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叶帆

    何谓“道统”与“治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历代帝王庙里的一个个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体现出这种“治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天下所极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曰“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传承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统”。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统”，每个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也是一种“新治统”。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也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为顽固。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道统”与“治统”的深厚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了近百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终结了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有改动）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2014年01月0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我们知道艺术品是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物。艺术品必须是人工制品，这是“艺术品”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艺术品。德国哲学家卡西勒的观点最为明晰，他认为“艺术是种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在目前的一些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诗歌等创作中，人们往往忽视形式美本身的创造，不仅不注重作品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不注重情趣和意象的有机契合，而且对文艺作品外在的语言表达、结构布局以及叙事风格等都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单纯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敷衍。特别是当前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所谓“梨花体”、“羊羔体”等，更是几乎置形式美于不顾，诗歌成了直白无味的散文化语言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形式美感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鲜明的界标，是判断艺术与非艺术的重要标尺。由此，我们评鉴艺术作品必须把形式美放至首位。

    以美学的观点评鉴文艺作品，我们还必须重视艺术的道德美。文艺作品不是独立、与世无涉的存在，它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另一异质空间的自然延伸。虽然形式主义美学反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和“深层结构”来看待，但我们不相信存在完全超越和浮游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道德生活的物质呈现和书写。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艺作为道德生活的表现。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直接担负起审美启蒙、审美救赎的社会任务，把文艺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工具。虽然时至今日，艺术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成为可以进行文化投资、获取资本利益的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艺术沾染了媚俗的气息，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濡染人心、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道德效用。因此，在进行文艺作品评鉴时，我们更要重视作品的社会效益和道德力量，重视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书写，以及对于道德人性的反思及映现。唯如此，我们才能重建对艺术的尊重，艺术也才能由此获得自己的尊严。

    但目前一些情况似恰与此相反。比如评鉴“韩剧”，一些人往往只注意“韩剧”所代表和引领的时尚文化如穿衣打扮等，热衷于“韩剧”明星一些不着边际的花边新闻，对于内蕴于“韩剧”中的道德温情、伦理关切及美好人性却不予关心。这样的文艺评鉴显然浮于表面，是对娱乐精神的推崇，对精神深度的拒斥。最终，这样的评鉴活动只能带来肤浅的精神狂欢，使人沉醉于充满了空洞性和无意义性的审美平庸。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会充满各种莫名的偶然性、戏剧性，但艺术的高贵之处就是决然不停留于粗陋或繁华的生活表面，而是直入生活的核心，对生活的内在生命节奏和韵律作出解说。换言之，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仅仅是对生活实相的直观摹写，是对生命跃动的有力传达，更应该是对最高灵境的深刻揭示。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令人悠然向往的美好境界。

    宗白华曾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需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需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对艺术形上虚境的强调对我们评鉴文艺作品意义深远，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文艺评鉴时，一定要对艺术的形上虚境作出审美期待。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一般来讲，艺术的形上品格往往是缺乏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往往停留在对现实生活表象的追踪摹写上，对一般思想情感的抒发上，形上境界则严重阙如。当下一些“抗日神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对艺术的直接否定，不仅缺少形上品格，而且严重背离现实生活的情感逻辑，甚至违背历史真相，对艺术作出肆意歪曲的理解。一些荒诞情节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能表现出作者的道德激愤，但这样的戏仿神剧又如何能打动人心、激发起观众对生活和艺术的尊崇之情呢？就此而言，文艺评鉴必须严厉地指陈出其弊病，并尝试从根本上对此问题予以解决。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 “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文章千古事，明德万年馨。中国书院肇始于唐朝，兴盛于宋代，经元、明、清至今，始终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情怀。岁月如梭，如今大部分书院已不再教书授业，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教化理念，依然如淙淙流水，滋养文化的血脉，贡献生活的智慧，撑起心灵的绿荫。

