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唐宋以来，东方世界便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质制度为根基的亚洲经济图。所谓“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国”，绝非仅仅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中国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和掠夺体系内的朝贡国；大多数时候，朝贡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成为王朝的负担。在封建权责资本体系支配下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内敛型体制，以“德治”为维系手段。

——摘编自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

材料二：清季民初的读书人意识到，中国并不代表天下，方位也不在世界的中心。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世界主义论，杨度认为“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对此胡适主张“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当由欧美两洲人独私有之。亚洲诸国为世界一部分，不宜岐视之”，而孙中山则主张“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中国如果强盛起来，还要対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据李永晶《新世界主义：破解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等

材料三：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主义在西方愈受关注、其基本观点是所有人对人类的忠诚并不一定非把自己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人们忠于自己的祖国，并不妨碍对外国人持友好的态度，可以通过交往和对话达到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这不会抹去人们的民族身份。例如，作为欧洲人，人们具有民族性，而作为超越欧洲的国际上的人，人们更具有欧洲性。个人、政府、国际组织毫无疑向都应该为世界城邦的建立负有责任。

——据（法）雅克·德里达《论“世界主义”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