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余年前的秦代宫殿建筑是相当惊人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从以上文字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今天，当年的地面建筑已不可见，但地下始皇陵的规模格局也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从现在挖掘的极为片段的陵的前沿兵马俑坑情况看，整个场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雄伟壮观。这完全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不同的是，它是平面展开的整体复杂结构，不是一座座独立自足的向上堆起的比较单纯的尖顶。“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它的体制、风貌大概始终没有脱离先秦奠定下来的这个基础规范。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保持了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即作为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首先，世界其他各民族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等。中国建筑主要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中国人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魂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正如中国绘画理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种种，只是“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中国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是说，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它不是一礼拜才去一次的灵魂的洗涤之处，而是能够经常瞻仰或居住的生活场所。与哥特式建筑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游历其中，使人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从而排斥了反理性的狂迷意识。而正是这种狂迷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这种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的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即使像万里长城，虽然不可能有任何严格对称可言，但它的每段体制则是完全雷同的。它盘缠万里，虽不算高大却连绵于群山峻岭之巅，像一条无尽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成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活力的象征。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在天地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还有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这些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道，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脉脉温情的打量，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7篇，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及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汪曾祺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9日，略有改动）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 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浅阅读指一种浅层次的、以简单轻松甚至娱乐性为目的的阅读形式，是流于文本浮表、感受愉悦的过程；而深度阅读以提升学识修养和理论思维、工作能力为目的，是对文本蕴含的思想、知识、智慧、情感及其艺术韵致乃至语言品位进行体悟和摄取的审美进程，是读者与作者心与心之间的深入沟通，是对社会与人生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是激发想象和创造活力的情感活动。

    “深度阅读”，它和浅俗化阅读相对，不仅阅读对象不同，而且使用的终端也不尽相同。阅读本如听歌、看画一样，怎样做是个人的自由。但在拥抱数字媒体，浅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阅读渐趋弥漫的当下，“深度阅读”关系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深度阅读的提倡，阅读习惯的培育和阅读体验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现在，人们为了生计，整天忙忙碌碌，读书成了一种奢侈。如果人人都不爱读书，国家的发展就没后劲了。”

    深度阅读通常意味着对书籍、期刊等纸媒的阅读，所包含的内容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菁华——宇宙的奥秘、历史的反复、世界各地文化差异的比较、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乃至小说诗歌等表现人性的文字……有深度的、优质的文章，虽然读起来吃力，却使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思维高度集中的活跃状态，不仅可以丰富头脑、增强智慧，还能安宁地和自己相处，与灵魂对话，进行终身学习，为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生境界提升提供充分的养料。

    我国古代有“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读书不向自家身心做功夫，虽读尽天下书无益也”之说，就是在说，浅俗化的阅读不能滋养身心，经世致用，往往会造成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教养的状况，同时窒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焕发。“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刻苦读书的优良传统，也警策人们努力抵御各种诱惑，用顽强的意志养成静心阅读的习惯。“读书当读全书，节抄者不可读”，“读书无源委，有如断港流，濡润涔蹄间，不能溉田畴”，是在告诫人们，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读书，肢解扭曲的名著讲授，就像把河水截断，用牛蹄窟里装的水灌溉庄稼，怎么能滋润心田呢？

    在严肃作家和学者眼中，数字化阅读危害极大。很多读者渐渐认识到八卦、段子、社会新闻无法填补精神空洞，不能够提升自我，反而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慢慢地趋向于读一些有系统知识、有深度的文章和书籍，比较经典的著作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在今年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深度阅读的复苏迹象。由元史专家蔡美彪撰写的《中华史纲》，是一本比较偏学术的著作，不想发行量却达到5万册。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报纸纷纷转型创办网络版和手机版，而书籍的数字化趋势，也有助于在电子终端上拓展深度、冷静和理性的阅读。一个国家，需要的是有远大理想、有创造激情、有头脑且精神高扬的国民，而不是拾人牙慧、思想浅薄和低级趣味的民众。推进全民阅读，倡导深度阅读的好风气，是当前我们社会建设、国家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