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故园

彭家河

    ①比起人丁，乡下的草木已日渐兴旺。

    ②乡村其实是属于草木的，村民本是不速之客。在发现有水有树后，那一队队从猿一路迁徙成人的村民们便驻扎下来，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于是，乡村便改变成了另一种模样。正是由于村民们的到来，那些山山岭岭、沟沟坪坪便也同时有了名字，成为村民们最朴素的方位标识。

    ③彭家是我们那个家族聚居的一个小山坪，村里最古老的那棵柏树要七八个青壮年伸手才合围得住。浓密的树枝遮蔽了树下的山坡，树下一年四季都是干燥干净的，没有草木能在它的身下生长，粗大的树干也没有人能攀爬。老家的房屋后面有三棵古老的柏树。每天晚上，从远处的西河或者嘉陵江里劳作一天的白老鹳回来后，都要在树上吵闹一会才肯睡觉，听着那些声音，我便会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④风雨过后，我家房顶上便落满了白老鹳粪和长长短短的枯树枝，有时还有些鱼骨头，我爹便把那些粪扫下来堆在一起，作自留地里的底肥，那些树枝和圆圆黑黑的柏树果便撮回灶屋烧锅煮饭。每年夏天的晚上，村里都会刮几次大风，听着房顶上呼啸的风声，我不怕房顶上的瓦被风揭走，却怕那些大树顺风倒下来砸着我家的破瓦房，于是我不敢入睡。然而就在恐惧之中，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慢慢睡着了。

    ⑤那些古树个个巍峨挺拔，村民们路过时都要仰望才看得到树枝。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棵大树为了全村的族人，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村里要通电了，要永远告别柴木取火的时代了。然而我们村除了树多就是人穷，哪里找钱买电线电杆呢？村里大大小小开了几天会，决定砍掉一棵古树。

    ⑥那树在我家的东面。在挖浮土的前夜，村上找来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树下烧了纸、杀了鸡、点上香，祭祀这棵树后，第二天一早才动工。我们周围的大人小孩便围着那树张望，那棵树也有两三个成年人合抱那么粗了。村里木匠专门找来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锯条，为古树做了一个特大号的锯子，几个青壮年坐在树的两边，轮流使劲拉锯。在来回的锯齿中，热腾腾的金黄锯末便在一颗颗雪亮的锯齿间落下，很快就在树干的两边积了一大堆。看着那两堆细软的散发着热气的锯末，我仿佛看到那是树里流出的血。半个时辰过后，那宽大的锯条还卡在粗壮的树干中间，仿佛咬在树干上的一排锋利牙齿。周围的大大小小都端着饭碗过来看看，嘴里啧啧地说：这树真大。长了几千年，难道不大吗？哪个人能活这么久呢？

    ⑦那棵大柏树在几天后便支离破碎了，中间的树干也成了一段段的木料，这些上好的木料都先后运出了村，有的换成了电线，有的变成了电杆。那棵大柏树的根也慢慢挖出了一些，那个巨大的有一人多深的大坑也填平了，种上了胡豆。每次看到那里长出的开着紫黑小花的矮矮胡豆，我便想起那个地方曾经站着的巨大的柏树。

    ⑧房前屋后全都是树和竹子，这些我都心中有数。后檐有棵柚子树，东面路边有棵紫薇树，房子后面还有几棵大柏树。多年没有回家，这些东西依然清楚。然而，多年没有回家打扫院坝，不少不知名的草也慢慢侵过屋外的石板，蓬勃向前。

    ⑨与我的老家一样，李家湾、蒲家湾、杨家山的那些院落也慢慢人去屋空。老的去世了，年轻的外出打工去了，年幼的也跟上年轻的父母进城当了农民工子弟。他们在乡下的家园也日渐荒芜，还给了草木。那些没有砍下的树，那些没有除掉的草，又慢慢地，静静地，把曾经撕开的伤口一点一点缝合，把曾经的人世悲欢一点一点地掩埋。

    ⑩回望老家，草木葱茏。

（摘编自《在川北》）

后园

萧红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孩子们都知道了祖父的这一手了，并不以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向他要帽子，摸着他的袖管，撕着他的衣襟，一直到找出帽子来为止。

    祖父常常这样做，也总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总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

    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没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出来的，好像他和孩子们约定了似的：“我就放在这块，你来找吧！”

