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忠魂耿热满玉壶

夏生荷

    1949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1952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本可留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任教，即便是靠着写诗也可能有很好的生活，但他却坚持要回国，要将一些优秀的国外文学翻译给新中国的读者。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不允许在美的中国籍高级知识分子离开，穆旦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回到了祖国，在南开大学任外语系副教授。

    一回来，穆旦就开始紧张的翻译工作，为了给这个民族增添文学滋养，他甚至停止了写诗，以便专心于译作。5年内，他便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好几部代表作，以及《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等。他的译作发行量很大，以至于没人知道他是诗人穆旦，只知道他是翻译家查良铮。然而，穆旦不会逢场作戏，更不会说假话，遇事总是喜欢仗义执言，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喜欢，这也为他后来的连连厄运埋下了隐患。

    1959年，在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中，有人翻出了穆旦的过去，举报了他，天津中院随即宣布穆旦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这是历史的悲剧，穆旦无力反抗。作为“历史反革命”的他，被发配到校图书馆，白天要从事打扫厕所、楼道等杂役，晚上则要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亲朋们不再上门，穆旦也变得沉默寡言，当初他执意要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翻译文学，但现在却要放下手中的笔，“沉重的枷锁会被打断，牢狱会被颠覆，而门口的自由将微笑地把你们拥抱……”这是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枷锁何时才能被打破。

    4年后，穆旦终于被解除“管制”，成为了图书馆的普通员工，虽然他仍然要定期写思想汇报，但毕竟能重新提笔了，此时的他决定完成一个宏大的计划，翻译美国作家拜伦的名篇——《唐璜》，他曾对妻子说：“《唐璜》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部诗体小说，我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读到它！”此后，每天下班后，穆旦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里伏案翻译，他常为一行诗、一个字而整夜不能寐，为一条注释、一个疑点而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图书馆。穆旦用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2万多行的《唐璜》初译稿。但就在此时，“文革”爆发了，因为“远征军的问题”，穆旦再次陷入困境，他被“红卫兵”抄家，没收和焚烧掉很多书籍和稿纸，好在他拼死保住了《唐璜》的手稿。

    1973年，穆旦修改好了《唐璜》，并试探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询问能否出版，编辑回信说，寄来看看。穆旦兴奋不已，他用牛皮信封小心地将译稿包好，并在扉页上写上鲁迅的名句，用于激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但译稿寄出去后便石沉大海。直到3年后，穆旦才托朋友打听到《唐璜》的下落，友人告诉他：“仍然在出版社，暂不能出版，但编辑有意保留。”穆旦欣喜不已，可遗憾的是，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心血之作《唐璜》的消息。

    穆旦去世3年后的1980年，《唐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年春，穆旦的骨灰落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里，陪伴他的是一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唐璜》。

    1981年，穆旦被平反，友人为他送上了一副挽联：“坦荡荡玉壶冰心，血热热耿介忠魂！”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吧。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穆旦曾这样写道：“我至今仍认为，人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是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的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摘编自《思维与智慧》，有删节）

约翰•纳什：走出“囚徒困境”的指路人

包蕴涵

    5月23日，约翰•纳什在美国新泽西州遭遇车祸去世，终年86岁，生前被广泛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此前，纳什才刚刚在挪威领受了阿贝尔奖。阿贝尔奖也可以称得上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以86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诺奖和阿贝尔奖双料得主，纳什的成就在晚年得到了世人充分的肯定。

    比起光彩夺目的青年时代、痛苦而波折的中年时代，纳什的晚年时代其实已经相当的平静和安详了。纳什的一生是曲折和传奇的。

    童年时代的纳什是一名奇才，而青年的纳什给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无与伦比的才华、奇特的怪癖和不掩饰的自大与野心，对于他的才能，有一封推荐信里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去评价：“这人是个天才。”

