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生活的派生物，定性文学应该从人类生活的发生过程，从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注重从精神层面、行为指向和实践意义的结合上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回归文学的原生态、还原文学的原本面目，有利于发现文学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的联系，有利于摆脱原有概念扣理念的束缚，建立基于我们自己感受经验的对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其中，文学的实践意义是我们试图确立的考察和研究文学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我们认识到，文学的各种概念化的解释都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真正富有阐释力的应该是从实践意义上对文学行为目的一种表达，这就是：文学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在文学中，人们的愿望、渴求、理想、旨趣隐涵，寄予在人物、故事、情节等展开的逻辑之中，生活的肌理、价值、意义和人们的基本诉求也蕴含于文学叙事之中。虽然文学虚构的生活图景并非人的真实生活，虽然文学展现的“生活图景”并不能让人们按图索骥地重复，但文学让人们在“虚构生活”中近乎真实地看到了对象化的自我，并可能从中回味出生活的乐趣和动力。文学叙事高于平凡的生活。甚至是理想化的乌托邦，但在文学的修辞手法、多种表现手段构筑下可能美轮美奂，楚楚动人，引起人们极大的冲动和向往。所以，对于文学而言，不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完全按照文学的描绘生活，而在于能够激起人们多少冲动和向往。因为人类最早创造文学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初衷可能是在疲劳、痛苦、无聊之时玩笑、娱乐、虚化一下自己，甚至是进行一次自我开涮。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叙事就是一种虚幻，就是让人的生活由实向虚的一种转化，而人们在许多情景中常常向往虚幻。当人们的实在生活出现矛盾、困境时，以虚化的图景予以调和、润滑、昭示，困厄也许就细而无声地度过。文学就是要构筑一种“逼真”的“非现实的生活”，而且这种“非现实的生活”还是人们极力憧憬和向往的，是人类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文学虽然不能规划和设计社会生活，却能辅助、引领、指导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充满空灵、清幽、诗意，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渴望，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惬意，展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娴静，产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豪放，甚至生发出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由此可见，文学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诗意地生活。

    文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存在或者文化存在，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文学的作用或者有用性。文学的有用性并非对人们物质生活的实用性，而主要是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有用性。人的精神发展呈现两个路径：一种是理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政治、哲学、宗教等，抽象高深，远离人的生活；二是形象思维（感性思维）及其产生的成果，如文学艺术，直观、形象、生动，相似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种“高于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审美，也就是说，文学给我们提供的“生活”是审蔓的生活。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感受、体验、参悟生活的方式。它让人抛开冗繁，以文学的修辞、形象、故事、意境等对人的生活进行审美性创造，从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在这种“审美性生活”的熏染、启迪、昭示下，树立和坚定生活的信念，开创人的实践意义上的新的美好生活。就此意义而言，文学是人们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选自吴圣刚《文学是一种审美生活方式》，有删改）

汉代篆书的文化精神

    篆书的应用遍及汉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书法艺术也在继承了秦代小篆写法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

    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用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在文字政策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统一全国文字。秦代篆书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就是李斯所写的泰山、峄山、琅琊台、会稽、之罘等刻石。李斯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法家之于审美采取的是“好质而恶饰”的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装饰。这也正是李斯小篆“省大篆之繁缛以趋简易”、笔画粗细均等、结体平正匀齐的原因。

    秦亡汉兴，汉初采用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汉武帝时又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法家的审美思想相比，道家审美观超越了功利性的羁绊，而儒家审美观则强调了文（饰）与质的辩证统一关系。讲实用性也讲审美性，这是汉代美学思想对秦代美学思想的突破，也是汉代艺术繁荣发展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以道、儒思想取代法家思想促使汉代审美趋于开放，那么，地域文化对于汉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说道：“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

