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北平（节选）

老舍

如果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象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象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

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虽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许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一点清福吧。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马裤先生

老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蹬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地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先生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床上。 “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茶房！”

    他站起来，数他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 哦？！”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停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坊，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有时呼声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地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孔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一根绳子

    今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他看见您捡到了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搜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搜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又立即四处讲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 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节选自《外国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特困户的荣耀

梁海謿

    麦天脏人累人困人乏人热人烦人，好多人不愿过麦天，然而蛤蟆村吴矬子例外。吴矬子最巴望的就是麦天，最爱过的也是麦天──麦天给吴矬子带来全村没有的荣耀。

    吴矬子是蛤蟆村惟一的特困户。吴矬子老伴死得早，儿子媳妇也害病而亡，家里只剩一老一小爷孙俩。老实巴交的吴矬子除了种地还是种地，日子过得窝囊，便被村里定为特困户，成为县委书记“一帮一、手拉手”活动的扶贫对象。每逢麦天，县委书记车水马龙来帮吴矬子收麦。吴矬子庄稼有人帮着，还能沾光登报纸上电视，与县委书记合影，神气得不得了，吴矬子咋能不像小孩儿盼过年一样盼麦天呢？

    屈指算来，五年间已有三任县委书记来帮过吴矬子，哪一年吴矬子都跟着上报纸。吴矬子每年都把有他名字的报纸讨一张存着。小孙儿田田已上五年级，吴矬子没事的时候就让田田给他读那一篇篇报道，虽然日子没啥起色，但想想全村就他吴矬子因穷而能上县报，心里很是受用。

    今年来帮吴矬子收麦的是新任县委书记王磊。吴矬子兴冲冲地迎候在村头。小孙儿田田也穿着烂背心和脏不拉叽的破裤衩，光着脚丫被爷爷拉在身旁。吴矬子那二亩坡地麦，不到中午就被王书记他们割光薅净。记者要为王书记和吴矬子拍照，王书记东瞅西瞅，没啥好景致，见地边有一棵弯腰槐，便拉吴矬子一道留影。吴矬子咂砸嘴说：王书记真好眼力。

    临走，吴矬子央求王书记：报纸、照片一定给我留一份，我要珍存起来作纪念哩。王书记拍拍小田田的头说：一定，一定。吴矬子说田田：快谢谢书记伯伯。田田说：谢谢书记伯伯。并给王书记鞠了个躬。王书记笑着说：这孩子真乖。

    又过了五六天，王书记来蛤蟆村检查麦收工作，顺便来到了吴矬子家。吴矬子知道王书记给他送报纸和照片来了，一脸皱纹笑成波浪，非让田田把报纸给书记伯伯读读，让爷爷这大老粗也听听。田田拿起报纸，看了几眼，两手往身后一背，像背书一样把文章从头背到了尾：

    本报讯：6月4日一大早，县委书记王磊等领导一行20余人来到蛤蟆村，帮助特困户吴矬子收割麦子。王书记一边挥镰割麦，一边详细询问了特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并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积极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抓住近期晴朗无雨的有利时机，帮助农民群众特别是军烈属和贫困户抢收抢打抢晒麦子，做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同时，要认真解决好“三夏”中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做好麦场防火宣传和各项服务，确保“三夏”工作顺利进行。

    王书记两眼瞅着田田，露出一脸惊诧之色，鼓着掌连连称赞说：好记性，好记性，真是神通啊！就看这么一小会儿，竟能将几百字的文章一字不差背出来，不简单，不简单！又扭头对吴矬子说：你可得好好供养孩子上学，将来准是个清华大学的苗子。

