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钞机

加贝

    淇河市副市长梁醒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保卫科那头传来陌生的声音：“小梁，我知道你很忙，不得已才来找你，不会耽搁你多少时间的。”

    梁醒没有猜出叫他“小梁”的人是谁，便问“你是？”“我是赵德法啊！”来人小声说。“赵……你是赵老师？”梁醒终于听出来了，对方是他的初中班主任，也是淇河市下属县的前任财政局长，因贪污受贿被判了8年。

    面前的赵德法老师几年不见，头发全白了，没有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

    梁醒给他倒了杯水，问有什么事。对方局促不安，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于是，他主动说：“赵老师，有事尽管说，只要不违背原则，学生能办的，尽量安排。”梁醒可怜他的处境，但又怕他真给自己出难题，特意加了句“只要不违背原则”。最后才明白赵德法想让他帮着找事做。

    他小心翼翼地红着脸说，“我被判了刑，开除了公职，老婆孩子跟我断绝了关系，亲戚朋友也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现在……”他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梁醒心中一软，但口气强硬：“但是你能干啥呢？”他怯怯地说：“体力活是干不了，能不能把我安排到市政府大门口的保卫科。我不要钱，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就行。”见梁醒没说话，他坐不住了：“小梁，难为你了。当财政局长这些年，我阅人无数，坏人的花花肠子一眼能看出来。你是副市长，圈子比我大，需要一个明辨是非的人替你把关。”

    梁醒心动了但不放心：“你只能帮我阅人，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办事，否则咱师生也会翻脸。”他喜形于色：“放心，我一定当好你的‘验钞机’！”

    他甄别的人都一一得到了验证。特别是梁醒的大学的铁哥们借故出差来玩，赵德法提醒他此人不可深交。没多久他就求梁醒办事，说有批货被海关查了，让梁醒出面打个招呼，并递了个厚厚的红包。梁醒最终没有答应这个铁哥们的要求。后来海关汇报从此人包中搜出了录音笔和微型拍摄器。梁醒惊出了一身冷汗。

    梁醒的妻弟在一个区里当副局长，工作干得好，因竞争局长过来找他。赵德法当即制止道：“工作真干得好就不用找人，找了人反而说不清了；干不好，打了招呼，组织也为难，群众意见也大。”听了建议，梁醒就没再过问。后来，妻弟当了局长，但他的竞争对手举报到省里，说梁醒给区里递了条子。省里一查，不但还了他一个清白，更提高了了他的威信。有了赵德法这个“验钞机”，梁醒顺风顺水，被省组织部列为市长人选。

    后来梁醒用合法方式让赵德法的恩人的儿子取得中标手续后，赵德法忙碌起来了。有天早晨，梁醒看到赵德法又黑又瘦，叫他去医院看看。赵德法眼圈一红：“没事。谢谢关心。”第二天保卫科说赵德法病重住院。梁醒大惊，直奔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找到了浑身上下插满管子的他。

    赵德法眼角滚出了一滴清泪，哆嗦着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梁醒：“这是那小子的工程财务复印件，我仔细查看了，有问题，要马上停工。” 喘了一口气，又说“我的病是肝癌晚期，时间不多了。我给家乡抹了黑，不能在死前再对不起政府和良心，更不能对不起你，不想背着‘贪官’这个骂名……唉，还不知族人肯不肯原谅我，让我进入祖坟啊！”

    两天后，梁醒站在殡仪馆赵德法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着说：“赵老师，谢谢你这个无私的验钞机，替我验出了假币，让我避免了犯错。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回老家，说服你本家族人把你葬进祖坟……”

鞋匠和他的儿子

曾颖

    鞋匠是我们小区必不可少的人，他修的鞋既美观又舒适。有一年城里迎接创卫检查，他消失了一段时间，搞得小区许多人见面相互问候的话都是他的行踪。

    鞋匠不仅修鞋修得好，而且心地也很善良，很多孤残老人找他修鞋他都分文不取，他不是不需要那几元钱，而是不忍心。他也因此成为物业管理公司特许在小区围墙内经营的唯一小摊。

    然而，他的运气并不像人们所羡慕的那么好。他的妻子，那位和他自由相爱不成而一道私奔出来的乡下女子在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离去，也带走了那个爱一面哼歌一面补鞋的鞋匠，最终使他成为一架只知埋头干活的机器。

    惟一能让他看到妻子影子的，便只有他们的儿子了。这小家伙似乎有穷家孩子懂事早的天分，每天都安然睡在补鞋挑子里，只在饿急了的时候才小猫一样轻哭两声。每当这个时候，鞋匠就会从怀里取出奶瓶，把带着体温的米糊放进那小鸟一样的口中。小区的婆婆奶奶们看到这幅景象，纷纷回家，把孙儿们不吃的奶粉和不用的衣物找出来给了他。家中有婴儿的人家，甚至还给他送来自家孩子消化不完的母乳。