    与北国文化不同的是，这种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南国楚文化充满了想象、神人交织、赤兔金鸟、羽人戏龙……就像屈原《离骚》中所说的那样，“佩缤纷其繁饰兮，芳霏霏其弥章”。注重雕饰、充满想象，是其显著的审美特征。汉赋、汉帛画、汉雕塑、汉画像石等无不彰显着这种缤纷浪漫的情怀。

    书法也是如此，汉代篆书线条一改秦篆的“玉箸”式样，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变化。起笔时或藏或露，少有雷同；收笔处或作悬针，或为垂露，姿态万千；转折处或提或按，方圆兼备，虚实相生。瓦当铭文更能随形布势，随意生态，活泼多变；缪篆屈曲回环；鸟虫篆，笔画作鸟、虫、鱼状，更是将篆书的装饰意味、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

    “圣人立象以尽意”，汉代流动瑰丽的篆书，所表达的正是汉代崇尚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森严的秦文化之“法”与浪漫的楚文化之“意”在汉代篆书里交融，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楼宇烈

    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只靠孔子学院，其实交流的途径还有很多，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说到“软”实力，软在我们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总是去迎合别国的口味。传播中国的文化，就应该以我国文化为主。每年都有交流团出国，但许多人的指导思想是要迎合别国，而别国却恰恰不需要迎合。来中国交流的外国人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借鉴学习。有一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许多东西都是模仿、抄袭，没有自己独创、独立性的东西。也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的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就曾说过：“中医阴阳五行的那套说法，打死我也不会认同的。”我们给外国人讲阴阳五行，有的一下子就接受了；给中国人讲，国人反而听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地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了呢？有人说我们的国乐走出国门了，但现在中国的乐律其实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西洋的乐律了，我们其实没有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传到国外。

    ②经济全球化后，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了，古代流行的东西可能要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只要几秒钟全世界就都传遍了。文化会不会趋同呢？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为追求时髦，把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抛弃掉了。有些学者主张文化要寻根，不能把根丢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跟世界接轨不是消除自己的特点，而是要让现代人认识、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不一定要普遍接受。我们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例如，有的东西一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全民文化。我觉得越是这种文化就越是小众的，把小众的文化变成大众的，无形之中这种文化就被搞没了。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绝如缕就可以了，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一下子把它变成大众都热热闹闹搞的东西。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这是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看法，这样它才能保留今人要借鉴的东西。

    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除了艺术之外，还有中医。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国外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比国内的要多，其中很多人是从国内出去的，也有外国当地的。中医现在在世界上除了中药没有被完全认同外，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心理治疗都被普遍接受。有一个自然医学派，其理论都出自中医，它七条总的原则跟中医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治病要找原因，不能只找它表现的症状；医生不应该只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生活的老师。有一次，我在中医会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强调中医的“技”，而是强调它的“道”，要传播中医文化，而不是只偏重中医治疗。

    ④中国其实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在文化传播的时候只是从“艺”和“术”的层次出发，没有从“道”的文化层次去全面考虑。中医文化里面也不要只是宣传怎样治病，而是要让人不得病，中医文化的核心是养生文化。中国文化里的儒、佛、道、医、武都有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文化应该是融会贯通这五家文化的产物。得了病去治好，还是不得病好呢？当然是不得病好，所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是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如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美丽的坏蛋更坏蛋

    美丽的坏蛋比丑陋的坏蛋更坏蛋，这在人类和动物中都有生动而可怕的故事。北方的海尽管没有南方热带海洋的五彩斑斓，然而在清冷而清澈的海底却撒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星，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些海星却是用心险恶的家伙，号称美丽的杀手。

    海星全身布满了“现代化武器”，在显微镜下，你才能看到它身体表面簇拥着成千上万的聚光性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四面八方的环境可以同时“视察和掌控”。另外，海星还有成千上万条比牙签还细的管状腿，具有强力的吸附功能，在海星大脑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成千上万条腿有节奏地迈动，可以爬过所有的坎坷，即使在光滑直立的礁石壁上，也照样稳步前行。更可怕的是海星能分泌高能量的消化酶，不亚于人类化工厂生产出来的硝酸，坚硬的贝壳在这种高能量的消化酶作用下，很快就被腐蚀溶解。正因为有这些“现代化的化学武器”，海星稳打稳扎，所向无敌。在波涛轰鸣的大海下面，它们成群结队地排列，悄无声息地匍匐，全然一支偷袭的军团，有目标有计划地向牡蛎、蛤蜊及所有贝类的藏身处前进和包抄，然后来个密集型进攻。

