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萧萧为哪般

迟子建

①萧红[注] 出生时，呼兰河水是清的。月亮喜欢把垂下的长发，轻轻浸在河里，洗濯它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于是我们在萧红的作品中，看到了呼兰河上摇曳的月光。那样的月光即使沉重，也带着股芬芳之气。萧红在香港辞世时，呼兰河水仍是清的。由于被日军占领，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紧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这个无奈之举，在我看来，是冥冥之中萧红的暗中诉求。因为萧红是一朵盛开了半世的玫瑰，她的灵骨是花泥，回归花瓶，适得其所。

②香港沦陷，为安全计，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一只埋在浅水湾，如戴望舒所言，卧听着“海涛闲话”；另一只埋在战时临时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树下，仰看着花开花落。

③我三月来到香港大学做驻校作家时，北国还是一片苍茫。来港后的次日黄昏，我无意中散步到此，见到围栏上悬挂的金字匾额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时，心下一惊，难道这就是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难道不期然间，我已与她相逢？

④我没有猜错，萧红就在那里。

⑤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萧红与萧军在东北相恋，在西安分手。他们的分手，使萧红一度心灰意冷，她远赴日本疗伤。此间，鲁迅先生病逝，这使内心灰暗的她，更失却了一份光明。萧红才情的爆发，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时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呼兰河传》无疑是萧红的绝唱，茅盾先生称它为“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可谓一语中的。她用这部小说，把故园中春时的花朵和蝴蝶，夏时的火烧云和虫鸣，秋天的月光和寒霜，冬天的飞雪和麻雀，连同那些苦难辛酸而又不乏优美清丽的人间故事，用一根精巧的绣花针，疏朗有致地绣在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后花园”，生机盎然，经久不衰。

⑥萧红在浅水湾的墓，已经迁移到广州银河公墓，而她在呼兰河畔的墓，埋的不过是端木蕻良珍存下来的她的一缕青丝而已。一个人的青丝，若附着在人体之上，岁月的霜雪和枯竭的心血，会将它逐渐染白；而脱离了人体的青丝，不管经历怎样的凄风苦雨，依然会像婴孩的眼睛一样，乌黑闪亮。

⑦圣士提反，是首位为基督教殉难的教徒，他是被异教徒用石块砸死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女校，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壮，更有一股说不出的圣洁。其实萧红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只不过她信奉的教是文学，并且也是为它而殉难。她在文学史上的光华，与圣士提反在基督教历史上的光华一样，永远不会泯灭。

⑧清明节的那天，香港烟雨蒙蒙。黄昏时分，我启开一瓶红酒，提着它去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祭奠萧红。萧红是黑龙江人，那里的严寒和长夜，使她跟当地人一样，喜欢饮酒吸烟。我多想撒一瓶呼兰河畔生产的白酒给她呀，可是遍寻附近的超市，没有买到故乡的酒。我只能以我偏爱的红酒来代替了。

⑨复活节连着清明，香港的市民都在休长假，圣士提反女校静悄悄的。我在列堤顿道，隔着栏杆，搜寻园内可以撒酒的树。最终，我选择了两棵大树，它们看上去年过百岁，而且与栏杆相距半米，适合我撒酒。一株是高大的石榴树，一棵则是冠盖入云、枝干遒劲的榕树。铁栏杆的缝隙，刚好容我伸进手臂。我举着红酒，慢慢将它送进去，默念着萧红的名字，一半撒在石榴树下，另一半撒在树身如水泥浇筑的大榕树下。红酒渐渐流向树根，渗透到泥土之中。它留下的妖娆的暗红的湿痕，仿佛月亮中桂树的影子，隐隐约约，迷迷离离。

⑩撒完红酒，我来到圣士提反女校旁的城西公园。一双黑色的有金黄斑点的蝴蝶，在棕榈树间相互追逐，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快乐；而六角亭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女孩，她举着小镜子，静静地涂着口红。也许，她正要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如今的香港，再不像萧红所在之时那般的疏朗了。而圣士提反女校周围，亦被幢幢高楼挤压着。萧红安息之处，也就成了繁华喧闹都市中深藏的一块碧玉。不过，这里还是有她喜欢的蝴蝶，有花朵，有不知名的鸟儿来夜夜歌唱。作为黑龙江人，我们一直热切盼望着能把萧红在广州的墓，迁回故乡，可是如今的呼兰河几近干涸，再无清澈可言，你看不到水面的好月光，更看不到放河灯的情景了。我想萧红一生历经风寒，她的灵骨能留在温暖之地，落地生根，于花城看花，在香港与涂红唇的少女为邻，也是幸事。更何况，萧红临终有言，她最想埋葬在鲁迅先生的身旁。

