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轶事    

（俄）布宁

（一）

他的自尊感和独立性都很强。但他没有特别地表现它，因为它就像镭一样从他身上放射出来。他虽然尊敬很多人，却不畏惧他们，而仅仅畏惧托尔斯泰一个人，就像人们害怕他们所热爱的，或者所崇拜的人一样。

有一次，他为了去见托尔斯泰，花了几乎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裤子。他从卧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

“不，这条裤子窄得不像话！”他说，“他会以为我是个下流作家。”

于是他进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

“这一条又宽得跟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个无赖……”

（二）

我在雅尔达住了很久，几乎是全部时间都在他家度过。我常常在他那儿坐到深夜才离开，他还说：

“明天您早一点儿来。”我有时会拒绝他的邀请。这时，他会摘下眼镜，把手按在胸前，一字一句地重说一遍，苍白的唇上露出隐约可见的微笑：

“布吉尚（契诃夫对布宁的戏称）先生，我恳切地请求您来！您要是觉得和我这个‘被遗忘的、老朽的作家’在一起太无聊的话，那您可以跟我妹妹玛莎，跟我的妈妈（她非常喜欢您）或跟我的妻子――匈牙利女人克尼普西茨坐坐。我们可以一起谈谈文学……”

我很喜欢他。这种固执使人感到亲切。我常常去找他，而且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看报，默默地坐整个上午。偶尔也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我的话，而且经常是写得很蠢。这时他马上会安慰我，使我很感动。他说：

“他们写我时就更蠢，骂我也更凶。要不然就是一整年一个字也不提起我……”

有这样的事，人们发现我有“契诃夫情调”。他活跃起来，甚至激动了：

“咳，这有多么蠢啊！别人也一直说我有‘屠格涅夫情调’。我和您，就跟一般的狗和机灵的猎狗一样。我从您那儿一个字也偷不过来。您比我更敏锐。看，您能写‘海发出西瓜的香味……’写得真妙，我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您是贵族，是‘俄罗斯一百个文学家中’最后一个。而我呢，却是平民，并‘以此为豪’。”他引用自己讲过的话，笑着说，“至于谈到描写女大学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什么女大学生？”

“您记得我和您一块编过的那个故事吧：天气炎热，哈尔科夫附近的草原，一列很长的邮车正在奔驰着……您补充说，一个腰束皮带的女大学生站在三等车厢的窗边，吹着一杯热茶。茶水顺风飘到从另一个窗子探出头来的一个胖绅士的脸上……”

就是这种对艺术细节的构思把我们紧连在一起了。

（三）

他喜欢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

有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札记本，扬起头，夹鼻眼镜闪着光，把本子在空中摇着说：

“整整一百个题材！真的，先生！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是工作者！您想要吗？卖给您两个题材？”

有一个作家诉苦说：他开始写作是那么软弱、差劲，他惭愧得简直要流泪。

“唉，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啊！”契诃夫叫道，“开始时差劲，这才好！您要知道，如果一个初起的作家马上就写出好作品，那他就没有前途了，写作就完了。”

他热烈地证明道：成熟得又早又快的人只有那些天才，再不就是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些没有独创性、实际上又无才华的人。因为能力本身多半就是善于适应，它容易生存。而才华却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它生长着，逐步寻找表现它的途径，也常常迷路……

“唉呀，上帝啊，我胡扯了些什么呀！”他说。

【注】：本文节选自《契诃夫轶事》，有删节。布宁（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民间音乐

莫言

    四个月前，镇中心茉莉花酒店的店东兼厨师兼招待花茉莉收留了流落到马桑镇的小瞎子。自从马桑镇的人听了小瞎子吹箫，茉莉花酒店生意空前兴隆。小瞎子也施展开了他的十八般武艺，将他的洞箫、横笛、琵琶、二胡、唢呐通通从布袋里拿出来，轮番演奏，每夜都要闹腾到十二点才睡。几十个有一点音乐细胞的小伙子，就连中午休息那一点时间也要跑到茉莉花酒店来，听小瞎子讲几段乐理，讲几个譬如《阳春白雪》之类的古曲。

    镇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也不想吃过晚饭倒头就睡，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与享受，他们需要音乐。虽然小瞎子能够演奏的乐曲他们都已听过，但这些曲子他们百听不厌，每听一遍都使他们感叹、唏嘘不止。对此，小瞎子开始良心不安起来，演奏前，他总是满面羞愧地说：“这怎么好意思，老是这几个曲子……我的脑子空空了，我需要补充，我要去搜集新的东西……”然而，那些他的崇拜者却安慰道：“兄弟，你会的这些曲子就尽够俺们享用了，好东西百听不厌。就像花大姐卖的烧酒，俺们天天喝，从来没烦过，每一次喝都那么上劲，一口下去，浑身舒坦。你这些曲子呀，嗨嗨，就跟花大姐的烧酒一样……”当听到酒徒们把自己的音乐与花大姐的烧酒相提并论时，小瞎子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的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那晚上的演奏也极不成功，拉出的曲子像掺了沙子的米饭难以入口一样难以入耳。

