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滩踩踏，除了追责还有什么重要

    上海外滩严重踩踏事故造成的震动贯穿了整个新年，它必将带动中国全社会的一系列反思。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出事地点又是象征这座城市精华的窗口，这起事故对国人的触动十分强烈。

    一个人去上海外滩这个著名的景点欣赏夜景“有可能被踩死”，中国的城市管理尚无法完全排除这一不可思议的可能性，无论我们多么生气、愤怒，这个低概率事件在新年到来之前的深夜突然成为事实。

    回过头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个夜晚上海市有关当局工作的疏漏，如果它们因为制度原因或者临时性原因被侥幸堵上，或者现场群众对可能出事的警惕性早几分钟觉醒，那么悲剧就可能避免。

    这起特大事故必将导致追责，对此用不着怀疑。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事情发生的那些“必然原因”，不能简单以为惩罚种种“偶然性因素”背后的责任人就是在解决问题。

    我们相信，如今不仅上海，全国各地对安全问题都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有城市当局都知道如果发生恶性伤亡事故，将对官员们意味着什么。但严重事故还是不断发生，它们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偶然因素”。

    现在反思上海的那个晚上，只要在外滩采取增加警力、临时关闭地铁站等措施，就能控制住局面。但这种清晰只有往后看时才会有。往前看，我们仍将是迷惘的，下一个周末或节日，是不是该把所有人多的地方都加倍布置警力呢？除了上海，全国人多的地方是否都该采取加倍的临时措施呢？

    防患于未然比什么都重要，但预防不仅枯燥，而且昂贵，在不出事的时候，它未必能得到社会真实的支持。在上海踩踏之前要通过节日里正常的力量使用来排除掉那些致命的隐患，那么这个力量就需要有大幅增加。力量的增加会自动提升警惕性的密度和质量，当力量不足时，各种反思大多只能是“事后诸葛亮”。一个安全体系当然可以动员出非常态的警惕性，但社会安全取决于这个体系“松弛下来”的状态。

    我们都为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震惊，但我们现在能相信未来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永不发生吗？大概不能。我们愿意让中国的安全投入成倍增加吗？比如让上海、北京以及各地的警察数量都增加一倍以上，达到世界每10万人口拥有警察的平均数，还有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个人安全知识教育，所有旅游景点强制限制客流，更严格地执行防范火灾标准，火车汽车春运期间都严禁超员载客，等等，我们都很愿意吗？

这些全都要增加成本，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大概会犹豫，甚至直接反对。而如果不做这一切，我们就是在“纵容”下一次重大事故的发生。

    常言说智者千虑终有一失，要避免公共安全的这一失，除了加大当局的责任心，中国社会提高安全成本是必由之路。客观而言，中国各地政府问题重重，但对安全的警觉和责任心这些年都大幅提高，相对做得还是不错的，上海更不能说是其中差的。要让社会公共安全上一个新台阶，就不能只在鞭策政府上打转，我们必须做得更多。  

（摘自2014年1月4日《环球时报》社评，有删节）

【事件回顾】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许，很多游客和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因进入和退出的人流对冲，致人摔倒，发生踩踏事故，事故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

成大事者必有静气

陈常青

    ①“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晚清两代帝师翁同龢教导弟子时所言。他认为：圣贤之人越是遇到惊天动地的大事、险事，越能沉得住气。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必有静气。

    ②淝水之战，谢安率领东晋不足十万的兵力抵御百万虎狼之师，形势不可谓不凶险。可谢安在后方军帐里依然不慌不忙地下棋，可谓“险不惊于心”。前线军报传来，他只随意地看了一眼，又继续下棋。旁边的人实在忍不住了，上前询问前方战况。谢安轻描淡写地说道：“小儿辈已破敌。”可谓“成不喜于色”。谢安用他的表现很好地诠释了静气的内涵！

    ③那么，一个人的静气从哪里来呢？

    ④首先，养静气需要不断地去历练和积累。航天英雄杨利伟，在飞船里戴着航空手套，手持操作棒按电脑键盘，做到了200多次操作没有一次失误。（一）载誉归来时，面对记者，他吐露真情：只有经过十几年如一日地刻苦训练，不断积累经验，才能镇定从容地完成这样的操作。

    ⑤其次，养静气需要多读书。有些人之所以一遇大事就惊慌失措，很大程度是因为心里没底，也就是没有驾驭大事的能力和本领。如何拥有这种能力和本领呢？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多读书。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通过读书，我们可以汲取前人的智慧，增长才干，克 服恐慌。林语堂先生说的好：“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 ”（二）读书可以安顿好我们那颗动荡不安的心。所以，越是博学的人，视野越开阔，头脑越冷静，处事越镇静。