⑪走出城西公园，我踏上了圣士提反女校外的另一条路——柏道。暮色渐深，清明离我们也就越来越远了。走着走着，我忽然感觉头顶被什么轻抚了一下，跟着，一样东西飘落在地。原来从女校花园栏杆顶端自由伸出的扶桑枝条，送下来一朵扶桑花。没有风，也没有鸟的蹬踏，但看那朵艳红的扶桑，正在盛时，没有理由凋零。我不知道，它为何而落。可是又何必探究一朵花垂落的缘由呢！我拾起那朵柔软而浓艳的扶桑，带回寓所，放在枕畔，和它一起做星星梦。                        

                                          （选自《2010年中国最佳散文》，有删改）

【注】萧红（1911—1942）中学时代接触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和中外文学，1935年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发表了成名作长篇小说《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写有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1年在香港发表了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竹排嫂

刘心武

    制竹排的原料，一是竹子。大货车运来竹子，卸下，先要破开，再截成一定的长度，然后在截好的竹板上打孔。再就是比较细的钢筋，用来将打好眼的竹板串起。固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能套住钢筋头的扳子，将露出竹排两边的钢筋头掰弯，箍定竹排；另一种是钢筋段两端有螺纹，将螺母旋进去箍紧。这并不是轻松的体力活儿，本应由男子汉来干，但是如今镇子附近的村里，留守的男子多是老弱病残，于是，形成了竹排嫂大军。她们生产出的竹排，隔几天就有大货车来装走，老板望着满载的货车远去，笑逐颜开，竹排嫂们则盼着运竹子的货车到来，那样，她们就可以继续挣钱了。她们挣的是计件工资。每天东方发亮她们就来，露天干活，中午不回村，自带馒头，就着花生米，喝老板供应的开水，吃完喝完，稍稍说笑一阵，再接着干，直到天光模糊。收工时当着老板的面点数，算下来，每个竹排嫂平均每天能挣80元，一个月下来，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这收入她们至关重要，在城里务工的男人虽然每天的工资比她们高许多，但是要等到春节前，才能领足工资，若是大小老板拖欠，还得抗争一番才能把钱带回家，因此，竹排嫂们每月一结的收入，便是家中老小生活的切实支撑。

    羊群有头羊，竹排嫂里有“头嫂”，她男人恰好姓祝，包括老板在内大家就都叫她竹嫂。竹嫂五官端正，身体健壮，皮肤黧黑，嗓门特大。她男人在北京建筑工地做钢筋工。往往是，下小雨了，竹嫂带领姐妹们退进简陋的檐棚下，继续制造竹排；雨下大了，有的人不干了，她套个雨披，还干，直到瓢泼大雨倾泻而来，她才罢休。她儿子上小学，放了学，就来工地找她，她让孩子趴在制造好的竹排垛上写作业，后来，另几位竹排嫂也让自己的孩子放学过来，几个孩子一起写作业。竹嫂有时会去院外小店，买来小瓶的奶发给孩子们吃。

    有次老板进的竹子，破开后飞出粉尘，显然那竹子是让虫子啃过了，老板还让制成建筑工地用于蹬踩的竹排，竹嫂就抗议：“不行！建筑工人上去不安全！”老板说：“知道你男人是干那个的，可哪能那么巧，偏赶上他去踩呢？再说，这样的竹片也不至于就会踩折！”竹排嫂们的男人都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听了老板这话，一窝蜂反驳，一个说：“她男人没踩上，我男人踩折了摔下来你偿命！”一个说：“谁踩上也是个地雷！”竹嫂就跟老板说：“我们还给你拿它做竹排，不过不是做建筑工地用的，做成养羊用的那种！”养羊的竹排承重不用那么讲究，而且，竹片之间要留缝，好让羊屎蛋漏下去，当然，批发价也就低许多。老板不愿意：“最近哪有来要那个货的啊！”竹嫂就做主：“姐妹们，这批竹子咱们就给他弄成养羊用的！”又对老板说：“你不能赚黑心钱，你要有良心！做成的羊排给你码得齐齐的，早晚能销出去！”老板退让了：“好吧好吧，你个竹嫂，还真惹不起你！”

    来了个新手，原来是在鞋厂打工的，鞋厂生意不好，被裁了，来做竹排。为了计件多得，她串竹排的时候，本该在上好螺母以后，用锉子把露出的螺纹锉花，以防螺母在运送、摆放过程中震松，她却省略了那道工序，直到收工前，才被竹嫂发现。竹嫂不依，那新手说：“你倒比老板还狠，哪有那么巧的事，偏我做的就散架！”吵到老板那里，老板对那新手说：“你的男人，是在城里收废品吧？你要不跟竹嫂她们一条心，我也不敢用你了。我出的竹排为什么供不应求，口碑那么好？就因为在我这里干活的媳妇们，男人全在城里建筑工地干活，她们的心思，是质量的保证。你想干下去，就得听竹嫂的，连我也得让她三分！”结果，那天竹排嫂们加班，把那新手做的竹排一个个找出来再加工。她们不再争吵，而是一起唱起了流行歌曲……