    祖父不怎样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所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加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榇（chèn棺材）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着我到后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

    祖母一骂祖父，我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外边走，一边说：“我们后园里去吧。”

    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

    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就好了。

    休息好了又是跑。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

（选自《呼兰河传》，有删节）

土炕

贾平凹

    大娘住在陕北羊儿沟。她娘家是关中人，十九岁时她嫁到这里。丈夫姓王，比她小了三岁。她觉得这地方不错，尤其是那土炕，在关中没有见过，她就感兴趣了。土炕很大，占了整整后半个窑。她提议把炕盘小，丈夫不同意，说将来要生儿育女。她想：真有七八个儿女了，那炕下的踪鞋子会一摆一长溜呢，就又痴痴地笑。

    土炕成了她的天地，她在上边纺线、纳鞋帮；在炕上摊开包袱，一有空闲，就翻弄那些各色布头、丝线；晚上在上边和丈夫说悄悄话。她想：男人家走州过县，女人家就是要守住这块土炕。

    这时候，日子不安宁起来。这一天，一个掉队的女八路来到窑洞。这女八路腰身很笨，她一眼看出有着身孕，就做汤烧水，让女八路坐在土炕上。她说：“快上炕，咱们陕北，就是这风俗，家里人几辈睡一个炕哩。”

    她让女八路睡在西边，让丈夫睡在东边，她在中间躺下，作了个界墙。那女八路还是不肯睡下。她只好推醒丈夫，让他睡到灶口前的脚地，说只许面朝外。丈夫一夜没敢翻身。

    她知道了这女八路叫龚娟，是个宣传员。龚娟后来生了个女儿，她们就叫她猫猫。龚娟要去追部队。临走，给她跪下说：“大姐，这孩子带不走，就托付给你。”

    她开始在这土炕上养着猫猫长大。她让丈夫去卖了炕上一条新被子，买回来一头奶羊，天天给孩子挤着吃。猫猫长到三岁，丈夫得了痨病，没了。她哭了一场，不去改嫁，从此做了寡妇。那年她刚刚二十六岁。

    家里一切开支全靠她纺线，她纺线又快又好。新中国成立后，猫猫长大了，她供着去读小学。可是这年秋天，她们正在院子里打枣儿，嘟嘟地开来一辆小车，车上下来一位壮年妇女叫她一声“大姐”就哭了。那女的说她是龚娟。龚娟说：“你跟我一块进城去吧，我永远叫你姐姐，猫猫也永远叫你娘。”

    她笑笑，说她有什么功劳，要到城里去？就劝说猫猫认了亲娘，猫猫不去，她倒变了脸。第二天她欢欢喜喜打发龚娟母女走了。车一拐过山弯，她却扑腾在路上，哭得哇哇的伤心。

    后来，龚娟病故了。猫猫参加了工作，信便来得少了，也越写越短，最后竟再没有来过一句话了。她却老是盼着，过两天就去邮电所打问。

    村里人都说她应该去找猫猫，让猫猫养活她。

    “如果是为了如今养活我才收养她，那我成什么人啦！”

    她不埋怨猫猫。只是这大炕，睡起来觉得太硬。她什么都可以丢下，就是不舍这土炕，夜里睡在上边，可以做好多梦，梦见她的丈夫，也梦见猫猫母女。

    那几年里，干部经常下乡。村里就把女干部派到她炕上来睡。她很乐意，十个八个都让挤在土炕上。她睡的迟，挑灯看她们每一张漂亮的脸，一看见那炕下的鞋，就想起当年和丈夫说的话，没笑出声来，却去把各色格式的鞋放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猫猫成了走资派，被剃光了头游街。一日，猫猫给她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孩子受人歧视，想让大女儿落户到养母这。

    猫猫的十六岁的大女儿秀秀不久就来了。从此，土炕上睡了秀秀，她夜夜给孩子讲猫猫小时候的事，婆孙俩就笑一笑。村里人见她护着秀秀，谁也不敢作践。

    过了两年，秀秀进城看猫猫，一个月没有回来。她很着急，拍了电报去才收到回信说，猫猫平反了，让把秀秀的户口迁回城里。

    她一颗心放了下去，又一颗心提了起来。村里人都在说秀秀在城里不会回来了。“秀秀说要回来的，她说我这土炕好呢。”她总是这么说。

    但是秀秀到底没有回来。她一个人睡在炕上，只觉得炕大，炕空……这天天明时，浑身发烧，睡倒不起了。又过了三个月，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村里人说，“给秀秀母女打个电话，接你去大医院看看，或许会好了呢”。

