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

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饶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有删节）

洗澡

王安忆

    行李房前的马上路上没有一颗大树，太阳就这样直晒下来，他已经将八大包书捆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再也动不了了，那小伙子早已注意他了，很有信心的骑在他的黄鱼车上，他徒劳的推了推车，车却要倒，扶也扶不住，小伙子朝前骑了半步，又朝后推退了半步，然后说：“师傅要去哪里？”他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才说：“静安寺。”小伙子就说：“十五块钱。”他说：“十块钱。”小伙子又说：“十二块钱。”他要再争，这个时候，知了忽然鸣了起来，马路对面原来有一株树，树影团团的。他泄了气似的，浑身没劲，小伙子跃下黄鱼车，三五下解开了绳子，将书两包两包地搬上了黄鱼车，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路上，小伙子问他：“你家住在静安寺？”他说：“是。”小伙子又问：“你家有浴缸吗？”他警觉起来，心想这人是不是要在他家洗澡？便含含糊糊地说：“恩。”小伙子接着问：“你是在哪里上班？”“机关。”“那你们单位里有浴缸吗？”小伙子再问。他说：“有是有，不过……”他也想含糊过去，可是小伙子看着他，等待下文，他只得说下去：“不过，那浴缸基本没人用，太大了，需要很多热水。”

    路两边的树很稀疏，太阳烤着他俩的背心，他俩的汗衫都湿了，从货站到静安寺，几乎斜穿了整个上海，他很渴，可是心想：如要喝汽水，要不要给他买呢？想到这里，就打消了念头。

    小伙子又问道：“你每天在家还是在单位洗澡呢？”他先说“在家”，可一想到这人也许是想在他家洗澡，就改口说“单位”。这时又想起自己刚说过单位浴缸没人用，就又补了句：“看情况而定。”那人接着问：“你家的浴缸是大还是小？”他不得已地说：“很小。”“怎样小？”“像我这样的人坐在里面要蜷着腿。”“那你就把水放满，泡在里边；或者站在里面，用脸盆盛水往身上泼，反倒比较省水。”“是的。”他答应道，心里却动了一下，望了一眼那人汗淋淋的身子，想：其实让他洗个澡也没什么。可是想到女人说过“厨房可以合用，洗澡间却不能合用”的一些道理，就没再想下去，这时已到了市区，两边的梧桐树高大而茂密，知了懒洋洋地叫着。风吹在热汗淋淋的身上，很凉爽。他渴的非常厉害，他已经决定去买两瓶汽水，他一瓶，那人一瓶，可是路边却没有冷饮店。

    “我兄弟厂里，天天有澡洗。”小伙子告诉他。他想问问小伙子有没有工作，有的话是在哪里。可他懒得说话，正午的太阳将他烤干了。望了望眼前明晃晃的一条马路，他不知到了哪里。他想，买两瓶汽水是刻不容缓了。那人也像是渴了，不再多话，只是埋头蹬车，车链条吱吱地响，他们默默地骑了一段。他终于看见了一个冷饮店，冰箱轰隆隆地开着。他看到冷饮店，便认出了路，知道不远了，就想：忍一忍吧，很快到家了。为了鼓舞那人，他说：“快到了，再过一条马路，就有一条弄堂，穿过去就是。”小伙子振作了一下，然后说：“这样的天气，你一般是洗热水澡，还是冷水澡？”他支支吾吾的，小伙子又说：“冷水洗澡的时候舒服，热水洗过以后舒服。不过，我一般洗冷水澡就行了。”他心里一跳，心想这人是真要在他家洗澡了。洗就洗吧，然而女人关于浴缸文明的教导又响起在耳边，就没搭话。

    到家了，小伙子帮他把书搬上二楼。他付了钱，又从冰箱里倒了自制的橘子水给小伙子喝。小伙子很好奇地打量他的房间，这是两间一套的新公房，然后说：“你洗澡好了，我喝了汽水就走。”这一回，他差一点要说“你洗个澡吧”，可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那人坐了一会儿，喝完了橘子水，又问些关于他家和单位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出门后说：“你可以洗澡了。”（有删改）

父亲

【智利】奥莱加里奥·拉索·巴埃萨

    一个小老头下巴蓄着又白又长的胡须，上唇的小胡子被尼古丁熏成了红色。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脚蹬高跟皮鞋，头戴一顶龙舌兰编的草帽，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兵营的门口，走过去，倒回来，走过去，倒回来，反反复复，显得十分胆怯。他想向哨兵打听什么，但哨兵没等他开口就高声喊道：“警卫班长！”

    一个班长从门后跳了出来，仿佛是埋伏在那儿的。他仰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头儿说：“我儿子在吗？”班长笑了起来。

    “他叫曼努埃尔……叫曼努埃尔·萨巴塔，先生。”

    “我不知道哪个士兵叫这个名字。”