    九月初头，榨糖厂，帆布厂厂房建成，花茉莉准备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还托人去上海给瞎子买花呢西服黑皮鞋——这是为小瞎子晚上演奏准备的礼服。最后，她请镇上最有名的书法家写了一块“茉莉花音乐酒家”的匾额，高高地挂在了瓦檐之下。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计划说给小瞎子听。小瞎子对花茉莉的计划感到惊叹不已，认为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而听到自己将在这个安乐窝里永远充当乐师时，他的脸上出现了踌躇不快的神情。

    马桑镇的光辉前景，自然也在花茉莉的邻居——开茶馆兼卖酒菜的瘸腿方六、饭铺“掌柜”黄眼、小卖部“经理”麻子杜双三人心中激起了波澜，他们自信本事都不在花茉莉之下，而花茉莉能够如此猖獗，挤得他们生意萧条，实在是借助了小瞎子的力量。

    这天下午，三人商议停当，便跨过麻石街，走进了“茉莉花音乐酒家”。正是农忙季节，店里没有顾客。花茉莉正在灶上忙着，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一看到方、黄、杜到，她连忙停下活儿相迎。她一边敬烟一边问：“三位掌柜屈驾光临，小店增辉哪！不知三位老哥哥有啥吩咐！”

    “花大姐，”方六捻着老鼠胡子说，“你这四个月，可是大发了！”

    “那也比不上您呐，方掌柜！”

    “嘻嘻，花大姐挤兑人喽，俺这三家捆在一起也没有您粗呐！”

    “花大姐，”黄眼道，“您这全沾了小瞎子的光哟！”

    “此话不假。”花茉莉撇撇嘴，挑战似的说。

    “花大姐，您看是不是这样，让小瞎子在咱们四家轮流坐庄，要不，您这边丝竹一响，俺那边空了店堂。”方六说。

    “什么？哈哈哈……真是好主意，亏你们想得出，想把人从我这挖走？明告你们吧，没门！”

    “花大姐，说实话难听——这小瞎子可是咱四个人一块发现的，你不能独占花魁哪！”

    “放屁！”花茉莉柳眉倒竖，骂了一声，“想起那天晚上，你们三个人支支吾吾，一个个滑得赛过泥鳅，生怕他腌臜了你们那臭店，连个宿都不留。是我把他领回家中，热酒热饭招待。这会儿看他有用处了，又想来争，怎么好意思张你们那张臭嘴！呸！”

    “花大姐，说话别那么难听。俗话说，‘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好说好商量，撕破了脸子你也不好看。”

    “你能怎么着我姑奶奶？”

    “花大姐，你与小瞎子非亲非故，留他长住家中，有伤风化。再说，现如今是社会主义，不兴剥削劳动力，你让小瞎子为你赚钱，却分文不给他，这明明就是剥削，法律不允许……”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非亲非故？”

    “难道你真想嫁给他不成？”

    “我就是要嫁给他！我马上就去跟他登记结婚。他是我的男人，我们两口子开个夫妻店，不算剥削了吧？你们还有什么屁放？”

    “我每月出一百元雇他！”

    “我出二百！”

    “滚你们的蛋吧，一千我也不卖！”

    花茉莉干净利索地骂走了方、黄、杜，独自一人站在店堂里生气。她顾不得干活了，一把撕下围裙，推开了虚掩着的后门。

    她愣住了。

    小瞎子直挺挺地站在门外，像哲学家一样苦思冥想，明净光洁的额头上竟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他那两只耳朵、两只洞察秋毫之末的耳朵，在可怕地扭动着。

高手

乔迁

陈武和张领导相识的时候，陈武还只是派出所的一个小警察。张领导那时虽然也只是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但毕竟是领导，说话就有一定分量的。

张领导为陈武说了话：“陈武是一个高手！”，在研究干部的会议上说的，陈武就成了派出所所长。

事出有因。

张领导去现场解决房屋拆迁问题，与动迁户谈不拢，张领导有些气愤地说了一句话；“不迁就走程序，强迁！”

