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点滴念师恩

琦君

    ①八十七岁高龄的恩师夏承焘教授在北京仙逝已半年，到今天我才为文追念。恩师的道德文章，与他在词学上不朽的贡献，海内外已有多篇文章报导，毋庸我赘述。在我记忆中浮现的，都是在杭州、上海求学时代，他对弟子们传道授业的点点滴滴，与师生们平日相处言笑晏晏的情景。

    ②我进之江大学，完全是遵从先父之命，要我追随这位他一生心仪的学者与词人。他一口字正腔圆的永嘉官话，同学听来也许有点特别，我却非常熟悉。因为父亲说的正是同样的“官话”。他上课时讲解《文心雕龙》，特别强调四六骈文音调之美，组合之严密，便于吟诵，易于记忆。他用铿锵的乡音，朗吟了一段《神思篇》，问我们好听吗?我觉得那么多典故的深奥句子，经他抑扬顿挫地一朗吟，似乎比自己苦啃时容易多了。下课后，与一位最要好的同学一路走向图书馆，一路学着老师的调子唱“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又学着他的口音念“前面有钱塘江，后面有泰望山”，却没想到老师正走在我们后面。他笑嘻嘻地说：“多好呀?在厥（这）样的好湖山里，你们要用功读书哟!”

      ③中文系同学不多，大家熟悉以后，恩师常于课余带领我们徜徉于清幽的山水之间。我们请问他为何自号瞿禅，他说因自己长得清瘦、双目瞿瞿。又请他解释禅的道理，他说“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也在圣贤书中、诗词文章中，更在日常生活中。”后来他教我们读书为人的道理时，在他那平易近人，情趣横溢的比喻中，常常含有禅理，却使我们个个都能心领神会。

    ⑤瞿师常常边走边吟诗，有的是古人诗，有的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他说“作诗作文章，第一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能关注才会有灵感。诗文看似信手拈来，其实灵感早在酝酿之中。比如‘松间数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看去多么自然，但也得细心去‘寻’呀。”他站在高岗之上，就信口吟道：“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弟子们看着他的长衫，在风中飘飘荡荡，直觉得这位老师，有如神仙中人。大家都说：“先生的境界实在太高，学生们及不到。”他说：“这两句诗并不是出世之想，而是入世的一份定力。人要不强求名利，任何冲击都不致被动摇了。”在九溪十八涧茶亭中坐定，一盏清茗端来，他又吟起词来：“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这是瞿师的得意之作，也是弟子们背诵得最多最熟的一阕词。

    ⑥瞿师小学毕业后考进有官费补贴的永嘉省立师范，在那一段日子里，他把学校图书馆的古典文学书全部读遍。对于诗词尤感兴趣，已能按谱填词，这就是他立志学词之始。师范毕业后，无钱马上念大学，就暂住乡村小学教书。在幽静的乡村里，他作了不少诗，“昨夜东风今夜雨，催人愁思到花残”，是他少年时的得意之作。瞿师于西北大学归来后，卜居于籀园图书馆附近，几乎翻遍了图书馆全部藏书，打下了历史文化的深厚基础，立定了他一生为人为学的方针。他谦虚地说自己很笨，认为“笨”这个字很有意义，头上顶着竹册，就是教人要用功，用功是人的根本，所以“笨”字从“竹”从“本”。

    ⑦瞿师在抗战八年中，眼看河山变色，沉痛地作过几首慷慨歌词。他也目睹许多读书人，有的为了生活，不得不屈志事敌，有的却是利欲熏心，认贼作父。他曾作《瑞鹤仙》，以“玉环飞舞”讽汪精卫的“辛苦回风舞”。他对于一个士子的出处进退，评定水准是非常严肃的。自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四所基督教联合大学借英租界慈淑大楼开课。虽然弦歌不辍，但总不免国破家亡，寄人篱下的感触。瞿师在讲授词选时，常提起王碧山咏物词的沉咽，乃是一份欲哭无泪的悲伤，比起嚎啕大哭尤为沉痛。他回忆杭州，怀念西湖与之江母校，曾有词云：“湖山信美，莫告诉梅花，人间何世。独鹤招来，共临清镜照憔悴。”他看上去笑容满面，可是他内心是憔悴的，忧伤的。