    田田被夸得不知好歹，说：这我早就会背了，爷爷每年都让我读几十遍呢。王书记“噢──”了一声，疑惑地问：这报纸刚刚印出来，你咋能年年都读几十遍呢？吴矬子连忙回屋，将珍藏在箱底的另几张报纸和一叠照片拿出来。报纸已经泛黄。王书记一张张摊开，仔细一看，差点背过气去。原来，田田刚才背的，竟是一篇5年前的报道！每年的报纸除日期和领导的名字不一样、标题横排竖排不一样外，内文居然一字不差，且都是头题。如果不是吴矬子把历年来的报纸拿出来炫耀，别说他王磊，怕是谁也难以觉察。再看照片，三位前任都像自己一样站在那棵弯腰槐旁与吴矬子合影，面上带着劳动之余幸福的笑意。

    王书记抬起目光，环顾了一周吴矬子破败不堪的院落，心里如坠石般沉重。他又重新审视那几张照片，发现吴矬子张张都是那件黑蓝褂子。王书记无奈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这真是一处好风景啊！

    吴矬子脑袋像点豆一样附和着说：对对，满山也就这一处风景！

    田田对这些照片和报纸已看过多次，没了点兴趣，缠着吴矬子说：爷爷，你啥时候才给我买新衣服啊？

    吴矬子说：去去，出去玩去！

（摘编自《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敲铜锣的孩子

袁省梅

    初冬的太阳青白冷寂地走到头顶时，铜锣宏亮的声音在羊凹岭的巷里响了起来，咣，咣，咣。正在玩耍的孩子嚷嚷着，耍把戏的来了。敲铜锣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宽大的棉袄随着胳膊的摆动，像罩了个罩子般硬撅撅地晃，裤子却短，黑红的脚腕露了半截。他看上去也不冷，额头冒着汗，把一面铜锣敲得嘹亮。戏台子下蹲的、站的来了好多人。冬闲，人们都出来看个热闹。

    开始演出了。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已经脱了棉袄棉裤，光着脊背，只穿条灰白的单裤子，在一个黑脸大汉的指挥下，钻火圈、骑单车、抛大缸……

表演顶尖刀的是敲铜锣的孩子和黑脸大汉。一把亮闪闪的尖刀，一头顶在那孩子的脖子上，另一头顶在黑脸大汉的脖子上。一旁的铜锣皮鼓噼里啪嚓，敲打得紧紧慢慢。看热闹的人心也跟着紧紧慢慢地乱扑腾，就见那黑脸大汉和那孩子顶着尖刀，伸开着两臂，一步一步转着圈走得缓慢、沉重。只见那孩子的脸涨得紫红黑亮，眼睛瞪得溜圆，眼珠子快要蹦出来般，凸出了眼眶，亮的尖刀已经深深戳进了他的喉里。细的棍子一点点弯曲，弯曲……终于，在一阵急促的锣鼓声中，在人们的唏嘘中，棍子咔嚓折断。那孩子和黑脸大汉慢慢收了气息，微微笑着向一周的人鞠躬致意。

人们看着那孩子，顺出一口气，旋即就嗷嗷地叫起好来。人们是没想到这小小的孩子，黑黑瘦瘦的，还有这般好的气功。有胆大的娃娃悄悄走上去，想摸那孩子的肚子。那孩子故意将肚子鼓得老大，等娃娃们小心地刚碰到他的肚子，他忽地瘪了下去，吓得娃娃手一弹，倏地缩回。那孩子就嘿嘿笑，一旁的人都嘿嘿笑。

    锣声又响在羊凹岭的巷子时，敲铜锣的孩子开始挨家挨户地收粮食了。那孩子见了门，不进去，站在门口把铜锣敲得响亮。屋里的人听见了，就会拿出两个馒头，或者一个南瓜三五个红薯，或者是，一瓢麦子三四个玉米穗，反正是，家里有啥，就给点啥。那孩子见人拿了东西出来，就不敲了，鞠一下躬，翻过铜锣，接了粮食。出了门，他把铜锣里的粮食装到一只灰的布袋子里。

    走到二豁子家门口时，巷里闲坐的人使着眼色不让那孩子在二豁子家门口敲铜锣。二豁子没有男人，一个寡妇扯着七个淌鼻涕的娃娃，日子过得烂抹布样皱巴。况且，凭着二豁子的性格，她除了能给你一口唾沫一顿斥骂，还能有什么?