动迁户中有个愣头青，张领导的话一下惹火了他，愣头青脑子一热，抄起一块板砖照着张领导的面门就拍了过来。事发突然，谁都没想到有人敢动手打领导，跟着张领导来的那些官员包括张领导自己都瞬间石化了，眼瞧着板砖怒冲冲地扑向张领导面门。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张领导一定被拍个满脸花的时候，一个人唰地挡在了张领导的面前，冲着拍上来的板砖迎头而上，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只听“啪”的一声，拍在头上的板砖断为两截，断砖尚未落地，挡砖之人已飞起一脚，把愣头青踹倒在地。他扑上前去，从腰间拽出一副手铐，咔咔给愣头青戴上了，说了一句：“无法无天了，竟敢当众行凶伤人！”

这时，所有官员才扑到张领导面前，胆战心惊地问张领导有没有受伤。张领导拨开众人，来到挡砖之人面前，沉着冷静地问道：“你叫什么？”

“陈武。”陈武立正，响亮地答道。“警察？”张领导又问了一句。

“是！工作需要，不便着装。”陈武回道。

张领导看看陈武的头：“没事！”陈武的头毫发未伤。陈武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没事，练过。”张领导目露惊喜：“铁头功？”陈武笑笑。

张领导拍了一下陈武肩膀：“好，想不到警察队伍里还有功夫高手。好！铁头，陈铁头，好……”陈武不知道，张领导说的好，不仅是对他功夫的赞许，也是对他的认可。此后，在研究干部任用的会议上，张领导提到了陈武，张领导亲切地称他陈铁头。张领导说：“这个陈铁头，功夫高手，胆大心细，危险面前毫不退缩迎头而上……”在座的领导们对陈武头断板砖救驾的事早已知晓，痛痛快快地举了提拔的手。陈武就当了所长；只是，没人再叫他陈武了，都叫他陈铁头。

陈铁头对张领导的赏识很是感激，只要张领导需要他挡在类似危险板砖面前的时候，陈铁头总是义不容辞奋勇向前。过了两年，张领导前进了一步，拽着陈铁头也前进了一步，做了副局长。

一次，陈铁头跟随张领导去工地解决纠纷，冲突双方互不相让，骂架升级，转眼间便演变成了拳脚相向棍棒相加，一根脱手的木棒偏巧飞向了后退的张领导，一直紧跟张领导的陈铁头眼疾头快，伸头迎棒，咔嚓一声，木棒断成两截，陈铁头一个踉跄，坐在了地上，伸手一摸头顶，手掌上血红一片，显然是开了口子。

陈铁头在医院缝了两针。

陈铁头去见张领导，张领导看看陈铁头的头，担心又略带疑问地说道；“没事吧？咋会这样，你这铁头板砖都没事，一个木棍咋还敲破了呢？”

陈铁头脸一红说：“事太多，功夫练得少了。”

张领导轻叹了一下：“当了副局长，也别荒废了功夫，你这样的功夫高手现在可是不好找了，日后还得担当重任呢！”

陈铁头一怔，不动声色地说道：“领导放心，我一定勤加苦练，绝不荒废功夫。”没多久，张领导成了本地说一不二的大领导。也没过多久，陈铁头便成了局长。张领导无论去哪儿，只要允许，陈铁头都跟随保驾。有陈铁头跟随保驾，张领导的腰板很硬，说话也硬气。张领导有时还半真半假地指着陈铁头对人说：“这是功夫高手，尤其是铁头功，全国不敢说，本地无敌，要不谁试量一下。”

谁敢试量局长的脑袋铁头功如何？

这一日，一个上访老妇人截住了张领导，张领导有急事，没时间听老妇人细说冤屈，就吩咐跟班秘书接待一下。老妇人一看张领导要走，急了，去拽张领导，张领导闪了一下，这一闪把老妇人闪得悲愤交加，冤屈瞬间化作一股怒火，威力无比地凝聚在右手五指上，五指如钩冲着张领导的脸就抓了上来。陈铁头正巧在张领导身边，张领导赶紧往陈铁头身后一躲，老妇人如钩五指已然收不住了，冲着陈铁头就抓了过来。谁也没想到，就在老妇入的手指要抓到陈铁头时，陈铁头不仅没有伸头迎上，竟然下意识地闪开了，老妇人的如钩五指便实实地抓在了张领导的脸上，张领导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五指血痕。

秘书赶紧抱住了老妇人。

张领导伸手摸了一下火辣辣的脸，手上血迹斑斑，可想抓得有多重。陈铁头愣愣地望着张领导，自己也纳闷咋就躲开了老妇人的如钩五指呢。

张领导突然挥掌拍了一下陈铁头的头，怒道：“你的功夫哪儿去了？你还干什么局长！”甩下目瞪口呆的陈铁头愤愤而去。

陈铁头呆立半晌，才步履沉沉离去。当夜，陈铁头突亡。医生鉴定为突发脑溢血死亡。

消息一出，许多人窃窃耳语说：“什么脑溢血死亡啊？张领导才是真正的功夫高手，拍陈铁头的那一掌是五雷轰顶掌，官帽都拍个稀碎，铁头算什么呀……”

