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定睛看时，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武松心想：____）。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

（节选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材料三：

另一个人

博尔赫斯

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地点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

那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灰色的河水夹带着长长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时间的流逝。

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我宁愿独自待着，但不想马上站起来走开，以免使人难堪。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吹起了口哨。

乐曲的调子把我带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接着他念起词句来。那是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声音不是拉菲努尔的，但是学拉菲努尔。我惊骇地辨出了相似之处。

我凑近对他说：“先生，您是乌拉圭人还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过从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内瓦。”他回答道。

静默了好久。

我又问：“住在马拉纽街十七号，俄国教堂对面？”

他回说不错。

“那么说，”我蛮有把握地说，“您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目前是1969年，在剑桥市。”

“不对，”他用我的声音回答，声音显得有些遥远。过了片刻，他坚持说：

“我现在在日内瓦，坐在罗丹诺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

我回说：“我可以向你证明我不是瞎说。我可以告诉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个银制的马黛茶罐，底部是盘蛇装饰，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回来的。鞍架上还挂着一个银脸盆。你房间里的柜子摆了两排书。”

他回道：“这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我在做梦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

他反驳得有道理。

为了让他和让我自己安心，我装出绝不存在的镇静。我对他说：“我的梦已经持续了70年。说到头，苏醒时每人都会发现自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是两个人罢了。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过去，也就是等待着你的未来？”

他不做声，但是点头同意了。我接着说：“我不知道你写了多少本书，只知道数目太多。你写的诗只讨你自己喜欢，写的短篇小说又太离奇。”

我发现他根本不注意听我讲话。我见他手里捏着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我问他是什么书。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的人》，这位俄罗斯大师，比谁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灵魂的迷宫。”他不无卖弄地回答。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诗，书名打算用《红色的颂歌》或者《红色的旋律》。并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爱。

我陷入沉思，接着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说，对所有的邮递员，所有的潜水员，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对我说他的集子谈的是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

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者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热切地重复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诗，惠特曼在其中回忆了他与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滩上的一个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个夜晚，”我评论说，“是因为他有向往，事实上却没有实现。假如我们看出一首诗表达了某种渴望，而不是叙述一件事实，那首诗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您不了解，”他失声喊道，“惠特曼不能说假话。”

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

我提出第二天再见面，在两个时代、两个地点的同一条长椅上碰头。

他立即答应了，他没有看表，却说他已经耽误了时间。我们两人都没有说真话，每人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要找我。

我们没有握手便告了别。

第二天， ____ 。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