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李鸿章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局势形容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竞，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吕思勉先生认为：“自西力东侵，中国人遭遇旷古未有的变局……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70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摘编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中“未有的变局”，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

材料一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后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社会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黄宗羲认为，过去封建圣王提倡“崇本抑末”之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官廷贵族和佛巫倡优的享乐和消费，应当加以“痛绝”，开“救弊之端”。王夫之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要“惩墨吏，纾富民”，即惩治那些压抑和侵夺商贾的“墨吏滑胥”，扶持工商业者。

——唐宇元《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经济思想》

材料二 戊戌时期，梁启超为近代实践辩护的一般方法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按今”)，借鉴西方的方式(“采西”)，打通传统的气韵(“通古”)。戊戌时期梁氏等人在万分急迫，近乎绝望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奋其全力，努力建设一个适应世界大势而又接通传统脉路的近代民族国家，终于使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一场极具原创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建设运动。

——龚郭清《近代民主追求与传统资源利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