    ⑧师生暌违的一段时日，他总频频赐书嘱我专心学业，勿为人间闲烦恼蚀其心血。他的片纸只字，我无不一一珍藏，时时捧读，有如亲聆教诲。他以毕生心血致力学问，以满怀仁爱，付予人间。以他的佛心佛性，必然往生西方。他临终时听师母吟他自己少年时得意之作，正如摇着短梦，飘然归去，内心必然因不辜负此生，而感到万分欣慰吧!

                                       （摘编自《三十年点滴念师恩》，有删改）

悔过

【美】瑞恩·金赛拉

    从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把我照醒。我起床穿好衣服，走进厨房，吃了点冷燕麦片作为早餐。过去三年来，我一直这样打发自己。该是工作的时间了。我走出家门，迈着悠闲的脚步，朝麦迪逊大街走去。此时正是一年中干我这一行最好的季节：夏天，大批游客纷纷涌入纽约。我来到城市广场。照常，广场已有很多游客，而且为数众多。“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想。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白人，估计他迷路了。

    “太好了，”我自忖着。“该对他动手了！”我沉着自信地靠近那人。

    “你好，先生！需要帮助吗？”

    “是的，我想去麦迪逊旅馆，能告诉我怎么走吗？”

    “哦，哦……过三个街区，右拐，靠你左边就是。”

    “谢谢你。”

    “不用客气。祝你快乐，先生。”

    我从他身边走开，脸上不禁带着微笑，因为我的兜里装着那人的钱包。我打开钱包，发现里面有48美元，两张信用卡。几个小时我便得到4个钱包，我决定去吃午饭。此刻，我已得到几张信用卡，726美元现金和几个手工制作的意大利漆皮钱包。我决定去我喜欢去的一个名叫达文西的小餐馆吃午饭。该餐馆做的比萨最好。但就在这时，又一个人闯入我的视线。此人身高六英尺之多，深咖啡色的肤色，只见他正在四下走动，不用问他一定是迷路了。

    我小心翼翼地接近他，就像狮子悄悄靠近猎物。

    “你好，先生！我可以帮助你吗？”

    “是的，你知不知道电影院怎么走？”

    “哦，知道。沿着第52大道走下去，左拐，右边就是，你肯定会看到的。”

    “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先生。很高兴能帮助你。”

    当我打开那人的钱包时，我几乎在街上跳了起来。我发现里面有300美元现金和3张信用卡。我看了看其中一张信用卡上的名字：约翰逊先生。“非常感谢你，约翰逊先生。”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来到餐馆，感觉好极了。4道意大利美餐上来之后，我情不自禁地默默为约翰逊先生敬了一杯酒。“祝他像我一样快乐不断。”我认为我今天干得不错，决定上路回家。我没有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将永远改变我的命运。

    在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条小巷。当我走到小巷尽头时，我看到了他，看到了刚刚被我偷了钱包的约翰逊先生。一个白人小姑娘摔倒，约翰逊先生正在热心地扶她起来。可小姑娘的妈妈看到后，以为约翰逊先生图谋不轨，开始哭叫着救人。那位妈妈一边哭喊，一边用包击打约翰逊先生。约翰逊先生极力向她解释，他是在帮助扶起小姑娘。可她就是不信。几个男人听到喊叫声后，手拿球棒，从一家店里飞奔而出。三个身高五到六英尺的高大白人男子，开始朝约翰逊先生喊叫，其中一个白人还朝约翰逊先生的脸打去。接着，他们都开始用球棒击打约翰逊先生。我想厉声说：“住手！住手！不要打，他是好人！”可我不能，我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只是在极力帮助一个小女孩啊！