（有删改）

寻找恩人

文/韦名

    建涛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到女儿的救命恩人，给他恭恭敬敬地鞠个躬，道声谢。

    女儿描述的救命恩人是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说话不卑不亢，眼睛不大不小，头发不长不短的中年男人。

    女儿说，那天上午，事情来得太过突然了：站在马路边等车的她发现一辆车疯了一样向自己狂奔过来。小嘴张得巨大的她，既说不出话，也挪不动身子，眼睁睁看着车子朝自己飞奔过来……就在车子要辗上她的刹那间，说时迟那时快，她被一个人扑倒在路边的绿化带上——疯狂的车子从女儿刚刚站着的地方呼啸而过。

    和女儿一起倒在绿化带上的中年男人扶起了脑子一片空白的女儿。女儿却站不稳，蹲在绿化带上，瑟瑟发抖。

    “没事了！”中年男人不卑不亢地安慰了女儿一句，再次扶起女儿。

    惊魂未定的女儿终于抬起了头，看到了中年男人眉心间一颗黑闪闪的痣。女儿连一声谢谢也没说，只呆呆地望着沾了一身泥水的中年男人，头也没回地消失在马路上。

    救了女儿一命，女儿却来不及对恩人道声谢，建涛心里不安，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亲口向恩人道谢！

    为了心中这一声谢，多少年，只要一有空，建涛就四处寻找恩人。

    可除了女儿当初对恩人的简单描述，建涛对恩人一无所知。女儿当初描述的恩人，在芸芸众生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无异于稻仓中的一颗稻谷，找这样一个人，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执着的建涛却不言弃，一直在寻找恩人。

    在寻找恩人的过程中，建涛也做了很多和恩人一样的好事，成了别人嘴里的恩人。

    女儿就在建涛不断寻找恩人的日子里逐渐长大，成了别人的女人——尽管建涛心里不大乐意女儿嫁给一个罪犯的儿子，一直对女婿很冷淡，可看到女儿后来又拥有了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建涛认了。

    看到女儿的幸福，建涛寻找恩人的决心更加坚决。

    多年过去了，寻找恩人未果。建涛不仅不放弃，还在家里亲自给恩人画像，画眉心里有黑闪闪的痣，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中年男人。

    建涛画了一张又一张，每一张都和大街上行色匆匆的人差不多。建涛画完就让女儿认，每一张画，女儿都说像又不像。

    画到后来，建涛便根据岁月的流逝，把中年恩人画成了老年恩人：皱纹加深了，头发变白了……当然，唯一不变的是眉心间的那颗痣。

    女儿说，除了那颗痣，父亲画的恩人怎么越看越像父亲自己。

    突然有一天，女儿告诉建涛，她想和男人带着女儿去遥远的地方看望从未谋面还在服刑的家公。

    建涛欣慰地点了点头。

    女儿一家去了遥远的地方，建涛继续画像和寻找恩人。

    女儿从遥远的地方一回来，就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建涛，“爸！我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建涛一脸茫然。

    “恩人！”女儿说时，眼里闪着一丝亮光。

    “在哪？”建涛停下画像，盯着女儿，着急地问。

    “在遥远的地方！”女儿眼里的那丝亮光不见了。“家公眉心间就长着这么一颗我永远也忘不了的黑痣！”

    “……”建涛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

    “可他看着我们三个，听我激动地讲15年前的那一刻，始终不承认他曾救过我！”女儿有点灰心。

    “你确定？”建涛很久才回过神来。

    “爸，错不了，就是他。”女儿又激动起来，“可他为什么不承认这一切呢？”

    “谢谢你！”尽管一见面，亲家公和建涛画的像一点也不像，建涛还是隔着厚厚的玻璃深深地深深地给亲家公鞠了一躬。

    “谢谢你！”亲家公也深深地给建涛回了一鞠躬。

    建涛提醒亲家公：15年前的那天早上，一个人默默地沿着当时车少人稀的马路朝公安局走去……女儿就是那天那个时段在那段马路被一个眉心有痣的中年男人救起的！

    亲家公却一脸平静。

    “我女婿你儿子说，你那天出门的样子他永远忘不了！我女儿你儿媳说，你眉心间的黑痣她也永远忘不了！”建涛告诉亲家公。

    亲家公静静地听着，轻轻摇了摇头。

    看着平静如水般的亲家公，建涛没再继续说下去：来看望亲家公之前，他找到了当年接待亲家公自首的警官。警官说了一个细节，亲家公自首时衣服上一身泥水，十分狼狈。

    建涛又隔着厚厚的玻璃给亲家公深深鞠了个躬，离开了监狱会客室。

    建涛不再画像，却继续寻找恩人。

（选自小小说选刊）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