    可怜的小家伙吃着百家的奶居然一天天长大了起来。鞋匠却并不因此就有所松懈，他对儿子的关心更进了一层。冬天水冷，他用嘴含温了才给儿子喝。没人给他们送饭，每顿的冷饭，他都是先嚼乱了才喂给儿子吃。保安们看他可怜，就送了他一个煤油炉，特许他在小区里点火。这事，连最不好说话的保安主任也没反对。

    儿子是鞋匠唯一的欢乐，只有儿子咯咯笑的时候，人们才能看到鞋匠笑，他二十几岁的脸居然比四十岁还沧桑。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儿子就5岁了。5岁的儿子很懂事也很听话，能帮父亲递钉子锤子或抹鞋上的灰尘，干起活来居然很老练，惹得过路的人们都跟鞋匠开玩笑说：哟，你真有福气，都有接班人了。

    鞋匠听了这话，像被人点了穴一样，半天不动一下。之后，他就开始留心关于学校的事，每有人来补鞋，他便要向人打听小孩上学的事。越听，越没有信心，越听，越觉得可怕。城里的人们说：我们有城市户口，娃儿读书都贵得吓人，你么……

    5岁的娃娃即将到来的读书问题使鞋匠像嗅到冬天气息的松鼠那样充满了紧迫感。但他为孩子找读书的机会显然比松鼠找松果难得多，鞋匠因此显得更加绝望，整天魂不守舍。有一天甚至还发生了历史性的差错，将刘大爷的鞋送给了张大妈而又将陈先生拿来上线的鞋钉上了铁掌。

    几天后，小区里流传出一个消息，说鞋匠要将儿子送出去，什么条件也不要，只要对方是有文化的人家。大伙起初不相信，去问鞋匠，鞋匠点头说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儿子像自己这么活。

    有几对无儿女的中年夫妇来找他，他问过对方的职业之后，摇摇头，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有一个工程师来找他，他想了半天，把孩子使劲抱在怀中一回之后，就同意了。工程师给他五千元钱，他没要。鞋匠又开始埋头补鞋。儿子常穿件新衣服来摊边，照样递锤子抹鞋子。每当这时，他总会挥手让他走。儿子不走，他就举手吓他。吓也吓不走。终于有一天，他发火了，抱起孩子，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这是这个苦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挨的第一顿打。

    从此，孩子再没敢在鞋匠面前出现，只远远地躲在远处看他。工程师夫妇于心不忍，就来找鞋匠说：这事……还是算了吧。鞋匠一听，就急了，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说一定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

    第二天一早，鞋匠就和他的鞋摊一起消失了。人们说：创卫还早着呢，哪儿还能找到这么好的摊哟。

    小区再没有了鞋摊，有几个外地鞋匠想进来填补空白，被保安们骂走了。保安都是乡下人，他们都说受不了鞋匠的儿子盯着鞋摊的眼神……

聚宴

    符浩勇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色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菊城

曹洪蔚

    汴梁城的市花是菊花，所以又称菊城。

    每到深秋时节，由菊匠们精心培植的数百万盆菊花争相开放，汴梁城一街两市摆放的全是各色菊花，真真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把这座千年古城装扮得既庄严肃穆，又生机勃勃。

    满庭芳就是这样一个菊匠，每年要栽培数万盆菊花供市民观赏，好的则被选去参加市里的菊展。

    满庭芳原来在日化厂上班，在厂后勤搞花卉培植，美化厂区，给会议室和领导的办公室培育摆放的花卉，工作清闲，工资不低，好多人羡慕。后来，日化厂转产改制，第一批公布的下岗人员名单里就有满庭芳。干了一辈子花卉工，下岗后干啥呢，要技术没技术，做生意没本钱，只有干老本行。满庭芳到南郊租了五十亩地，带着老婆孩子住进去，办了个“汴梁菊花园艺场”。正赶上汴梁城每年办菊会，满庭芳栽培的菊花不愁销路，他培育的一株开了四千多头的大立菊还上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呢。

    这一日，天很高很蓝，风很清很爽。满庭芳正在自己的园艺场侍弄菊花，走来一位老者。这人头发花白，面目清癯，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

    来人推开篱笆柴门，径直走到满庭芳跟前，一把攥住满庭芳沾满泥土的手，说：“我猜你就是满师傅吧，汴梁菊王？”

    满庭芳说：“菊王不敢当，我是满庭芳。”话在无意间说得挺押韵，把老者逗笑了。

    两人找凳子坐下，聊开了。老者说：“我叫田耕夫，画画的，特别喜欢画菊。听说您培植的菊花品种全，造型多，一直想拜访您，今天算是了了心愿。”