    乡下人骄傲地直起身子讥讽地笑了： “可是，我儿子不是士兵，他是军官，是正儿八经的军官……”

    警卫团的号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凑过来低声告诉班长：“是新来的，刚从学校来的……”

    班长看他是个穷人，没敢请他去军官俱乐部，而是叫他去了警卫团。

    老头儿坐在一条木凳上，把篮子放在伸手可及的身边。士兵们一下子围拢来，他们以好奇的目光看着那个农民，对那个篮子很感兴趣。篮子不大，用一片口袋布盖着。那帆布下面先是听到啄食声，接着便有一只红冠老母鸡露出头来，由于闷热，它的嘴张开着，不停地喘着气。

    看到那老母鸡，士兵们一边鼓掌一边像孩子似的高声叫道：“炖鸡吃！炖鸡吃！”

    农夫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面对那么多持枪的士兵又十分紧张，不禁傻乎乎地笑起来，思想也乱了：“哈，哈，哈……对，炖鸡吃，炖了给我儿子吃。”

    说罢，老人却是一阵心酸，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又说道：“我都五年没见他了！他不愿意回村里去……”

    一个卫兵去叫中尉。中尉正在驯马场上跟一伙军官在一起。他个子矮小，长得黑不溜秋，躯干粗得像个木桶，面容俗气。卫兵打了个立正，两脚并拢时靴子底掀起一股尘土，报告道：“有人找您……我的中尉。”

    不知怎么回事，中尉的脑海里一下就闪现出了他老父亲那干瘪矮小的身影。他仰起头，为了让他的同事们听到，以鄙夷不屑的语调大声说道：“在这个镇子上，我谁都不认识……”

    卫兵又主动解释说： “是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披着斗篷……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提着一个篮子……”

    虚荣心顿时把中尉闹了个大红脸，他把手举到帽檐上说： “行啦……您走吧！”军官们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神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朝萨巴塔扫了一眼。那么多道询问的目光令中尉实在难以承受，他垂下头，咳嗽了一声，点上一支香烟，开始用刀鞘包头在地上胡乱划起来。

    过了五分钟，又来了一个卫兵： “有人找您，我的中尉！是一个乡下老头子……他说他是您父亲……”

    中尉没有纠正卫兵的话，他把香烟扔到地上，怒冲冲地一脚踩灭，喊道：“滚吧！我就来。”

    为了不做任何解释，中尉一头钻进了马厩。老人坚持要见儿子，卫兵班长每五分钟向上司报告一次，上司军官被弄得烦了，就去找萨巴塔。

    与此同时，那个变得像孩童似的可怜的老父亲越来越心神不宁。他竖起耳朵听动静，只要听到一点儿声响他就伸长脖子往外看。那脖子又红又皱巴，跟火鸡脖子一样。听到脚步声，他就激动得浑身发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来拥抱他，来给他讲述他的新生活，让他看他的武器、马具和马匹来了。

    警卫团军官佯装检查马厩找到了萨巴塔。他开门见山、干巴巴地对他说： “有人找您……说是您的父亲。”

    萨巴塔移开目光，没有回答。

    “他在警卫团……一定要见到您才走。”萨巴塔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脚，恼怒地咬了咬嘴唇去了那儿。

    他一进警卫团，有个士兵就喊道：“立——正！”听到喊声，士兵们立刻如弹簧一般霍地站了起来，团部里响起一阵大刀声、脚步移动声和鞋跟撞击声。

    士兵们对儿子的尊敬弄得老头儿晕头转向，他忘掉了篮子，也忘掉了老母鸡，张开胳膊向儿子迎过去。他那像老树皮一般的面庞上绽出了欢欣的笑容，兴奋得浑身颤抖着高音叫道： “我亲爱的曼努埃尔！我的小曼努埃尔……”

    尉官只冷冷地向他打了招呼。

    农夫的双臂落了下来，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

    中尉偷偷地把他拉出军营，到了街上，悄悄地对他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干嘛到这来看我……我有军务在身……不能出去。”说罢，转身走进了军营。

    乡下老汉又回到警卫团，浑身哆哆嗦嗦，茫然不知所措。他狠狠心把鸡从篮子里掏出来给了警卫班长。

    “给你们吧，就你们吃。”

    他向士兵们告了别，失望之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离开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来两眼含泪地补充了一句：“我儿子特别喜欢吃鸡脯，你们给他一块……”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纪念（节选）

孙犁

住在定县的还乡队回村复辟。为了保卫农民的斗争果实，我们队伍开来了。

一清早，我又到小鸭家去放哨。她家紧靠村南大堤，堤外面就是通火车站的大路。她家只有两间土坯北房，出房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这些年，每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就爬到柳树上去监视敌人的来路。这柳树是我的岗位，又是我多年的朋友。