    就在这时，一个白人抽出一把刀来，走近约翰逊先生，举刀向他砍去。后来，三个白人丢下球棒跑了。留下约翰逊先生独自一人躺在黑暗小巷里自己的血泊中。正是这样一位好人，我却偷了他的钱包！偷一个向我寻求帮助的人是多么地不地道呀！我的良心受到谴责：是我杀害了他。当他被杀时，或许他正在找我。我对此负有责任。听到警笛声，我赶紧跑掉。我只能跑掉。我认识到我不仅偷了他的钱包，而且也偷了他的生命。我一边跑，眼泪一边往下流。上帝给了我认识自己过错的机会，可这一切都晚了。

（选自2012年第6期《读者》）

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人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已丧失说话能力。

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

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了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时间是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光太强了。然后我看到至少有三千人，包括最高法官，都在盯着我。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双手扶着栏杆，不为所动。我心里已盘算好了，说不定这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

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嘈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不动。我鼓起全部的勇气，不出声。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孤注一掷。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

“我过得比你们好。”我说，“我不能说细节，不过我兴致一来，便穿过一条没人知道的秘密通道，可以从我牢房直通某栋美丽别墅的花园，当然不能跟你们说是哪一栋，反正这附近多得是。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很照顾我。还有……”

我故意停下不说，卖个关子。台下的人群一脸的迷惘与失望，好像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猎物跑掉。

“还有一位少女深爱着我。”

“够了，不要再说了！”有人痛心大喊。得知我过得那么幸福，想必触痛了他的伤口。

“所以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声嘶力竭，“我求你们，好心人！可怜可怜我吧！让我留在这里！嘘我，快，嘘我呀！”

我意识到群众中传开一股愤恨不平之意，他们恨我，只是还在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我真的快乐吗？他们苦恼不已。他们依然犹豫不决。

我整个身体探到露台外面，做作地颤着声音喊：“答应我，大慈大悲的先生小姐们！你们又没有任何损失！求求你们，嘘我这个幸福的犯人吧！”

人群中传出一个恶毒的声音：“你想得美！才没那么好的事！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说完就鼓起掌来，第二个人跟进，然后十个、百个，全场响起一片如雷般的掌声。

我胜利了，这些白痴。我身后的门打开了。“你走吧，”他们说，“你自由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

船歌

蒙福森

    张德贵是抚河镇的把船老大，水性甚好，人称“浪里白条张顺”。他胆色一流，技术更是一流。在整个抚河镇的船工中，无人能及。他从13岁开始，就跟着他的老爹在抚河上行船，不到30岁就开始掌舵。几十年虽风雨坎坷，却一直都顺顺当当，从来没有失过手。 抚河镇因河而得名，站在抚河镇最高处的望江楼上远眺抚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流过抚河镇。

    抚河从西向东，一泻千里，波涛滚滚，直至苍梧。抚河发源于猫儿山山脉，水流一路平缓，江面宽阔。然而至抚河镇时，水道突然变得弯曲，怪石嶙峋，两岸悬崖峭壁，杂树丛生，飞鸟鸣叫，猿猴嬉戏。 过了抚河镇不远，就是一个险滩，叫乱石滩。乱石滩水情复杂，滩险浪急，江水轰鸣，漩流咆哮声似鬼哭狼号，斯时要攻上险滩谈何容易！非要请抚河镇的船工不可，否则，外地人不知水情，十有八九翻船，葬身此地。

    张德贵和他的伙伴们，接了工，在望江楼要了一坛白酒、几盘猪头肉，吃饱喝足，一抹嘴，一甩上衣，奔江边去了。张德贵把舵，指挥他的兄弟们，下船的、拉缆的，把船缆挂上肩头、把竹篙顶在肩上，扎紧脚步，开始过滩了。张德贵一声令下，大伙齐心协力把船向着滩面攻上去，这时，船工们的号子如轰雷般吼出来——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那声音，悠扬动听，铿锵有力，在山崖间回荡着；那声音，充满了男人的阳刚之气，富有韵味……喊着一个号子，可过险滩几丈。 过了乱石滩，前面江面宽阔，一马平川，水流骤然变得平缓，老板递过钱给张德贵，道一声“辛苦啦！”，张德贵回一声“一路平安”，回去兄弟们分了钱，这档攻滩就算完美结束了。

