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素来有两个习惯:一是到别人家里，进了屋子，脱了大衣，却留着丝围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裤袋里。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不穿大衣时，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何况还要使衣服走样，你所来往的圈子特别是有教育的圈子，一举一动务须特别留意。对客气的人，或是师长，或是老年人，说话时手要垂直，人要立直。你这种规矩成了习惯，一辈子都有好处。

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养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上，叮叮当当的。

    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甚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籍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顾一望，便机上心来，乃念道：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众人先称赞不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版）

    ①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②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死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修理。保单，拿着！”

    ③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的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誓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④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材料一：

材料二：

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定睛看时，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武松心想：____）。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

（节选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材料三：

另一个人

博尔赫斯

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地点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

那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灰色的河水夹带着长长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时间的流逝。

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我宁愿独自待着，但不想马上站起来走开，以免使人难堪。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吹起了口哨。

乐曲的调子把我带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接着他念起词句来。那是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声音不是拉菲努尔的，但是学拉菲努尔。我惊骇地辨出了相似之处。

我凑近对他说：“先生，您是乌拉圭人还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过从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内瓦。”他回答道。

静默了好久。

我又问：“住在马拉纽街十七号，俄国教堂对面？”

他回说不错。

“那么说，”我蛮有把握地说，“您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目前是1969年，在剑桥市。”

“不对，”他用我的声音回答，声音显得有些遥远。过了片刻，他坚持说：

“我现在在日内瓦，坐在罗丹诺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

我回说：“我可以向你证明我不是瞎说。我可以告诉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个银制的马黛茶罐，底部是盘蛇装饰，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回来的。鞍架上还挂着一个银脸盆。你房间里的柜子摆了两排书。”

他回道：“这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我在做梦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

他反驳得有道理。

为了让他和让我自己安心，我装出绝不存在的镇静。我对他说：“我的梦已经持续了70年。说到头，苏醒时每人都会发现自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两个人罢了。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过去，也就是等待着你的未来？”

他不做声，但是点头同意了。我接着说：“我不知道你写了多少本书，只知道数目太多。你写的诗只讨你自己喜欢，写的短篇小说又太离奇。”

我发现他根本不注意听我讲话。我见他手里捏着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我问他是什么书。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的人》，这位俄罗斯大师，比谁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灵魂的迷宫。”他不无卖弄地回答。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诗，书名打算用《红色的颂歌》或者《红色的旋律》。并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爱。

我陷入沉思，接着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说，对所有的邮递员，所有的潜水员，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对我说他的集子谈的是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

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者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热切地重复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诗，惠特曼在其中回忆了他与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滩上的一个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提出第二天再见面，在两个时代、两个地点的同一条长椅上碰头。

他立即答应了，他没有看表，却说他已经耽误了时间。我们两人都没有说真话，每人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要找我。

我们没有握手便告了别。

第二天， ____ 。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