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有删改）

       ①山泉作娇儿之态，泉声则是孩子如铃的笑语。受泉声的感染，鼎湖山年轻了许多，山径之幽曲，竹木之青翠，都透着一股童稚的生气。使进山之人如入清澈透明的境界，身心了无杂尘，陡觉轻快。行至半山，有一补山亭。亭已破旧，无可驻目之处，惟亭内一楹联：“到此已无尘半点，上来更有碧千寻”，深得此中精神，令人点头会意。

      ②站在亭前望去，满眼确是一片浓碧。远近高低，树木枝缠藤绕，密不分株，沉甸甸的湿绿，犹如大海的波浪，一层一层，直向山顶推去。就连脚下盘旋曲折的石径，也印满苔痕，点点鲜绿。踩着潮润柔滑的石阶，小心翼翼，拾级而上。越向高处，树越密，绿意越浓，泉影越不可寻，而泉声越发悦耳。怅惘间，忽闻云中传来钟声，顿时，山鸣谷应，悠悠扬扬。安详厚重的钟声和欢快清亮的泉声，在雨后宁静的暮色中，相互应答着，像是老人扶杖立于门前，召唤着嬉戏忘返的孩子。

老王（节选）

杨绛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可是在过大雪山时，这些衣衫单薄、气血不旺的南方战士不习慣于高原气候，冻死不少。更难的是爬炮铜岗，他们可以说是自己铺出一条路出来，一路砍伐长竹，在齐胸深的泥淖上铺出一条曲折的路来。

（选自《红星照耀中国》）

为什么中国人那样爱国？

王蒙

    人们注意到了抗震救灾中焕发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人们为之而感动，而鼓舞，而骄傲。

    从可歌可泣的无数事实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已经深入到我们人民灵魂中的一些稳定的、珍贵的、有意义的方面。

我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抗逆能力与抗逆风格。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不应将“人上人”理解为权势地位财产，而应该理解为品格与成就）……无数这样的命题与信念已经深入到我们民族的精魂。这些是我们的辩证法哲学，更是我们民族性格文化力量。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主义。正是我们严峻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培育了我们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劳与坚强。那么，正是天塌地陷的汶川大地震，显现了我们民族的坚强不屈与艰难奋斗，就是必然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不少关于人们精神面貌的负面说法，而地震的发生令人们对于我们人民的精神状态刮目相看，这是意味深长的。

    其次我要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古国，一个文化上极有特点、极有独特魅力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爱国主义是无与伦比的。许多年前，我在国外讲学的时候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人那样爱国？我戏言道：中国有唐诗和中华料理。为了我的这个说法，复旦大学附中还特别命题令学生作文。一位移民欧美的华裔学人曾经对我说，他们在欧美生活的最大遗憾是文化共鸣的缺失，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杜甫诗句就难以与当地友人共享。近代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太多的考验、挑战、怨怼与污辱，我们也的确应该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更新完善，我们终于看到了民族复兴、优良传统弘扬、普世成果的汲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与现实。我们怎么能不珍爱自己的唐诗宋词与粤菜鲁肴、珍惜我们的生活乐趣与内心表达？不论是大陆内地，不论是港澳台，面对地震，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向心力，即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团队精神，使人们增加了对于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民族的不可分割、不可泯灭的信心。

    第三我要强调我们的仁爱之心。仁者爱人，我们的文化强调和谐，强调仁爱、忠恕、礼义，强调民胞物与、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我们的理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太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严峻的现实与艰难的历史使命，使我们相当长期以来不能不更多地强调无情斗争的一面。近年来强调和谐、爱的奉献才刚刚开始，已经显露了成效。抗震救灾中有多少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啊。

    我们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与人类先进文明的价值观念互通互动的，我们同样感念世界各国人民与各国政府对于中国抗震救灾的支持。然而毕竟中国是太大了，振兴中华的任务是太艰巨了，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是太有特色了，我们首先得依靠自身，依靠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没有其他选择。

我的英雄情结

⑴我不是英雄，但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却一直有着一种英雄情结。而这种英雄情结从我童年时期就已经产生，它将伴随我一生一世……

⑵作为60版的人，我的童年就处于文革后期以及结束的那一段时间。那时的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吃的总是青菜蘸豆豉辣子水下包谷饭，甚至有时还吃不饱；穿的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衣服加解放鞋，内衣根本没有，天冷了就加一件，再冷就再加一件，一层一层地摞起来穿，从里到外都是一样的衣服，新一点的就套在最外面；天热起来再一件一件地脱下去，如此循环。