    1948年，在大师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学院，纳什如鱼得水并脱颖而出。是冯•诺依曼开创了经济博弈论，而被冯•诺依曼贬低过的纳什的思路却比冯•诺依曼的合作博弈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最终，他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一鸣惊人，并发展成了著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

    数学家哈罗德•库恩说：“我真心地认为，20世纪真正伟大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而在前十位中，可能就会有他的均衡理论。”经济学家罗杰•迈尔森把纳什均衡比作“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

    20岁出头的纳什就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然而在他的理论蜚声国际、广受关注的时候，纳什却逐渐从数学界销声匿迹了。由于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纳什家庭和生活出现危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不知情的外人甚至以为他已经疯了或者死了。

    幸好，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下，纳什用理智、爱和时间战胜了病魔，经历了离婚与复婚，生活回到了常轨。而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以其经历为原型改编的影片《美丽心灵》上映后，这个长期以来“在普林斯顿里漫游的无家可归的无名氏”终于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跌宕起伏的经历，关于毁坏与拯救的故事成为了被病痛和灾厄折磨之人心中的希望。

    “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它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追求了一生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最终，我还是回到现实中，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纳什在诺贝尔奖颁奖感言中说道。

    在纳什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几十年，纳什均衡却被极大地关注和发展了。好的理论不可能寂寂无名。而现在，纳什虽然已故，博弈论却已成为人类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主流博弈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根本基础。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帮助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诸多领域。

    纳什均衡是指所有参与人战略的这样一种组合：在这一组合中，给定其他参与人的战略，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改变自己的战略。换言之，构成纳什均衡的战略对每个人都是最优的。

    为什么纳什均衡是“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一个制度即使对所有人都不好，但如果它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仍然会持续存在。反之，一个制度即使听起来很好，但如果它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自觉遵守。因此制度需要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有效的帕累托最优只有通过纳什均衡才能实现。有效的制度设计，就是如何通过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

    只要谈到纳什均衡，即非合作博弈问题。几乎所有教科书都要讲著名的“囚徒困境”问题。作为纳什均衡引出的一个最著名案例，“囚徒困境”揭示了博弈中双输的情境，直接挑战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在社会中，“囚徒困境”虽然普遍存在，但却不是不能破解的。为了破解当今种种社会问题、在改革走进“深水区”时仍将其良好地推进，让社会的成员走出“囚徒困境”、选择合作并达成纳什均衡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不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当下的中国，理解纳什均衡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现象、研究分析和制定社会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就出现了少量的翻译和著述，但1994年纳什和博弈论学家海萨尼和泽尔腾获得诺贝尔奖后，博弈论才迅速进入我国主流知识界的视野。而如今，博弈论研究在我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纳什逝去之际，运用和发展他的理论是对他最好的祭奠。

最后一次蹲守

朱卫国

    公墓，秋叶纷纷。

    老梁身穿保洁工作服，挨着一辆垃圾车，他一边观察着不多的扫墓人，一边清理小径的落叶。时间过去一年了，他又在这里等她，如果这次等不到，这将是老梁职业生涯的一个遗憾，再过几天，他就正式退休了。

    今天是她儿子十周岁的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她肯定会来，一个母亲唯一的儿子长眠在此，那么孤单，她一定熬不了的，明知道来看儿子会有危险，但还是要来。

    老梁赌她这几天一定会来，并且预测她更加憔悴与绝望了。一年前，就在此地，他和她近在咫尺，尽管她如此乔装打扮，如此谨慎小心，他还是认出了她。他应该扔掉手中的扫帚，一跃而上，结束多日的蹲守，但他没有，他犯了一个职业大错，让一个女逃犯从眼前平静地离开了。

    这是老梁单独执行的任务，尽管没有受到处分，但蹲守必须继续。

    一年了，她凌乱不堪的眼神让老梁无法平静。那是怎样的一副面容啊，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却如一片枯黄干涩的落叶，凄惶憔悴，不可终日，痛失爱子的折磨已经深肌入骨。是的，她真是一个可怜的女子，老梁看见她眼中浑浊的泪水，像一根雨线倾注而下，被极力克制的身子仍剧烈抖动着，那是一位悲伤无助的母亲在逝儿墓前的哭泣。