    ⑥养静气还要善养正气。只有正气在身，才能淡泊名利，才能不为进退滋扰，做到宠辱不惊。其实静气和正气是相互滋养的，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⑦草静生于缝隙，树静立于风雨，人静行于世间。人不能没有静气，就像傲视苍穹的红杉不能没有坚固的根基，就像芳香四溢的鲜花不能没有普照的阳光。有静气的人，就如同巍峨 的大山，任脚下花开花落，任世间风云变幻，岿然不动，坚定泰然。

有趣的人不苟且

孟祥夫

    ①生活中，要是听说某某是个有趣的人，让人不免心驰神往，想要结识一番。有趣，和枯燥、乏味相对，是一个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品质，是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说一个人有趣，是很高的评价。正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②那么，何为有趣？对“什么是趣”，古今中外，尚无定论，只能见仁见智。在文人墨客笔下，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趣者，存乎一心，大凡让人心生快意、心旷神怡的，都莫不有趣。

    ③有趣的人，对生活抱有大爱。有时，即便身处逆境，他们也能过得兴致盎然；即便眼前满是苟且，他们也总能找到诗和远方。苏轼就是个十足有趣的人。被贬官后，他没有愁肠百结，而是发现了生活的真和趣。在黄州，他把“价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猪肉，做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东坡肉”，并撰文《猪肉颂》，讲述烧制心得。除了“东坡肉”，还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饼”，都轰动一时，流传甚广。生活拮据，苏轼辟地耕种，以此为乐，写出《东坡八首》《雨后行菜圃》等诗，怡然自得之情，跃然纸上。

    ④有趣的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万般好奇，凡事都想探个究竟、弄个明白，自然就能找到常人一般难以发现的趣和乐。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余忆童稚时，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他笔下的文字也是妙趣横生，比如，“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如此趣味盎然的文字，若非有趣之人，肯定抓耳挠腮、冥思苦想也写不出来。

    ⑤有趣的人，深藏大智慧。要从平淡的日子中咂摸出趣味，离不开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悉，对知识阅历的深厚积淀。鲁迅先生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而鲁迅本人，却幽默、有趣得很。一次，友人给鲁迅捎来一些柿霜糖，“吃起来又凉又细腻”。听说有药用效果，他本想留着以后吃。谁料，“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又吃了一大半。”读到此处，让人忍俊不禁，掩卷而笑。

    ⑥有趣的人，不仅自己收获快乐，也是别人的“开心果”。而人一旦无趣，就不免面目可憎，让人避之不及。现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平日以“斗图”为乐，从各类小游戏、小程序中寻求快意，而一旦合上电脑、锁住手机，往往双眼发胀，大脑茫然，趣味尽失。这样的趣，终非真趣。不妨学学前人，多发现、挖掘生活的趣味，多吸收、汲取方方面面的知识，让自己有趣，让生活有味。

    ⑦梁启超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所以，不如行动起来，从明天起，做一个有趣的人。

①感谢姚洋院长，让我有机会能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它是大饭堂。我是个农村孩子，和肉菜基本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年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因为豆腐被炸过，油水大，拌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②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是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它使我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我这几年体会到，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哪儿，有人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大家一下子就会变得很亲切，因为马上可以谈论北大、北大相同的老师和锅塌豆腐。

③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特别好的发言，因为谈到了我们的母校——北大。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蔡先生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这些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民族的先驱者。他们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除了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还在考虑未来。在座每一位知识分子的眼睛都应该像一盏探照灯，照出现实中的丑恶，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④大家开始在社会这所大学起步的时候，有两句话千万不要相信。一是“世界上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不成立，世界上是有近路可走的。但是，投机分子选择走近路是因为他们只会想到自己获得多少利益，这是“聪明人”。而我们呢，应该做“笨人”。

⑤我在北大之外，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活了95岁。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个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里，全村动员抢收集体麦子，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到地头中间。有一次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快，只是我一扎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就割不完了。接着她语重心长地说了句，我是个笨人啊。

⑥我有个舅舅，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子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东西特别好。我说你为什么做得比人家好?他说唯一使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我花六天，我比他做得更好。接着他又说，就这也还不算好木匠，我是打心眼儿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刨出来的刨子木花的味道。他又说这还不够，有时当我看到一棵松木，就觉得这给哪家姑娘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是一棵最不成材的杨树，我就知道只能打个小板凳。这才是“工匠精神”，我觉得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是他到达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⑦有时我发现，我们的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为什么?因为杨树长得快。我希望我们也种一些长得慢的树，比如松树、煅树、楠树、橡树。树的质量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⑧所以，最后我送在座的师妹和师弟两句话：一句是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另一句是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功夫直腰的麦田。谢谢。

(节选自作家刘震云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