    海洋中现存的海星大约近两千种，我们中国已知的就有一百多种，从海边浅水区的潮间带直到水深6000米的地方均匀分布。看到这么美丽的东西竟是残酷的杀手，人们用渔刀渔叉奋力地砍杀，将海星碎块抛进大海里。可是，人们没有想到，海星还具有一种更特殊的能力，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再生一个海星。世界上竟会有越消灭越兴旺的动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海星只有在卵化状态，会被一些鱼类捕食，可一旦长成海星，几乎就没有天敌。

    海星给人类造成了可怕的灾难。近些年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域，因海星灾害导致鲍鱼、扇贝和蛤蜊的养殖损失达数万亿元；山东胶州湾一家养殖公司16万亩滩涂的蛤蜊，遭到海星的大举进攻，百分之八十的蛤蜊被吞噬；辽宁庄河市黄海沿岸成千上万吨的鲍鱼、海参、蛤蜊被海星吃掉。据调查，一个海星一天能吃掉十几只扇贝，食量惊人，再加上养殖的贝类无法自由逃走，所以沿海的一些养殖区里的贝类全部被海星吃光，几乎是养殖业的灭顶之灾。

    可恨的是海星这个贪婪的肉食动物却光吃不长肉，也就是说对人类几乎没有食用价值。那么造物主为什么要造出海星这么个物种呢？其实大自然有着严格而奇妙的秩序，海星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的捕食起着保持海洋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倘若人类真能彻底消灭海星，那么会有更可怕的灾难出现。没有海星的“调解”作用，海洋里的贝类会长得铺天盖地，我们将看到一个被贝类排泄物污染得更加污浊不堪的海洋。

（2011年11月《广州日报》，有删改）

    “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从思想观念的初步成熟到现实文人阶层的大量涌现，再到文士个性的分化流变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具风采的典型土人，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深刻体现出“文儒”发展的嬗变轨迹，并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风采。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观念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南北方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争锋实际隐含了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味。此时的“文儒”还未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知识阶层，但在思想观念意义上已渐趋成熟。他们不仅深刻参与到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中，而且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人个性。

    盛唐时期是“文儒”型知识阶层从思想观念走向现实化的时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断涌现，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式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物，作为时代文化心念的典型表现，深刻影响着当时著名文人的创作和思想。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无不受“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而具有其心态特征。苏颋之于李白“广之以学”的建议、张九龄对王维政治生涯与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如此，杜甫作为饱受儒学思想濡染的诗人，更是对“文儒”非常崇拜，其献三大礼赋的行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参与制礼作乐的政治期待。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发展演变而言也是关键时期。韩愈等人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发掘出道德性理之义，彻底扭转了汉代以来以注疏治儒学的方向，对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儒学的嬗交强化了“文儒”文化影响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国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观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三位一体。不过，个体文士作为“文儒”，虽然总体上是“三位一体”，却也各有不同侧重。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苏轼之风流潇洒与-程之儒者敦厚，正说明“文儒”到此时已成分化之势，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综合形态，很难以一种简单的特征来概括。

    明清时期的“文儒”型知识阶层大致延续两宋模式，分成在朝为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学的思想型和潇洒为文的文艺型三大群体。在遭逢时代变迁与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会适当调适思想心态，寻求自我精神的安顿之所。

    在“文儒”身上，那些优秀而坚毅的土人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充分彰显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滋养了一代代士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对我们今天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重塑中华文明的新气象与新格局也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迪。

（摘自2018年1月8日《光明日报》13版《文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