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日橐，大日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滕囊”。滕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辇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擎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

    “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摘编自《安阳晚报》2016年2月24日）

中德研究人员破解北京雾霾形成之谜

    ①中德两国研究人员21日说，他们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主要生成路径。这一发现凸显在继续实施减排措施的同时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对缓解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②近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频发。已有研究表明，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绝对贡献上、重污染期间硫酸盐在大气细颗粒物PM2.5中的质量占比可达20%，是占比最高的单体；在相对趋势上，随着PM2.5污染程度上升，硫酸盐是PM2.5中相对比重上升最快的成分。因此，硫酸盐的来源研究是解释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③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程雅芳教授等人当天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运用外场观测、模型模拟及理论计算等手段发现，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硫酸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溶于空气中的“颗粒物结合水”，在中国北方地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下迅速反应生成。颗粒物结合水是指PM2.5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境下潮解所吸附的水分。

    ④该结论与通常认为的硫酸盐形成机制有较大不同。现有基于欧美等地区的经典大气化学理论认为：硫酸盐主要是在云水环境中形成，由于云中的液态水含量远高于颗粒物结合水，通常高出1000到10万倍，所以与云水中的硫酸盐生成反应相比，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可以忽略；理论计算还显示，在云水反应路径中，二氧化氮氧化二氧化硫生成硫酸盐这一路径的贡献也可忽略不计。

⑤而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一方面，由于颗粒物浓度大幅上升及静稳气象条件下相对湿度较高等原因，颗粒物结合水含量远高于经典情景，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总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重度雾霾期间二氧化氮浓度为经典云水情景下的50倍以上，这直接改变了二氧化氮氧化路径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北京及华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氨、矿物粉尘等碱性物质使得当地颗粒物结合水的pH值远高于美国等地，呈现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而二氧化氮氧化机制的反应速率会随pH值上升而大幅提高。

    ⑥研究人员据此在论文中指出，优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可能有助大幅降低中国雾霾中的硫酸盐污染水平。

    ⑦“该研究表明我国复合型污染的特殊性，”贺克斌院士对新华社记者说，“高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电厂，高二氧化氮主要来自电厂和机动车等，而起到中和作用的碱性物质氨、矿物粉尘等则来自农业、工业污染、扬尘等其他来源。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国同时以高强度排放，导致硫酸盐以特有的化学生成路径迅速生成，这也是重度雾霾期间颗粒物浓度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源头领略中国文学之美

    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诗经》，然而真正一首一首通读《诗经》，并从中领略其文学之美的，却少之又少。我们常常以为学过了“关关雎鸠”或“蒹葭苍苍”就是学过了《诗经》，我们以为吟唱被改编过的“我愿逆流而上，寻找她的方向”就是在亲近《诗经》，我们甚至以为读一些作家对《诗经》的纯美解读就感受到了《诗经》之美。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去深入《诗经》，领略其原汁原味的美呢？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学之“祖”。读《诗经》，你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你会发现，你学过的那么多唐诗宋词，你用过的那么多词语典故，原来是出自这里。

    《诗经》里最美的送别。“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燕燕》），诗中那上上下下飞来飞去的燕子，使一幅“劳燕纷飞”的悲伤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而“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伫立在那里的人，看着被送之人，一直看到看不见为止。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应该就是这“瞻望弗及”场景的延续吧。明代学者称这首诗为“万古送别之祖”，确实一点儿都不过分。

    《诗经》里有最美的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的名句，同样出自《诗经》。整首诗的名字是《硕人》。“硕人”就是“高大的人”，古代以高大健硕为美。这是《诗经》305首中写得最美的一首诗，后世那些描写美人之美的词汇，与这首诗相比，都显得大为逊色。诗中写到，这美人，她的手像嫩嫩的白茅草，她的皮肤像润肤膏凝聚起来那样。最关键的，是她笑起来是那么优雅，她的眼睛是那么顾盼生姿。如此华丽丽的比喻，出现在上古时代，你是不是会觉得惊讶？、

    《诗经》里还有最美的男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淇奥》），这位绝世男子性情稳重儒雅，举止庸容高华。古人打磨骨叫“切”，打磨象牙叫“磋”，打磨玉叫“琢”，打磨石叫“磨”，一个男人的性情竟然如骨般硬朗，如象牙般高贵，如玉般光洁，如石般坚定不移，举手投足之间，丰神俊朗，如金锡圭玉白璧般流光溢彩，那该是如何的灼灼其华，照人眼目？更何况，这男子“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喜欢开玩笑，但不令人难堪。他有诙谐幽默的交际技巧，于谈笑之间，大事成就。这样的男子，是不是好男儿的典范？

    《诗经》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民间的男子女子，还是征夫思妇，或者王公贵族，他们都有形有神，那么真实而生动地生活过。一个小官吏在出差的路上感叹：“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天上小星三五颗，自己却得连夜走在路上；淇水河边，姑娘叫小伙子去看水，小伙子说已经看过了，姑娘说再去看看吧（《溱洧》）……沿着《诗经》的河流逆流而上，你会感受到他们那些平凡的生活，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情感路径。他们对爱的呼唤、对美的渴求，他们的悲愤，他们的讥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抑郁……都能穿越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以或喜或悲的感染。

    不同年龄的人读《诗经》，感受会有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在你人生的任何年龄阶段，读《诗经》都是一件美好的事；而如果一生都没有好好读过《诗经》，也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

    了解中国文学的根，请从《诗经》开始。

二月二龙抬头

春事兴

    中国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二月二也叫龙头节。龙头节最早起源于伏羲氏时代。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初二“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到周武王时，每年二月初二还举行盛大仪式，号召文武百官都要亲耕。在中国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天模式，在周天黄道确定二十八个星座，成为二十八宿。古人将这二十八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四宫，每宫7宿，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四宫附会为4种动物。其中，东宫7宿被想象成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由30颗恒星组成。