⑶至于文化生活，那就更其贫乏了，偶尔看一场电影，比过年还要欢，而且还是到两公里外的邻村沙子坡去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沙子坡村是我们心中的电影圣地。从地图上看，该村是六枝特区嵌进普定县的一个小村庄，以隔三岔五要放一场露天电影而出名。当今晚沙子坡要放电影了，这个消息就会不胫而走，传到附近的村寨，于是人们就异常兴奋起来，早早地收工，早早地吃了晚饭，早早地准备好玻璃灯盏或亮篙，傍晚时分便三五成群地往沙子坡赶去。年轻人和小孩子是这些人群中最积极的，看完电影回来还要热烈地进行议论，津津有味地谈论电影中人物或故事情节，就像牛吃草一样要慢慢咀嚼和回味许多天。如果有一场电影没有得看，光听大家议论那里面的精彩镜头，就要把自己后悔死。因此，我也是这些看电影人群当中积极的不要命的人，虽然那时的年龄还比较小，但只要听到附近村寨要放电影的消息，拼了命也要去看。

⑷记得一次在沙子坡的露天电影场放的恰是《小兵张嘎》，场坝上人满为患，早就没有了好的位置，因为从中午起，本村的人早就用各种各样的板凳把有利位置占住了，加上各村寨众多的不带板凳地观众，把能站人的地方都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连树丫吧上都咔满了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屏幕，全部都如痴如醉。

⑸我只好挤在一个最偏僻的角落，与屏幕形成的夹角不到30度，斜斜地看，虽看得不够舒服，但总算一睹小兵张嘎的小英雄形象，特别是他敢用木枪缴了化妆成汉奸的罗金宝的枪，敢与老鬼子龟田斗智斗勇，消灭了鬼子，最终替奶奶报了仇，实在让人佩服。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就燃起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埋下了当英雄的种子。

⑹此后看的电影多了起来，我的英雄情结也就逐渐丰富起来。看过电影《上甘岭》，知道除了日本鬼子之外，还有美国鬼子，都坏得让人咬牙切齿。插曲《我的祖国》，从那时起就开始学唱，知道了“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道理。看过电影《渡江侦察记》，又知道坏蛋还有国民党反动派。同时，佩服的英雄也多了起来，《英雄儿女》中志愿军战士王成在关键时刻大喊“向我开炮”，然后拉响爆破筒与一大帮美国鬼子同归于尽；《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利用地道巧妙地打击日本鬼子，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勇斗胡汉山，亲手用柴刀砍死了这个大恶霸，让人十分解气……

⑺从初中读到高中，从高中读到中专，直到参加工作，当上了教师，人也越读越文，还多了一副眼镜，好像原先的英雄梦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但英雄情结依然有增无减。想要投笔从戎，却找不到一丝出路。

⑻三弟在80年代中期参军去了云南，还以为能够到老山前线去过一下真正的英雄瘾，结果因为邓大人伸出一个手指头裁军一百万退伍回了家，他的英雄梦也破灭了。我呢？中专毕业分配工作时，叫我去县公安局报到，心想在公安局也是有机会实现英雄梦的，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公安局，找到了那个满脸是白斑的刘政委，刘政委看了我的报到信，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我你的眼镜是多少度的？我说四百五。他摇了一下头，把报到信退还了我说，小鬼，你的眼睛不适合干公安啊，还是另外分配一个单位吧。最终，我分配到化处中学，提起了粉笔，念起了磕嘴经，英雄梦自然更加渺茫，英雄情结也被埋到心底的更深之处，算了，乖乖的教书吧！

⑼于是，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什么文史哲之类的无所不读，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清楚地了解了“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等耻辱的历史，了解了国家近代以来的多灾多难的原因和“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对“英雄”的含义有了更广泛的理解（A）。英雄不仅仅有那些奋勇杀敌壮烈牺牲的壮士和烈士，更多的还有那些手捧书本和握着笔杆子的文弱书生。鲁迅弃医从文，以文救国，将笔杆子作为投枪匕首，不但唤醒了无数麻木的民众，而且令反动派闻风丧胆；陶行知以教育救国，开办学校，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功在千秋；闻一多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关键时刻，伸张正义，反对内战，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不惜一死；(B)                                   。

⑽远的不讲，就是在普定，伍效高经商不忘报国，不惜重金创办普定建国中学，撑起了新中国前普定教育的一片蓝天；任可澄在军阀混战时代任贵州省长，续修《贵州通志》，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袁晓岑用他手中的一支画笔，潜心作画，成为当代中国花鸟画的铺路者……

⑾谁说他们不是英雄？凡是能够报效国家，为国争光，作出奉献的人，不管他是文弱书生还是赳赳武夫，一样都是英雄！不管他身居高位还是一介平民，一样都是英雄！战乱时代出英雄，太平盛世依然能够出英雄！作为一名教师，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磕嘴经”念得好，育出满天下的桃李，他何尝不是英雄？自此，我的英雄情结得到了升华。

（节选自《我的英雄情结》作者叶正鼎，中国民盟盟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