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之柳

徐斌

    在我国民间，柳树一直被视为降除瘟疫的象征。战国名医扁鹊用柳叶熬膏治疗疔疮脓肿，三国神医华佗用柳枝治疗骨折。世界各国的外科手术刀，也模仿柳叶形状制成，国际上统称“柳叶刀”。古典小说中南海观音的形象就是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播撒雨露，祛病消灾。

    “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的生命力不但为人们所赞颂，而且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柳树还一直被看做是柔情的象征。“春风杨柳千万条”。漫游郊野，绿树那轻盈婆娑的风姿，展示着仪态万千、欣欣向荣的春天气息，把大千世界装扮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柳树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常选的对象，《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佳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如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在《咏柳》诗中运用拟人手法，形象地刻画出杨柳柔长的枝条、嫩绿的新叶在春风吹拂中的迷人姿态。白居易在《杨柳枝》中唱道：“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诗人把绿柳比作婀娜多情的少女，勾勒出一幅美妙的春景图。

    柳丝柔长，风吹而成缠绵难舍之状，故古人常借柳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如雍裕之的《江柳》：“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中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

    在众多植物中，杨柳抽丝发芽是较早的，因而常为敏感的诗人捕来作为报春的多情使者。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诗中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与粉红色的桃花仙映成趣，构成一幅阳春三月、生机盎然的景象。柳枝纤细苗条，柳叶瘦长微翘，这些都与美女的身材、眉毛特征相吻合，古人多以杨柳来描摹美女，“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以柳叶喻女子漂亮的眉毛，极有特点，以至于成了人们赞美女子容貌的习惯用语。

    春风杨柳美景，又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最佳去处，明月作证，杨柳为媒，杨柳自然也就成了爱情的象征。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出了一对情人约会时的甜美，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难怪婉约派词人柳永在酒醒后，发出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喟叹。

    柳絮飘忽不定，正如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因此杨柳还是古代文人笔下的闲愁象征。“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在《青玉案》中用烟草、飞絮、梅雨来状写多而不断、缠缠绵绵的闲愁，可谓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数字传媒的技术审美性

    ①现代社会的审美领域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拓宽，科技产品也出现日益审美化的趋势，“艺术的技术性”和“技术的艺术化”已经把“技术”和“艺术”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知道，科学与艺术本是人生的两极境界，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而今，这种目标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变得接近抑或融合起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科技以其穿越时空、启迪想象的发明创造，将科学与诗、精密的数学与鲜活的艺术融为一体，创造了丰富的颇具审美感的产品，生动地体现了科技文化与审美文化的融合和互动，让技术的艺术化成为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化新表征。这似乎印证了法国作家福楼拜一百多年前的那个预言：“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会在山顶重逢。”

    ②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以后，机器自动写小说、作诗、作曲、作画等程序软件的广泛应用，充分展示了信息科技强大的艺术功能，多媒体、超文本的便捷操作，大大提升了数字技术的审美水平。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数字影视、数码摄影、手机视频以及层出不穷的移动多媒体终端的广泛使用，让数字技术工具及其内容承载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生动写照，其所创造的艺术新形态大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世界。现代可视化技术将数码计算、胶片处理、视屏影像等扩大到三维音响和虚拟实体的仿真技术领域，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宏观世界（如宇宙星云分布）或超微观世界（如DNA的双螺旋结构），甚至一些非感性的科学法则等，都实现可视化处理。中国古代诗论家所推崇的那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诗意胜境，被营造得切切诱人。原本抽象的法则规律和无涉情感的技术工具，借助新技术自身的优势，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更加鲜活多变的融视觉、听觉乃至触觉体验于一体的想象性诗意空间，释放出了无比丰富的感性魅力，蕴含着艺术审美的诗意，它们在带给我们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更新奇的审美享受。有研究者指出过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数字传媒技术的艺术功能和审美特性改变了我们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形成了现代艺术观念的“祛魅”方式。电脑的“无所不能”和网络传播的“无远弗届”，已经把最便捷的“祛魅”工具交给了普通网民。键盘、鼠标的“屏幕叙事”让“咫尺天涯”凝聚为“瞬间永恒”，只需“挫万物于光标之处”，便能“得精彩于眉睫之前”。人类曾认为获得“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理想”，“但是，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

    ④不过，此时还应该看到，“技术的艺术化”或“艺术的技术性”留给我们的并非都是赏心悦目的诗意享受。“高科技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在揭穿迷信、打破神话、终止愚昧的同时，也可能熄灭留存于人们心中的那盏诗意幻想的油灯。阿波罗号登月成功终结了嫦娥舒袖、玉兔捣药的广寒宫神话；试管婴儿的降生给生命孕育的神秘和血缘人伦的神圣打上了问号；直拨电话、光纤通讯、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确实方便快捷，却又消除了昔日那种‘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槐花盼郎来’‘望尽天涯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脸红耳热的幸福感。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以车代步和蓝天白云间的睥睨八荒，让人体验到了激越和雄浑，但同时又排除了细雨骑驴、竹杖芒鞋、屐齿苍苔的舒徐和随意。”

    ⑤新媒体技术的艺术审美性给既定的艺术范式造成了影响。网络文学、数字艺术、动漫游戏等，长于采用图文语像汇流的多媒体样式创造出“通感”化的艺术形式。于是，网页顶替书页，“看”代替“读”，纸与笔让位于光与电，新媒体审美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范式。昔日的“物理艺术”变成了融图像、文字、视频、音频于一体的多媒体作品，它们音画两全、界面旋转、声情并茂、图文并显，完全相异于传统的艺术却能相容于现代技术。覆盖星球的联网计算机、移动互联网、手机等各种电子接收终端，它们的工艺设计、精致程序和强大功能本身就是一件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而网页上排列的菜单和指令，各类链接、选择标记、期待点击的变色字符等等，无不蕴藏着恒河沙数般的作品存量和无以穷尽的信息奥妙，足以让欣赏者观古今之悠远、通四海之浩瀚，这不就是审美的境界么！而在艺术审美观念上，数字传媒技术也从多个方面改写了传统艺术审美的逻辑原点。例如，现代技术审美奉行“自娱以娱人”的功能模式，坚守的是“娱乐至上”的文化理念，用草根性视听快感实现消费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从审美主体性上看，新媒体把创作主体的身份从“作家”转换为“写手”，从“艺术家”变成技术“操盘手”，把“人人都可当作家”的梦想变成网络现实，这便是数字传媒特殊性规制的技术审美性的必然结果。

材料一：

远在历史时期的初期，黄土高原到处都是森林或草原。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此后由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无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第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的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第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第四是明清以来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

促成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还应该加上历来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大量据有土地。一般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因而就不免到处开垦，由于不断的开垦，终于形成了滥垦，把若干根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也都尽量开垦了。这样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无法借此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只好更多地开垦，这样就把原来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就是说，黄土高原不仅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就是一般植被也难于保存下来。

黄土高原上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已经容易流失，再增加这样的人为作用，水土流失自然相应加速，流失的水土通过沟壑溪涧，最后都汇集到黄河，就增加了黄河泥沙含量。据近年测验，黄河每年通过三门峡流到下游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

　（编选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编选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