    满庭芳看见老者的手，细细的，白白的，一看就是耍笔杆的，却偏偏起名叫“田耕夫”。再看自己，起名“满庭芳”，多高贵，多豪华，多文雅的一个名儿，却是个栽花种草的。这真是造化弄人。

    聊了一阵子菊花，画家田耕夫被一盆盆景菊吸引住了，那眼神儿如铁块遇到了磁石。这是菊匠满庭芳今年的得意之作，主干游走如龙，花开五颜六色，状如孔雀开屏，真乃菊中精品。

    田耕夫说：“庭芳老弟，画菊多年使我爱菊如命，这盆菊花我有意收藏观赏，您开个价吧。”

    满庭芳憨然一笑，说：“老话说，名花有主，这花如被懂花识花的人所有，也算一件幸事。初次见面，不谈价钱，送给您了。”

    田耕夫见满师傅说得诚恳，不再提钱，打手提包里掏出一幅叠好的字画，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回赠您一幅画。”展开，是一幅闹菊图，左旁题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满庭芳没有拒绝，收了字画，帮耕夫装好菊花，送他离开园艺场。离开时，俩人还在菊架前照了相。

    隔几日，工友老包来找满庭芳，他是只卖菊花不种菊花。老包问满庭芳：“你那盆孔雀菊呢？我找了半天没见到。”满庭芳说：“那盆菊我送人了，一个画家，画菊的。”

    老包一听，急了，说：“你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进水了？今年市里要办斗菊大赛，一等奖奖金三万，获奖后再拍卖，还能卖到两万。你这可好，钱打水漂了。”老包还说：“这人肯定是骗子，拿张破画换了盆精品菊花，你上当了。”

    老包走后，满庭芳有些后悔，那人用一张纸换了他的心血之作。是不是他提前知道了办大赛的消息？

    那晚，满庭芳失眠了。

    这天，公园管理局的马处长来视察菊花长势，马上又要菊展了。问起那盆“孔雀菊”，满庭芳说：“别提了，让一个画家用一幅破画给换走了。”马处长惊得睁大了眼：“换走了？谁给换走的？”满庭芳说：“那人叫田耕夫。”“田耕夫？是田耕夫？”马处长的眼睁得更大了。马处长又问：“那画画的是啥？”满庭芳说：“好像是闹菊图”。马处长听了，又惊又喜，嘟囔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着满庭芳与画家的合影照，马处长告诉满庭芳，这田耕夫是汴梁城的大画家，专画梅兰竹菊，但鲜有出手，搞到全套四幅梅兰竹菊图，市值在五十万以上。马处长用心多年，眼下才搞到三幅，就差一幅菊图。马处长最后对满庭芳说：“快把那幅图拿来，价钱好商量。”

    满庭芳打开柜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问老伴儿，老伴想了想，说：“那张画菊花的纸呀？我给孙子擦屁股用了。”

    马处长听了，心疼得直摆手，郁闷而去。

    这一晚，满庭芳又失眠了。

雪窗帘迟子建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她似乎怕别人不小心踢着那篮子，时常地往下望上几眼。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她的自言自语声引得我忍不住想笑。比如她轻声嘀咕：“这荒郊野外的还亮着灯，这不是给鬼照亮的嘛。”这电线杆子可真多啊，隔不远就一个。这电是从哪里走的呢？”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老女人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很快，列车员过来了。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已经卖给人家了。”“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老女人落下了眼泪，提着篮子来到边座上。她看了一眼那贴着车厢壁立着的座儿，说：“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七仙女的屁股也坐不稳定呀！”她的话引来一片笑声。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一起身就自动立起来了！”老女人把篮子放到窄窄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用手护着那只篮子。一个年轻人叹了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得了。”

    这时从靠近门口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穿驼色毛衣的男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左右了，戴一副老花镜，手中提着一份报纸。他对年轻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行了吗？”

    那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万一磕碰着怎么办？”

    “我天天早晨都打太极拳，什么毛病都没有，别说爬上铺了，就是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说。

    “那可不行，万一有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借口上厕所，逃之夭夭。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诚心让铺，装什么好人啊。”说完，回自己的铺位了。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说：“我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可是小孩子离不开我，不认别人，我要是在家，她奶奶搂着她睡都不行。她不认生的话，我就让你和她睡一个铺了。”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终于在黎明前连续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见她依然把手搭在篮子上，端正地坐着。我不由得心生羞愧。我跳下中铺，对她说：“大娘，到我的铺上休息一会儿吧，篮子我帮您看着。”

    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快到站了，不麻烦你了。”她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喉咙那里热辣辣的，仿佛着了火。

    天色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仿佛挂了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老女人又开始用指甲去刮霜花了，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刀在割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阵阵疼痛。

    抱小孩的妇女过来了，她对老女人满怀歉意地说：“原想着和孩子早点起来让你去躺躺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这时，又有几个旅客过来让她去自己的铺位躺一会儿。老女人回答大家的话总是一个内容：“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要到站了，不用了。”