    从古至今，中国书院兼顾文化传播与人格冶炼，既有国学底蕴的根，也有民族精神的魂。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寒窗苦读，心忧天下。近日跟随“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实地走访六大书院，近距离接触书院里的家国精神——岳麓书院英勇抗元的忠孝节义；石鼓书院康济时艰的耿耿忠心；鹅湖书院“千古一辩”的贵和尚中；白鹿洞书院敦化育人的德才兼修；问津书院薪尽火传的文化自觉；嵩阳书院“程门立雪”的尊师重道……千年弦歌不绝，文脉国脉相连，书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涵养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先贤之声传颂千年，至今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多元化、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书院以古老智慧解答现代问题，为人们撑起了一片心灵的绿荫。党员干部面对名利诱惑时，多念念范仲淹在嵩阳书院高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键盘侠”一逞口舌之快时，多想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为“论敌”陆九渊之见解“感佩潸然”。修身应“言忠信，行笃敬”；接物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处事应“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传统书院经千年所锤炼的中国智慧，既为现代人提供一处安放心灵的归处，也为构建美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风俗提供借鉴。

    信息化时代，古老的书院如何返本开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脚步？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书院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都不应只是存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精致而脆弱的陈列品；它更应当是扎根在现实土地上的参天古木——年轮雕刻着历史的印记，根系吸收着时代的养分，叶脉流淌着生命的活力。文脉因人而兴，亦因人而系。要推动传统书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大家的用心呵护。目前，各地书院正在进行多样化的探索与尝试——国学论坛、新生会讲、经典诵读、课外拓展、网络传播……书院在与其它文化生命体交流互动、相谐相生的过程中，成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生态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书院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与家国情怀，是“以文化人”的精神殃宝，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源泉。千年书院经时光打磨，其长久而永恒的智慧仍值得现代人铭记与发展。我们应守住书院根脉，呵护书院历史，激活书院文化，古为今用。去芜存菁，让书院在新时代中展现出时代风采与永久魅力。

（宋子节《书院精神为现代人撑起心灵的绿荫》）

语言智能和语言教育不应“相杀”

饶高琦

    近年来，语言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在舆论中对人工语言服务形成冲击。语言教育存废及投入多寡等，成为国家教育规划和技术规划中需要面对的问题。12月24日，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召开了“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40余位来自语言教育界、信息技术界、企业界、新闻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就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献言献策，并形成了《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宣言》，倡议教育界和技术界相拥相爱，停止相搏相杀。

    智能技术冲击传统产业，挤出其中的就业人口，本不新鲜。但今天机器翻译为代表的语言智能技术对传统语言产业的冲击大部分只存在于舆论之中：翻译人员的收入保持稳定，翻译市场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规模持续增加。其他语言服务产业也在蓬勃发展。2018年两家一线创新企业机器翻译产品在重要会议上“翻车”，也表明语言智能还远远不足以像两百多年前的轧棉机一样制造失业潮。

    但这种舆论中的冲击，伤害却不小：大学英语专业，从曾经的香饽饽，变成今天坊间“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语言智能的冲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学界、企业界人士刻意制造了一种“外语专业灭亡论”。××翻译在××技术竞赛中拿到冠军，××系统超越人工翻译，××翻译机通过专业考试等信息更在媒体的追逐中频现网端。在人工智能服务大量进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这种论调已经不再是未来小说、科幻电影里那种飘忽云端的危言耸听，而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恐慌之源。这种恐慌首先就表现在学生的专业选择上。笔者所工作的大学，近年来就有数十位新生受这种舆论影响选择改换专业，甚至退学。

    诚然外语教育，尤其是大学外语专业，在学科设计和培养模式上问题深重，但如果任由机器翻译狂热宣传发展，煽动公众情绪，将会对国家的科技规划和教育规划形成严重误判，进而有损公众利益。语言智能行业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前的智能应用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统计机器学习方法和2010年以后突飞猛进的深度学习技术。它们都依赖于富含人类知识的大数据资源。而外语从业者，正是语言大数据资源的生产者。可以说，语言智能如车，语言数据如油。岂有汽车行业整日恐吓石油行业的道理呢？

    另一方面，舆论上的恐慌虽缺乏道理，但不完全是无源之水。外语教育，为学生前途和自身发展计，理应化冲击为契机，在人才培养的范式、方法和内容上吐故纳新，热情拥抱新技术和新时代，努力帮助学生过好智能时代的外语生活。在智能时代，语言教育更要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在工具性上，培养懂得工具，会利用智能服务的语言从业者。而在人文性上，更加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包容心的教育，培养不同文化间的穿行者。

    2018年，原谷歌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这一观念。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顶级高校也就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科技伦理设立课程与研究项目，旨在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划定界限。人工智能，尤其是语言智能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更深和更广的人机互助，进而通向人机共生。替代和对抗的人工智能观并不可行。人工智能和其服务的领域都理应相爱，不能相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