、消费方式等，即适应性造。

（徐祥民《从科学发展看环境法的使命》，《新华文摘》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