    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她的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火车启动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林掌柜

贾大山

    林掌柜的“义和鞋庄”不大，只有两间作坊，两间门市。门市柜台上，除了放着算盘、笔砚、账簿，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巧玲珑的铡刀。据说，只要顾客问一声：“掌柜的，鞋底里面，垫的是纸是布呀？”林掌柜便微微一笑，一手接过鞋，一手抬起小铡刀，咔嚓一声，把鞋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底下看——林掌柜又叫“铡刀林”。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把小铡刀从来没有用过，只是那么放着，并且总是擦得明晃晃的。

    一天，我正骑着石头狮子玩耍，杨跛子过来了，一跛一跛地走到林掌柜的柜台前面，说：“买鞋！”

    那天顾客不少，林掌柜见他来了，赶忙拿出几双鞋，让他挑选。他拿起一双鞋，朝柜台上一扔：“铡一双看看！”

    林掌柜望着他，笑而不语。

    “不敢铡？”

    “敢铡。”

    “不敢铡就不是好货！”

    “这么着吧，爷们儿！”林掌柜拿起那双鞋，一面用纸包着，一面笑着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话儿也柔和，手儿也利落，话说完了，鞋也包好了，朝他怀里轻轻一扔，“别客气爷们儿，拿着，穿坏了再来拿！”

    杨跛子真的不客气，白白拿走一双鞋！顾客们都很气愤，林掌柜却依然笑着，说：“只当铡了一双。”

    父亲和林掌柜是至交。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或是生意不忙的时候，林掌柜便来我家杂货铺子里闲坐。两人到了一起，就要喝一点酒，“老哥，喝点儿？”“喝点儿，老哥。”他们到里间屋里，在炕上放个小桌，对面坐了，慢慢地喝。——我家卖酒，也卖松花、咸蒜、豆瓣酱。每次分别的时候，两人总要互相奉承一句：

    “我最馋你的豆瓣酱。”

    “我最服你的小铡刀。”

    我也深深喜爱林掌柜的小铡刀。有一次，他们喝着酒，我问：

    “林大叔，你那小铡刀快不快呀？”

    “快呀，飞快飞快。”

    “一年铡多少鞋？”

    “早先铡一些，后来就不铡了。”

    “既然不铡了，要它干什么？”

    “放着。”父亲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是用好了。”

    林掌柜乐了，举起酒杯说：“知我者，老哥也！”

    他们每次喝酒，总是这么快活。

    那年腊月的一天，天很晚了，父亲站在货架子前面，正自盘算什么，林掌柜把门一推，头上顶着几片雪花进来了。父亲说：“你也没睡？”

    “睡了，又起来了。”林掌柜结着扣子说，“我想喝两盅。”

    林掌柜自己下手，弄了一碟韭菜花儿，弄了一碟豆瓣酱，然后从酒坛里舀了一小壶酒，说是一醉方休——林掌柜心地坦和，总是那么快乐。

    可是，他刚抿了一口酒，突然皱起眉头：“酒里掺水了？”

    “没有。”父亲一愣。

    他又抿了一口，红着脸嚷起来：“掺水了，肯定是掺水了！”

    父亲尝了一口，脸也红了，急得拍着桌子说：“咦，这就奇了！老地方进的酒呀！”

    “最近，谁来打过酒？”

    “昨天，前天……杨跛子！”

    “披一件破大袄？”

    “披一件破大袄！”

    “要赊账？”

    “要赊账！——三斤的瓶子灌满了，提下柜台，才说要赊账。我说不赊账，他就不打了……”

    “酒呢？”

    “我又倒回去了！”

    “坏了！”林掌柜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没了眼睛。他说，杨跛子打酒，惯用此法：他的破大袄里另外藏着一只瓶子，里面装满凉水……

    父亲听了，也被气笑了：“你说，这半坛酒……”

    “洒了！”

    “洒了？”

    “再卖倒字号。”

    “半坛酒，总有七八斤呀……”

    “不喝了，睡觉！”林掌柜好像生气了，起身要走，父亲赶忙拦住他：“怎么了，老哥？”

    “人也有字号！”

    我赶紧开开门，抱起酒坛子，把“酒”洒到街里去了。林掌柜拍着我的头顶笑了笑，说：“这小子长大了做买卖能发财。”我要去给他们打好酒，他说不用了，父亲也说不用了，催我去睡觉。

    我不想睡觉，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说话。鸡叫头遍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三举杯：头杯酒，三十年打早抹黑，苦巴苦干，两家都有吃有穿，没饿着没冻着，喝了；二杯酒，两家相识相知，老不哄少不欺，谁也没有做过亏心的买卖，喝了；最后一杯没有喝，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敬了天地财神，算盘和秤，还有那把小铡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