    她不同意，说是活到时候了，不必告诉秀秀母女，更没必要进城去治了。第三天黎明，她气弱得只有出的，没有入的。村里人都围在土炕边，她说：“都上炕坐吧，这土炕大，能坐得下，大家都来看我，我也死得下了。”

    窑空起来，没几年就在雨天里塌了，把大土炕埋在里边。后来，好些下乡的女干部都问起她。知道情况后都伤心落泪，怀念那土炕，说土炕上好，又大，又舒服。

（有删改）

奔丧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头流星地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疯了，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文本一：

支队政委（节选）

王愿坚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

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是块白石头刻出来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一定！”

他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政委，要出发？”

“不，有任务！”老胡说着抓起一个挎包，对我说：“咱们到那边竹林里去。”

我疑疑惑惑地背起他，来到了那片竹林边上。这时，启明星贼亮贼亮的，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老胡四下里看了看，选了一棵大毛竹，靠在上面坐下来，又问了我一句：“真的叫你干啥你干啥？”

“真的，快说吧！”我被他弄得又糊涂又心焦。

“好！”他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两根绳子，“噗”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然后两手往竹子后面一背，厉声说：“把我绑起来！”

“该不是叫伤口疼得他神经错乱了吧？”我想，本想不干，无奈已经有言在先了，我一面绑，一面问“这是干啥？你疯啦？”他没搭我的腔，只是一个劲叫着：“绑紧点，绑紧点！”等我们把他两手绑好，他又把那条伤腿伸开，蹬住了另一棵竹子：“把这也绑住！”我们也照办了。

看看我们都弄妥了，他咬咬牙说：“来，使劲挤它！”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叫过小林，轻经地打开了他伤口上的布带子。伤口，像个发得过了火的开花馒头，又红又肿，没有器械，没有麻药，硬是把脓血从伤口里挤出来，这痛苦……

“快，快下手哇！”他在催我。

“我，我干不来！”我痛苦地说。

“你答应过我嘛，黄兴和同志！”他哀求似地说，“你总不能瞪着眼看我受罪呀，是不是？俗话说‘伤口出了脓，比不长还受用’，帮我挤挤就好了。好了，那不给队上减少了个累赘？又可以多帮你干点工作。”对我说完软的，又对小林来硬的：“林大富同志，‘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今，我命令你：挤！”

我横了横心：“干！”便让小林抱住他的腿，我两手握着伤口按下去。随着手劲，我觉得手底下他的肌肉猛地哆嗦了一下。我问：“老胡，怎么样？”

“没关系，你，你别管我！”

我继续用力挤着伤口，这会儿我真想看看他是不是吃得消，却又不敢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减少些痛苦，我故意把话岔开来：“老胡，你看今天敌人还会不会再跟上来？”

“说……说不上……”他低声回答。他把“上”字说成了“桑”，听得出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再追上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嗯……”他猛地抖了一下，那两株竹子也跟着索索地抖一阵。

“要是真来了，咱就再干他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是一阵猛抖。

一连两次问话没有回答，我心慌了，扭头向他望了望，只见他两手紧紧抠住地面，那被痛苦扭歪了的脸上，汗水顺着那浓黑的眉毛和鬓角，一串串地流着。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下想住手的打算，火辣辣地喊了声小林：“快，快去化杯盐水来！”

蓦地，竹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两片硬硬的小碎骨片跳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滑过指缝掉落到脚下的草丛里。我停住了手。这才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冷，原来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俩把他的伤口用盐水洗净，包扎好了，然后解开绳子，扶他在草地上平躺下来。他紧闭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撩把野草擦着手，坐到他的身边，小林正在掰着他的手指，他手里紧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险上。他无力地睁开了眼，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老黄，痛——啊！”

汗珠映着阳光，晶亮晶亮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仿佛被这晶亮的反光刺得发痛，一滴咸咸的东西滚下来，流到了嘴角上。

（有删改）

文本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节选）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到了1935年6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①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9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忍，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陈毅痛得像得了舞蹈病似地浑身发抖，但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②

[注]①见陈丕显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②材料来自1984年3月23日对胡华的采访。（过家鼎等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