    此前，他曾无数次熟悉过她的照片与资料，他不敢相信之前风华动人的她竟凋零成如此模样。她跪在儿子的墓前，轻轻抚摸着孩子的相片，完全忘却了身边可能存在的危险，此刻，她已丢掉警惕与防范，回到了纯粹的母亲身份，她凝视着儿子定格的面容，很久很久。渐渐地，她脸上露出了轻微的笑意，或许，她想到了：人间与天堂的距离不过是一块墓碑。

    老梁没有冲上去，设计好的种种抓捕细节已经忘得无影无踪，他甚至不忍心靠近去打扰她，不知怎的，心底有一种力量拉着他继续隐藏，他看着她哭完后摆出了祭品，有巧克力、玩具，然后，她平静地离开了墓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梁并不后悔放走了她。

    一阵秋风把老梁从思绪中拉回，他紧了紧上衣。瑟瑟寒意让墓园更显寂寥，远处的暮霭中开始闪现零星的灯火。公墓里人影寥寥，夜晚的帷幕即将拉起。

    他赌这几天她一定会来的。

    他再一次在脑海中回溯起她的经历。原本她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尽管被丈夫抛弃了，母子俩还可以相依为命的。她发誓要好好带大儿子，她的确做到了，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女强人，赚了很多钱，如果儿子没有突发那场疾病，一切都是美好的。医生的那一句“我们已经尽力了”，带走了她所有的希望。

    绝望的她执拗地认为医生治死了她的儿子，她要报复，要把医院的大门炸掉，要给医院好看。她私买了一些炸药，藏在特意在郊外空旷地方租来的屋子里，哪知骤起的高温让炸药自爆，炸伤了偶尔从这里经过的路人。看到有关爆炸的新闻后，她开始了逃匿生涯。

    老梁承认自己容易感情用事，这是职业大忌，他反省过。他一次次地想象着她的逃匿生活，那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啊，永远只能是地下人，无法见到阳光。慢慢地，老梁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为，他觉得自己就是罪人，是他让她在继续着不幸与痛苦。是的，抓住她，让她有一个结束，也有一个新的开始，才是对她最好的怜悯。

    她仿佛彻底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发现不了她的踪影。但老梁坚信，她一定还会在她儿子生日前后出现在儿子的墓地，毕竟，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秋雨似有似无，老梁在落叶间凝神注视。她一定会来的，他坚信。他再次预想种种抓捕细节，甚至安排好了在外围配合的同事。他想，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蹲守。

    他的预测没有错。下午五点五十，一个人影闪了过来，往十九号墓地走去，是她，就是她，老梁一眼认出来了，并给外围的同事发出了信号。

    他假装推动垃圾车，继续观察她的动静。他心想，该结束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大堆零食，一样样放在儿子墓前，轻轻抚摸着儿子的相片，温情地说着：“儿子，妈妈来看你了。”

    老梁拿着扫帚边扫边靠近她，以便距离合适后成功抓捕，只有四米了，三米，两米，必须要行动了，他向同事发出了行动信号。

    突然，她转过身，对他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是警察，让我再看一会儿孩子吧，我进去后，孩子就看不到妈妈了。”她化了精致的妆容，仍掩不住满脸的风霜。

    “好吧。”他说。

    半个小时后，她缓缓起身，最后回头看了一下儿子，对老梁说：“是该结束了。” “嗯，是该重新开始了。”他给她戴上了手铐。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7期，略有删改）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十面埋伏显英雄