    张德贵的老婆在镇上开了个裁缝店，两口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空闲时，张德贵在望江楼和兄弟们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在家逗逗孩子，教孩子念几个字。过几年，他们就可以入学念书了。

    日子就像抚河里的水，昼夜不停地奔流着。转眼，就到了1943年。 这年春天，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破了抚河镇几百年来的宁静。一队队日本兵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抚河镇。

    抚河镇的望江楼成了鬼子的司令部。鬼子以抚河镇为据点，四处烧杀淫掠，抢劫了大量的粮食，然后装到船上，准备运往前线。

    鬼子占用了老百姓的帆船来运粮，可他们不敢过乱石滩。

    一天，在汉奸的带领下，鬼子来到张德贵家——他们要张德贵和他的兄弟们帮他们运粮过乱石滩。

    张德贵断然拒绝。

    鬼子军官嗖的一声拔出军刀，架在张德贵的脖子上。张德贵冷冷地坐着，面不改色。鬼子军官恼羞成怒，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眼珠一转，放下刀，带人走了。他们抓走了张德贵的老婆孩子，撂下话来：“哪天答应为皇军效力，哪天就放人！”

    张德贵像困兽般焦躁不已，想了很久，终于，他到望江楼，跟鬼子说：“愿意替皇军效力。”

    鬼子放了人。当天晚上，张德贵把老婆孩子交给他的徒弟赵小雷，让他连夜送他们去乡下避风头。第二天，晨曦初露，江水苍茫，张德贵和他的十几个兄弟，像每次过乱石滩一样，有序分工，把运粮船带过乱石滩。张德贵的几个徒弟像往常一样，要一起上船，张德贵不让，他一个人跟着鬼子上了船。这一次，张德贵没有能够把运粮船带过险滩，在最危险的地方，运粮船撞到了一块大石头，船沉没了。满满一大船大米和押运的十几名鬼子，连同张德贵一起，瞬间，就沉没在波涛汹涌的抚河中，再也不见踪影…… 船沉下去的那一刻，张德贵的兄弟们的号子声猛然如雷声般吼出来——“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两岸围观的老百姓不禁流下眼泪，那抚河上的船歌，铿锵有力，在山崖间久久地回荡着……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6期，有删改）

    ……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见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办了。

    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哀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着夜晚同来的是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色刚明的时候，狠心的琼珊又吩咐把窗帘拉上去。

    那片常春藤叶仍在墙上。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很久。然后她喊苏艾，苏艾正在煤气炉上搅动给琼珊喝的鸡汤。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似乎有什么使那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么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垫高，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一小时后，她说：“苏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下午，医生来，他离去时，苏艾找了一个借口，跑到过道上。

    “好的希望有了五成，”医生抓住苏艾瘦小的颤抖的手说，“只要好好护理，你会胜利的。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他姓贝尔曼——据我所知，也是搞艺术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凶猛。他可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好让他舒服一些。”

    第二天，医生对苏艾说：“她现在脱离危险了。你赢啦。现在只需要营养和调理就行啦。”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披肩，苏艾把她连枕头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的地方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剩有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节选自《最后的长春藤叶》）

推磨

高军

    朱大爷老两口看到胡同志住进来后很担是非儿，见了面总是笑着打招呼。这些日子，和同志们接触多了，朱家人也早已没有了任何拘束。现在整个沂蒙山区正在春耕备播，老百姓都在忙农活儿。胡同志也是忙得脚不沾地，要么出去一天不着家儿，要么招来一些人商量事情。大家都各忙各的，相互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这里的风俗堂屋是主屋，胡同志被安排到家里来住，朱大爷老两口一直想把他让到堂屋里住。胡同志看到西屋虽然低矮.但里面东西并不多.就坚持住了西屋。从西屋门里就能看到左前方的堂屋西窗下那盘磨，磨眼圆筒状向天空敞开着，磨台周边凸起一层边沿儿，只有正南方留出了一个稍微向前伸出的石嘴儿，方便从这里向下刮煎饼糊子。沂蒙山区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有一盘磨，用来磨糊子然后在鏊子上烙煎饼的。