那孩子看着人们给他挤眼扯嘴的，以为人家跟他开玩笑，他也朝人们挤眼扯嘴地逗闹。笑闹中，就站在二豁子家门口把铜锣咣咣地敲响了。

筛晃着一头枯草样乱发的二豁子看见那孩子手上捧着锣，站在当门口，脸上就黑下一层，撅着嘴，不耐烦地摆着手，走走走。

    那孩子却不走。二豁子看那孩子的黑眼睛溜溜地瞪着她，短的头发硬撅撅地直愣愣，就有点可笑。你要给我当儿子，我把你这布袋子装满。

    那孩子不说话，也不走。门口看热闹的人哄地笑了，都说留下吧，给二豁子当儿子吧。捧铜锣的孩子还是不说话，笑笑，把铜锣往二豁子脸前凑。二豁子看见铜锣暗哑的光映出那孩子一张谦卑的倦容，抬眼就看见那孩子的眼神也清明，也倔强，好像是，还有点忧郁。

    二豁子的心莫名地疼了一下。

    这娃。二豁子拍了拍那孩子的头，轻，而且柔。

    有人说，做她娃多好，省得你跟个讨饭的一样可怜。那孩子突然敲响了铜锣，咣的一声，响亮，突兀，也寒凉，冰块般撞向每个人。人们

    一个哆嗦，还没回过神来，那孩子缓缓地说，我不是讨饭的。说着，一手提着铜锣，一手把布袋子猛地摔到肩上，在人们的一片惊叹中，走了。

    那孩子走了好一会儿了，木槌撞在铜锣上的声音，当当当，还清凉凉地响在二豁子的耳边，细碎，纷乱。

    这娃，脾气还挺大。嗤，再大也是个耍把戏讨饭的。别说了。二豁子突然大吼一声，白白黑黑的碎语刀切般没了，人们瞪着二豁子，不明白她好好的，咋就生气了。二豁子从裤腰里摸出一个黑灰的手绢，抽出五角钱，把手绢包好，又塞到腰里，一手抓了三四个玉米棒子，踏踏地跑了出去。人们面面相觑，抬头看天，讪讪地，天要变了，好像是。

    人们撵着二豁子时，她已经往回走了。敲铜锣的孩子在她身后咣地敲了一下铜锣，又敲了一下。人们看见那孩子的手上捏着一张皱巴巴的五角钱。过了一会儿，那孩子提着铜锣还在那儿站着。

    夕阳红亮，将干黄灰白的羊凹岭涂染得明亮，又温暖。

（有删改）

红孩

我没有到过那个叫作上岸的村庄。在我心里，有无数个村庄，都叫作上岸。这就如同，你问我渡口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怎么告诉你渡口的位置。

前些天，女儿约同学去京西门头沟。京西门头沟我去过几次，但都是搭朋友的车。我问女儿，你们怎么去，具体到什么地方？女儿说，我们坐地铁，要去的是个叫上岸的地方。听罢，我连忙上网查，发现上岸是一个村名，位于门头沟永定河旁的永定镇。这个村历史悠久，在明代叫上安村，到了清代，由于当地年年发大水，人们都扶老携幼到对岸去，后来就一直叫上岸。

上岸，多有意思的名字。自从这里通了地铁，每年高考、考研前后，总会有大批的学生前来打卡，希望能心想事成。我不想说孩子们迷信，就把它当成游戏，一次出行的借口吧。生活中，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有某种目的，可是去了，也未必就真的要实现那个目的。