林道远

    很早就想写汪德龙，可越熟悉越难写。每当苦思何处落笔，不知咋的，总会想起两个场面。一个是首届“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书法大奖赛现代刻字组现场决赛。主持人公布“二月花”的题目后开始计时，汪德龙不慌不忙，率先完成设计，最终以遥遥领先的最高分夺得金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一脸茫然，僵在那里，半天才说出“感谢”之类的话来，主持人赶忙给他“台阶”：“看来他比较内向。”事后德龙告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汪德龙就是这样，人很憨厚、谦和，低调、寡言，但艺术上却充满灵气、锐气，集诸多艺术于一身……这使我想到他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题写的两个片名：《英雄》《十面埋伏》。汪德龙这位艺坛精英，打自“英雄”出名之后，人们误以为他只是一位书法家。殊不知，他在艺术上还有许多过人之处，因为憨厚、低调而鲜为人知，一旦显山露水，方知早已“十面埋伏”。

    汪德龙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潮州。他从小便喜欢画画，小巷里的墙角、台阶、路面成了他的画板。“文革”期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仍笔不离手，怀揣一个速写本。1976年到了部队如鱼得水，绘画才能刚一显露便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本职工作是跟剧组做舞台美术设计，根据剧情需要创作不同环境下的仿真世界，比如海底的珊瑚、漂移的海草、历史考证下的碑帖、巨大的石雕、古印等等，小到一枚树叶，大到一个世界，全是以假乱真。本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却常常爆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就。

    德龙出名，只因“英雄”二字。张艺谋导演电影《英雄》时，十几个人书写的片名都不合意，刚刚为中日韩合拍的电影《武士》题写片名的汪德龙经人推荐也送去作品。他特意把“英”字处理成梯形，给人一种仰望高楼的感觉，最后一捺采用了流动线条，像武术动作“扫单腿”，而“雄”字左边部首往上提，有点闪躲的意味，营造出影片的氛围与意境，张艺谋一眼看中。随着影片隆重上映，当“英雄”二字以磅礴雄浑之势在银幕推出时，汪德龙也出名了。接着，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都请汪德龙题写片名。他那古朴、奇峻、沉稳的书法艺术，从荧屏、银幕和各种展览大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英雄”成了他第一张“名片”。

    2011年，正当人们误认为德龙只是书法见长时，《书法名家报》隆重推出了《汪德龙刻文艺界名人百方印辑》，一时间好评如潮。行家评价“不俗！”多家报刊纷纷发表他的篆刻作品。他的印作很随意，很轻松，在痛快爽利中透着奇崛与灵动，在整体的观照中不难发现他在艺术的“通”上所作的努力。德龙治印，也有个“不俗”的故事：他在首届“杏花村杯”赛事和全国第四届刻字艺术展中双双获得金奖之后，成了后几届的评委，已经小有名气。不少人误以为刻字与篆刻是一回事儿，纷纷向他求印。此时，他的篆刻“还拿不出手”，但他答应了。他想，艺术是相通的，只要敢闯肯努力，定能“曲径通幽”。德龙艺术上敢闯，早有先例：二三十年前一度兴“烫画”，有朋友以为会画画的都会，也向德龙索画。德龙拿起烙铁往三合板上一烫，要花得花，要鱼得鱼，大喜，不久便有烫画作品送人，至今我的居室还挂着他烫的徐悲鸿的两匹奔马。如今，德龙的篆刻也出名了，“方寸”之间尽显才华。

    一番“十面出击”取得战果之后，汪德龙又“埋伏”起来了。汪德龙到底“埋伏”有多深？最知根知底自然是他的爱人袁东敏。小袁当面说道：“德龙生活上整个的弱智。”叫他买白醋，他买了瓶醋精回来；叫他买袋淀粉，他买回来“自发玉米面”；一次，小袁去香港，回来看厨房里米面什么都没动，“吃什么呢？”抬头看到挂在窗口的长条大南瓜不见了，一问，德龙每天割一段蒸着吃，没做饭……德龙一旁听着、傻笑着：“别把我说成陈景润。”小袁说：“差不多。”