    其实，胡同志是带着重大使命来解决山东分局和115师一些关系问题的，所以非常忙。他经常到深夜还不休息，在灯下一会儿皱眉思索，一会儿奋笔疾书，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腰身，然后又坐下了。

    第三天鸡还没叫，窗外漆黑一团，沉睡中的胡同志就听到院子里有了动静，他抬头从窗棂里向外看去，影影绰绰看到是朱大爷和朱大娘每人抱着一根磨棍已经开始推磨了。他两眼辣辣的，连着打了几个哈欠，应该是自己刚睡着才不长的时间。但是磨盘有规律转动的咕噜咕噜声和两个人杂沓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在黎明前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知道自己想再休息一下已经不可能。于是他也就起来了，他小声制止随行同住的警卫人员起床，打开门走出去。

    朱家老两口停下了脚步：“哦，把胡同志聒噪醒了吧？”

    他赶紧说道；“不是，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怎么这么早就起来推磨啊？哦，是了，农活忙了，早干完家务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哟。”

    “是啊，三春大忙时候，都这个样子。”老两口不好意思地笑笑。

    “来，我推一会儿，”胡同志说着就接过了朱大娘的磨棍，推起来，“你来添磨吧。”

    朱大娘一会儿往磨眼里添上一勺地瓜干糁子，磨台上的糊子就逐渐多起来。

    胡同志和他两人继续说着话：“我们老家那里也有磨，只是形状不太一样。还有一个花鼓戏专门唱磨豆腐，怎么唱来？哦，这样——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哈哈哈。”老两口被逗得大笑起来。

    一边推着磨，胡同志一边了解村里的各种情况，并征求对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意见，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事主要在东家，老百姓哪能有不欢迎的？”

    太阳从东边露出红红的脸，一大瓦盆地瓜干糁子磨完了。

    白天，分局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表态说：“我们马上安排有关干部和朱大爷老两口谈谈，让他们不要这么早就推磨，以免影响胡服同志休息……”

    他使劲摆摆手，笑道：“千万不要小题大做，群众都忙于春播春种，起早贪黑干完家里的事，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呢，何况也没有影响我休息，反而让我听到很多真心话，你们绝对不要去说这个事儿。”

    翌日一大早，胡服又在那个时辰醒来，可是院子里推磨的声音并没有响起来。他感到很奇怪，就悄悄地起来走进院子，来到作为厨房的东屋，只见泡好的地瓜干糁子还静静地在那里，于是他回到西屋，轻轻叫起警卫员：“来，咱们推磨去。”

    他们一人抱起一根磨棍，咕噜咕噜推起来，走几圈胡服就往磨眼里添上一勺瓜干糁子，不一会儿就推下糊子来了。这时候，朱大爷老两口急火火走出堂屋门：“这可使不得，胡同志！俺这不是想让你和同志们多眯一会儿，怎么……唉……”

    “你们都能起来，我们怎么还要多睡，真的不用见外哟。”他一边说着，一面继续推着磨，脚步显得更有劲，“那个歌子怎么唱来？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大家都爽声大笑起来，气氛是那么融洽。

    多年后省里有个下乡演出活动来到村里，有个来看演出的青年人竟然很有韵味地念白道：

    “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演员们很奇怪：“啊，这是湖南花鼓戏《磨豆腐》啊，在咱们山东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俺爷爷过去经常这样念叨，我小时候就学会了，他说当年有个叫胡服的革命同志住在俺家里，从他哪里听来的。”

    演员们明白了：“哦，原来你们家里住过大人物啊。”大家笑着告诉他胡服的真名是谁，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啊哟，原来是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