柳树的叶子黄了，小菜园里满是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小鸭的娘刚刚起来，正在嘱咐小鸭，等门楼醒了给他穿好衣服。随后她就忽地一声把门开开，嘴里叼着用红铜丝扭成的卡子，两手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看见我，就笑着说：“呀！又是老纪同志，快到屋里暖和暖和。”

“你好吧，大嫂！”我说，“今年斗争，得到了什么果实？”

她把头发卡好，抬手指着家前面的园子说：“分了这三亩园子。它在大恶霸陈宝三手里待了十年，现在又回来了。地多了，明年咱要好好种！叫恶霸们看看，是他们种得好，还是咱穷人种得好！”

她回手关上门说：“纪同志，咱们回来再说话吧，我赶集去！”说完转身走了。我望着她那壮实的身子和那比男子还要快的脚步！

不一会儿，老远传来了母亲喊小鸭的声音。母亲回来了，提着一个大柳罐，满脸红光，头发上浮着一层土。她说：“鸭，我在集上买了几十斤山药。我们娘儿俩去把它抬回来。”

正赶上我要下岗，小鸭就说：“叫纪同志和我抬去！”

我和小鸭把山药抬回来。我这么高她那么小，我紧紧拉着筐系，不让筐滑到她肩上去。她一路走着笑着，到了家里，她娘留我吃饭，我在她家屋里坐了一坐。屋里比夏天整齐多了，新安上一架织布机，炕上铺着新席，母亲说，都是用斗争款买的。门楼那家伙却不言不语地摘下他自己造的木枪来。那枪做得很不高明，只是一根弯榆木棍，系上了一条红布条子。我只能夸好，小鸭在一旁笑了，母亲也笑着说：“纪同志，你知道他是什么心思吗？夏天，你在这里不是答应给他一支枪吗？后来你就走了。他整天磨翻你记性坏，赌气自己做了一支，这是拿出来叫你看看，羞臊你哩！”

我赶紧说：“这怨我记性坏，回头我们做一支！”

母亲这时才红着脸说：“纪同志，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俺家他爹，出去了这就九年了，老也没个音讯，你费心给打听打听！”

我说：“这好办，我们去封信打听打听。大嫂，不要结记，队伍开远了，交通又不方便，接不到信是常有的事。我也是八九年没和家里通信了。”

“纪同志不是东北人吗？有人说俺家他爹也跟着吕司令开到东北去了。”

“很有可能，那里来信不容易。”我说着告别了出来，想着一定要给小鸭的爹写封信，告诉他：他的孩子长大了，这样聪明；老婆进步了，这样能干；家里的生活变好了，一切是这么可羡慕，值得尊敬。他该是多么愉快！

晚上，我又到小鸭家放哨，小鸭听见动静就跑出来，说：“纪同志，俺爹来信了！”

“怎么这样巧，拿来我看看净写的什么？”

母亲也掩饰不住快乐的心情，把信交给我，并且把灯剔亮。我把信看了一遍，这是走了很远路程的一封信，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可是，别提信上的言词是多么热情激动！我拿着信纸，好像握着一块又红又热的炭。不只小鸭的母亲吓得脸烧红了，我的心也跳起来。上面写着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上面写着希望妻子进步，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反顽的斗争；上面问到小鸭长得怎么样了……

小鸭嘻嘻笑着，指一指门楼说：“上面没提他！”

“那时他……”母亲像是要安慰门楼，说着脸红了。我明白那意思是，爹走的时候，门楼还在娘肚子里，出远门的人，恐怕是忘记临行时遗留的这块血肉了。

我回到我的岗位上去。想到我的同志们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分外兴奋。天已经黑了，星星还没出全。我把身子靠在那根大干上，把背包架在老鸹窠里，把枪抱紧，①望着堤坡那里。

夜深了，月亮升上来，照亮半个窗户。我听见门楼像大人一样呼呼地酣睡，像是小鸭翻了一个身，说：“多讨厌呀，人家越睡不着，他越打呼噜！”

“鸭，明天我们给你爹写一封信吧！”母亲问。

“叫他回来吗？”

“干么叫他回来！把家里的事情和他学说学说。写上咱家新添了三亩地。”

“对！给爹写封信，娘，我们给信缝一个布信封吧，布信封就磨不破了。”

过了一会儿，小鸭又说：“娘！我看还是叫爹回来吧，听说陈宝三的大儿子参加了还乡队，要领着人回来夺地哩！”

“不要听他们胡嚷嚷！”母亲说，“有八路军在这里，他们不敢回来。天不早了，快睡吧。”

从此就听不见母女两个的交谈，月亮也落下去。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像一张木犁，它长年在天空游动，密密层层的星星，很像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撒的种子。

母子三个睡熟了，听他们的鼻息睡得很香甜，他们的梦境很远也很幸福。我想到战斗在我们家乡的雪地里的同志们。我觉得肩头加上了很重的东西，②我望着很远的西方。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修改于博野史家佐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