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佛教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

印度佛教中尸毗王割肉贸鸽、摩诃王子舍身饲虎等故事大量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的壁画中。画面企图在肉体的极端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连所谓王子、国王都如此“自我牺牲”，那就不必说一般的老百姓了，这是统治者的自我慰安和欺骗，又是他们撒向人间的鸦片和麻药。这是一种地道的反理性的宗教迷狂，其艺术风格是激昂、狂热、紧张、粗犷的，构成了北魏壁画的基本美学特征。黑格尔曾说，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愈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愈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便愈发愿意感受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黑格尔的论述完全适合这里。

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突出中间的佛身。尽管佛像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柯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跟长期分裂和连绵战祸的南北朝相映衬的，是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接近世间，帮助人们。朝不保夕、人命如草的日子终成过去，在繁荣昌盛的统一王朝，精神统治不再需要用残酷的苦难来吓人，而变成以诱人的天堂幸福生活来吸引人。敦煌唐代雕塑与壁画不是以强烈对比的矛盾（崇高），而是以相互补充的和谐（优美）为特征了。与北魏洞窟中佛像叫人畏惧而自我舍弃相比，其心理状态和审美感受是大不一样了。

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菩萨（神）小了，供养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前者。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的理论上的表现。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禅宗将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不要那烦琐教义和仪式，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炼，也可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担水砍柴，莫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因此，人们不再需要一种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为世俗艺术所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完成了这一社会转折的敦煌宋代石窟，尽管洞窟极大，但精神全无，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作用和意味了。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佛陀世容》）

    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性，但距离周围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年间，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节选自《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有删改）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在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中，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

    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与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冲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唐字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有几百件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 中国千年前的广告》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环境美学应该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有人就有环境，有环境必然有环境美，有环境美就意味着环境审美观。长期以来环境审美之所以较少被人们谈及，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它为别的论述特别是为自然审美观所代替。准确地说，环境审美隐含在自然审美观之中。

    渔猎文明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对关涉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已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但这个时代只能说是环境意识的萌生期。人类的环境意识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建立的，因为有了农业，人们才定居下来，才有了家。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生产与生活紧密联系，农民居住在田园，生产在田园。家庭人员不仅担任着不同的生活角色，也担任着不同的生产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均是不可少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环境审美意识体现出了一种原始的生态平衡的意味。

工业文明的建立是由农民走向城市开始的。人类的主要生活环境由农村转为城市，城市环境与农村环境大不相同，这种文明培育的环境审美观念只能建立在以建筑为主体的城市景观上，而不再是兼具田园风味的自然山水景观。对于这种环境，进入城市的农民们在日常生活上由不适应到适应，在审美情感上由惊奇到赞美。而随着工业文明弊病的逐渐凸显，人们与这个主要由钢筋混凝土组建成的人工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日常生活上不再适应，审美情感上则转为厌恶甚至诅咒。人们渴望着新的文明，这个文明至少在观念上也部分地在实践上出现了，它就是生态文明。人们同时也在渴望着新的环境审美观——生态文明的审美观。

生态文明的审美观强调审美的一种重要性质：生态与文明的共生。从总体上来看，人类仍然在向自然索取资源，但这种索取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与意义，那就是同时在对自然回赠，具体来说，就是力促自然生态平衡的修复与维持。现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共生，两者相互作用，相互生成：一方面自然满足人的需要，表现为自然向人的生成；另一方面人满足自然的需要，参与自然生态平衡的修复，表现为人向自然的生成。文明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改造，这种改造本是破坏生态的，现在要求文明不破坏生态，而且参与已破坏的生态的修复，这说明生态与文明这一对天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只能是共生。它是文明的，也是合乎生态的，在一定意义上，生态文明的实质是人代自然或助自然司职——司生态之职。

    人类传统的审美观均是漠视动植物的生命的，即使重视动植物的生命，也是站在人的立场上，黑格尔就强调动植物的生命只有在见出人的生命意味时才美。生态文明的审美观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它重视的是生态自身的意义。换句话说，动植物有它的生存权利，包括展示其美(当然这美是在人看来的)的权利。人当然可以欣赏这种美，但人要尊重这种美，这种尊重就是要明白，这种美其实并不是为人的，而是为动植物自身的。

    在生态文明审美观中，生态平衡成为自然环境审美的核心。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忽视了生态平衡，一味地从人的立场和利益的角度来欣赏和评价自然环境美。一些具有破坏生态平衡性质的自然美由于其感性形式能愉悦人类而得到人们的正面评价；而从生态文明的审美观来看，不论这种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景观的外在形式多么悦耳悦目，都不能给予其正面的评价。

    生态文明审美观特别重视荒野的审美价值。荒野对于人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荒野是生命之根。不仅人的肉体是荒野锻造出的产物，人的精神也是从荒野中得以诞生的。以巫术为突出特点的原始思维，还有以神灵崇拜为灵魂的情感与理念，均来自人们对荒野的感受。其次，荒野是维系地球上自然生态的骨干力量，正是因为地球上尚有不少的荒野存在，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基本上还能运转。试想，如果喜马拉雅山不再是荒野，而是成为类似黄山那样的旅游胜地了，那么整个地球上的生态会遭到如何巨大的破坏!重视保护荒野，为地球留下更多的荒野，既需要从科学上认识到荒野的重要性，也需要有新的审美观来欣赏荒野。因此，生态文明审美观的出现不仅为环境审美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而且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

（摘编自陈望衡《再论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直接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新型的暴力行为。就形态而言，它多局限于舆论范围，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并具有以下特征：①主体的不确定性。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网络空间往往聚集着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因此，在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一般很难确定具体行为主体。②过程的易操作性。随着“复制”、“粘贴”等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实施网络暴力。③后果的实在性和难控性。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导致非虚拟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播极具流动性、扩散性，其影响范围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

    网络暴力的产生，根源于多种风险的交叠和共振。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源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借助网络交互空间（QQ、Blog等），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同时，互联网本身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再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

    另外，网民群体突出表现出年轻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怨恨与公愤等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应对网络暴力，釜底抽薪之策便是通过减少风险交叠频率，以散化风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创新规避网络技术风险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社会转型风险是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应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