    小袁继续数落着：他从潘家园（文物市场）回来，在屋里拿着石头看，能看半天，有时看到睡着了，石头“咣叽”掉地下；他一写字画画，电话都听不着，听着也不接；上班易受干扰，中午一吃过饭又溜回工作室，从不午休；练字练出名堂那阵子，他每天晚上练到一两点钟……

    小袁总结了一句话：“德龙就是一门心思用在他那些书画篆刻上。”

    （甲）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

    （乙）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他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选自《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有删改）

医　者

周国华

    读高二那年，我妈病了，痛得满床打滚。我背着她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为她打了针止痛剂，手一摊：“怕是大病，赶紧送县医院。”

    我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把我叫到一边：“你妈得的是癌症，晚期了，花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癌症？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来，我妈就靠种那点承包田供我上学，如今……

    不能这么放弃！我刚想办住院手续，我妈含笑进来说：“医生，给我开点药吧，止疼的就行，我命硬，能挺过去。”

    拗了半天，我还是按我妈的意思做了。我知道，我妈一旦决定了的事，没人能改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兜里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全家仅剩的那么一点点。

    或许天不绝人，我去村里小店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有人说，邻乡有个老中医挺神的，治好过一些大医院都没法治的怪病。我立马找了过去。

    老中医家里坐着很多病人，得什么病的都有。老中医话不多，而且声音很轻，只是在搭脉后简单地问上几句，就摇头晃脑开起了方子，完了，又叮嘱几句，也看不出有啥高明之处。最后一个轮到我，老中医瞅了我一眼：“病人呢？”

    我拿出医院的诊断书，讲了我妈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说来得急，我妈也下不了地，先来问问。说到最后，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老中医瞪了我一眼：“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走，带我去看看。”

    老中医给我妈搭完脉，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垂手，惶惑地盯着他。老中医让我把三轮车上那个蛇皮袋子拿进来。一打开，里面全是草药。老中医告诉我把这几把药分均匀，半年服完，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再去找他。

    我连连点头，掏出三百块钱：“只有这些了，别嫌少。”

    老中医没接钱，双手把玩着桌上的青花瓷瓶，左看右看，还不住地点头：“不用了，你留着做学费吧，这个东西卖给我吧。”

    我妈连忙摇手：“不，这是我的嫁妆，几块钱买来的，乡下人没闲心插花，我常说，还不如碗勺来得实用呢。”

    老中医晃头捻须，说：“实用不实用我不管，家里有一个，正好配个对。”

    送走老中医，我和我妈还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种好事，诊费、药费没付不说，还白白拿了一千块钱！

    半年后，我陪着我妈去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妈竟痊愈了！

    我拿着锦旗去谢老中医，老中医一笑：“有钱了，就把瓶子赎回去，价钱嘛，翻倍。”我点头。

    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用那些钱，我撑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勤工俭学，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毕业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省城一家大医院聘用。我接我妈进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进修深造……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观看《鉴宝》节目，里面一个青花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瓶子，看上去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专家几百万的估价让我又吃惊又愤怒，原来老中医早就知道瓶子的价值。我想起了老中医眯着眼的神情，哼，狡诈，虚伪！

    我憋着满肚子怨气去找老中医。老中医已去世，他儿子接过我的字条，一笑：“家父说你会成为医生，果然没错。”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对老中医说，我想放弃学业，赚钱养活我妈。我有点发蒙，是不是自己太小人了？

    里屋的橱柜上，摆放着两个青花瓷瓶，花纹一样，成色迥异。老中医的儿子取过那个釉色发暗的瓶子：“民国的，不过也值几千块钱。”

    我脸红了。瓶子的内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我儿时调皮的涂鸦，是我家的那个！我疑惑地望着另一个青翠欲滴的花瓶。

    “这个是我祖上为一官宦人家诊病时，那家主人给的。”

    我掏出一万块钱，老中医的儿子执意只收下两千：“家父嘱咐，不敢有违。”

    对着老中医的遗像，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泪眼婆娑中，我又看到了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温馨，深邃。

    一块匾额悬在墙上，上面的两个字熠熠生辉——“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