（选自《小小说月刊》2020 第 11期）

一天的等待

[美]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既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治疗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尾，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赛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有烂砖，没烂墙

乔叶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用奶奶的话说，有一身好文化。他会写一手好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因为这一身好文化，他年纪轻轻就到山里一家煤矿当了账房先生，被老板的族亲相中，把独生女儿许给了他，这就是我奶奶。八路军过来时也相中了爷爷的好文化，他就参了军。虽是四处打仗，但其实也没走多远，兜兜转转的，一两年间总能回来一两趟。父亲之前，奶奶还怀过两胎，但都没养成。①她说过那两个早夭的孩子：一脸皱纹，小身子跟个大老鼠似的，男人一只鞋就能装得下。得的都是四六风，一个是第四天，一个是第六天，孩子的胳膊腿儿就开始抽抽，咬牙瞪眼，我一看就知道这又不中了……后来才知道这叫脐带感染。不会消毒呀，多傻。

兵荒马乱的年月，村里的帮派此起彼伏，有人当红军，有人当国军，有人当汉奸，也有人是小打小闹地偷摸，还有人当土匪去明目张胆地抢讹。在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放期间的几年间局势更乱，奶奶勤谨恭敬地侍奉着公婆，提心吊胆地候盼着爷爷，日子过得如履薄冰。外人且不说，其他两支族人就没少来欺负。很多个夜晚，奶奶透过窗纸上的小洞看着那几个熟悉的身影背走挂在墙上的玉米辫子，摘走刚刚变红的枣子，拿走垛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出。

有一年没收成，奶奶在坟地的间隙种了一点儿红薯，也被他们刨得精光。

你咋知道是他们刨的？

看他们家小孩儿端的饭碗就知道了。吃红薯屁也多，那些天他们家净放红薯屁。没种红薯，哪放得出红薯屁。

你咋知道是红薯屁？

又多又臭，那还不是红薯屁？放屁时上头也会打嗝儿。

每当听奶奶讲这些陈年旧事时，我都会气得脸红脖子粗，吼叫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奶奶看着我的样子，笑得不行。挑起了我的火，她又开始灭，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老账不能算。再大的仇气，也都是姓地的。有烂砖，没烂墙。唉。

多年之后，我才多少有些明白了奶奶的这声叹息。以彼时的情况，作为家族的弱势存在，只要人家不是大白天来你家抢劫，这就是留了余地。以彼时的状况，当你没有实力扑上去和对方撕个高下时，就只能容留甚至珍惜这种余地。只有这样，当受到更蛮横的外来侵犯时，你就尚处于一个家族的整体性中。哪怕只是暂时的整体性，也能让你在这个整体性中获得些微宝贵的安全感。而亲这个字，似乎天然就意味着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自古至今没多少人能算得清。当然，算不清也不妨碍总有人前赴后继地要去算，各有各的账本，各有各的算法，各有各的盈亏。②或许也正因为算不清，才算得更有意思？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出生的，他快一岁时，爷爷回家了一趟，住了几天就跟着队伍开拔了。奶奶问，不是说都太平了吗，咋还要走？爷爷说，大面儿已经稳了，还有些零星火要灭一灭，很快就能料理妥当。到时候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咱们好好过安生日子。壮的官名就叫解放吧。

爷爷走后两个月，奶奶发现自己又怀了孕。怀孕五个月时，她收到了爷爷寄来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信。又三个月过去，消息传来，爷爷在解放大西南的一仗里中枪而亡，和几名战友一起被埋在白水河边的一棵树下。

奶奶哭了两个月，直到叔叔出生时，才止住泪。

哪能光顾着哭，还得养孩儿哩。她说。

泪也哭干啦。她说。

叔叔的小名儿叫宽，官名叫胜利。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落下了残疾，奶奶又给他改名叫老鳖。顶个贱名好成人，名贱人不贱。奶奶说。

没过多久，村里定成分，我家被定成了贫农。闹得最厉害时，村里有几个富农连命都稀里糊涂地丢了。奶奶说，③你爷是用他自己这条命来保佑咱全家哩。

我家大门的门楣上被钉上了一个长方形小木牌，用红漆正楷写着“光荣烈属”。日子好起来后，每年春节村里都会送来两斤五花肉。很久之后我才发现，用这两斤肉做的菜，奶奶从来没有动过筷子。④从来没有。

 ——选自2023年茅盾文学奖作品《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