儿时，我住的村庄中有一条河，没有名字。遇到河水暴涨，也有五六十米宽。那样的日子，大人是不允许我们到河边玩的。

可是，戏水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往往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溜到河里去捕鱼捉虾，有胆大的还光着屁股到河中心游泳。我也曾游过几回，根本不懂得蛙泳、仰泳等专业泳姿，就是瞎扑腾。我和小伙伴也暗地里较过劲儿，比谁游的来回多，比谁的头扎进水里憋的时间长，还比谁捉的鱼虾多。给我记忆最深的最后怕的便是比谁爬柳树更高，然后喊上一句口号便扑通一声跳入水里。

就大多数孩子而言，这确实不是什么惊险的一幕。但对于我，却有过命悬一线的后怕。记得为了证明自己更英雄更伟大，我专门找了一棵高大的柳树，大约距水面有三米多高，准备好姿势，对着下面的伙伴们喊了一句口号，随之，大头朝下就栽了下去。本以为，我可以像别人那样以头部轻松入水，哪想到，我两眼一闭，跳下时竟是肚子平平地扣面上，霎时我感到肚子一阵疼痛，头也像被重重地捶了一下，瞬间失去了知觉。好在那地方离岸边不太远，我被几个伙伴连拉带拽地拖上岸，在太阳底下足足缓了七八分钟，才一点点醒过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玩上树跳水的游戏了，甚至多年后看跳水比赛都心有余悸。

在村里，蹬过河水到对面，人们从来不说上岸去，也不会说到对岸去。我们常说的是上坡。这条无名河，新中国成立前还是一条黄土大道。它东南方向的终端是大运河北上终点通州张家湾漕运码头，它西部的终点则是北京城东端的广渠门。这样一说，你就会知道，在大运河漕运的年代，这条旱路是非常重要的补充。等到从通州到北京城区的公路、铁路正式开通后，漕运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我们村中央的黄土大道，因没有纳入正式的道路规划，就逐渐变成了排污泄洪的水道。岸，是相对于河流而言的。既然没有被确定是一条河流，哪里有资格用岸来形容她的身躯呢？想来这条无名河是卑微的，卑微到连个名字都没有。每当我想到艾青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时，我就会想到家门前的那一条河，虽然至今不知怎么称呼她，可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她。

我对于岸的记忆是某年冬天。那时，父亲带着村里几十名精壮小伙子到百里外的温榆河修水利。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农用车具，举着红旗，要在燕山南侧的华北平原上进行一场热火朝天的大会战。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每个村庄要负责一段几千米的河堤，也就是大坝的修整。首先，要把河里的污泥挖出来，然后把堤坝修整好，坡面既要有一定的斜度，岸上的大道也要有一定的宽度和硬度。整个工程下来，至少两个多月。那是一场真正的抛弃小家、利国利民的行动。不得不说，当劳动干出了人生的境界，它的生产动力一定超出了生命本身!与其说那是革命思想的召唤，倒不如说是舍己为人，是人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上岸!不幸的是，父亲在劳动中被坍塌的土方砸伤了腰，当他被村里的马车拉回家的时候，着实把母亲吓坏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家里的男人腰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还好，我们村外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正骨大师——双桥老太太。父母平日和老太太多有来往。见我父亲腰被砸了，老太太耐心治疗，母亲则每天用药水涂抹三次，半月后，父亲便痊愈了。转眼，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在我心里一直难以忘却。我父亲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全都是上岸的人。

很显然，位于京西门头沟永定镇那个叫作上岸的村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会连年兴修水利，也会有无数门头沟的乡亲们在永定河两岸会战。那些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如今也该七八十岁了。他们也都属于上岸的人群。现在，我的女儿也要去上岸了，她们内心想的上岸和她的爷爷当年选择的上岸，性质不太一样。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女儿能够考研成功，那是她们步入成年后的第一次上岸。而我要告诉女儿的是，这个上岸，只是一种自我或者说是利己的上岸，那么未来呢？还有更高远更无限的上岸。我希望孩子能够更早领悟到：这个世界终究是众人的世界。

(选自2024年2月20日《北京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