    恒星相对不动，当地球公转的位置使巨龙星座与太阳处在同一方向时，太阳的光芒就会淹没星光，人们就看不到天上的那条巨龙；而过一段时间后，地球的位置转移了，巨龙星座又会重新出现，周而复始，古人找到了这个规律，并以它来判断时令。

    当被称为“龙角”的东宫7宿的第一宿出现与地平线上的时候，正值春天来临，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的标志。而此时，恰逢中国农历二月雨水节气前后，由此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

    龙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雨神，祈龙神成为最普遍的祈雨仪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三坟》云：“龙善变化，能致雷雨，为君物化”。

    《诗经˙小雅˙信南山》载：“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因而在农耕社会中，雨水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只有适当的雨水，才能使庄稼长得茂盛，结粒饱满。

    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据资料记载，这句话的来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在宋朝时，二月二为“花朝节”，把这一天指定为百花生日。到元朝时又有“踏青节”之称，百姓在这一天出去踏青、郊游。有的人在踏青回家时，沿途采摘些蓬叶(一种地上生长的花叶)拿回家在门前拜祭，有“迎富”之意。

    明清时把这天称为“龙抬头”，因为农历二月初二，在惊蛰前后。蛇、蚯蚓、青蛙等冬眠动物被春雷惊醒，抬头出蛰。春回大地，人们期望“龙”出镇住毒虫。

    二月二还有祭祀土地神的习俗。有些地方称二月二为土地爷生日，并把此项活动叫社祭。在土地庙酌酒烧香拜祭后，由四个青壮年男子抬起土地爷雕像的轿子，在村里游行，祈求土地爷保佑一方平安，农业增产丰收。

    北京民间二月二有很多习俗，俗话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老百姓要在这天驱除害虫，点着蜡烛，照着房梁和墙壁驱除蝎子、蜈蚣等，这些虫儿一见亮光就掉下来被消灭了。

    这一天民间饮食还多以龙为名，以取吉利。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牙”，蒸饼也在表面上做出龙鳞状来，称“龙鳞饼”。二月二时妇女忌动针线，以免伤“龙”的眼睛。

    一位澳洲学者叫约翰·巴恩斯的，出了一本《一派谎言》(A Pack of Lies)的书，书名就让人耳目一新。不过，书名下还有一个副标题，比较学术化——关于说谎的社会学。

    巴恩斯指出，说谎在社会学上而言，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建构与维持所必需的。首先，没有谎言的存在，就没有“真话”的概念，真实是在与虚假的对比中产生的。在社会学家看来，说实话有着实用的原因，即维持社会的正常交往。同样，撒谎也有着类似的实用意义。例如，精神病学上认为，儿童第一次撒谎是“迈向独立自主的关键一步”，从不说谎反倒意味着没有想象力。其次，说谎在人类历史中源远流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演化的产物，而且兼含文化演化与生物性演化的影响。不止是人，动植物上也常见欺敌或诱猎的特征，作为其求生存繁衍的手段。而在人类身上，撒谎也作为一种维持内心平衡的策略存在。再次，从撒谎的动机和目的而言，谎言并不一定是恶意欺骗。为了顾及听者的感受，言者可能撒个“善意的谎言”；为了激励自己，我们会用谎言“自我催眠”。

    说谎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如何察觉谎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能力。在巴恩斯看来，说谎是成长的一部分，察觉谎言的能力也是伴随着社会化的过程而发展的。成功地说谎，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语言本身潜能的开发，这主要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但拥有成功说谎的能力并不表明具有识别谎言的能力，后者同样需要学习，即需要对日常语言的暧昧性具有敏锐的感应。不过，正因为语言具备怪异、特殊与暧昧的性质，才使作为叙述传统的“小说”成为可能。看过《西游记》的人不会天真地认为当年玄奘是在一只猴子的保护下去西天取经的吧？小说虽然充斥不实陈述，但却刻意不想成为谎言。尽管有人要一厢情愿地在不实陈述和真实之间进行联系，但小说毕竟不同于说谎。由此扩展开去，我们会发现，以道德语汇审视说谎，和以社会学的语汇评价说谎，是完全不一样的。道德上对说谎的谴责，相比于社会学上对说谎意义的解释，目标有别，后者是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更好的了解。在社会学家看来，诚实固然是人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现代文明的一些制度正是在信任缺失之下繁荣茂盛的。例如，合同法律制度，正是拜社会缺乏信赖所赐。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很赞成巴恩斯“谎言是一种福祸参半之恩赐”的断语。

    那么，我们非得说谎吗？我们能根除谎言吗？这就要看谎言伴随我们有多久。有人或许会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没有谎言的时代，甚至认为谎言是因商品经济带来的副产品。事实上，说谎在原始的农耕社会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老祖先猿人甚至更早。巴恩斯在全书最后非常简洁地指出：“我们全部会说谎。”学会在适当场合说适当的谎，懂得何时该拆穿谎言、何时该装糊涂，拿捏说谎的分寸，或许还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呢。但需要强调的是，谎言的存在有弊有利，依赖人们怎么适度分配，以及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它进行必要的约束。例如，在科学的领域，我们应当强调真实的调查和研究；社会生活中恶意伤害他人的谎言应当受到惩罚；政府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欺骗民众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缺少的是一双辨别真假的慧眼，但有些人，缺少的或许是戳穿谎言的勇气。面对欺骗和谎言，特别是假公权力而行之的丑闻，我们是愿意做《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还是一团和气的旁观者？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谎言盛行，反而被认为是真理。

（摘编自吴丹红《说谎的社会学》）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