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央视新闻】提起“互联网”，大家都不陌生，但“互联网+”，却是一个新鲜、前卫的提法。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提到了这个概念，并迅速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

    虽然“互联网+”的概念，听起来有些新鲜，但实际上，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到处可见。“互联网+集贸市场”就成了“淘宝”；“互联网+出租车”就有了现在的“滴滴”“快的”；“互联网+传统红娘”就是“世纪佳缘”。简单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加上一个传统行业，就能成为一种新的业态，或者改变业务模式。

    不过，虽然在我们身边，“互联网+”的事情一直在上演着，但是“互联网+”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时，可是意味着“互联网+”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被推进，这也瞬间引爆了大家的关注度。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字：162万，这是3月5号“互联网+”被提出当天，亿赞普大数据公司抓取到的网友对“互联网+”的讨论量，而在第二天，这个数字再次翻倍增长，达到了331万。就是现在，每天都保持着几十万的关注。

    亿赞普大数据绘制了一张关注热度图，来看看哪些省份对“互联网+”的关注度比较高。颜色越深就代表关注度越高，很明显，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名次排得比较靠前，前三位分别是北京、浙江、广东。不过，地处正在崛起的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河南、四川、湖北三省，百姓对“互联网+”的关注，也超过了不少东部发达地区，在总排名中，分列第7．第8和第9位。

    另外，从年龄看，30到39岁的人占到将近半壁江山（48%），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可别小看这一群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推动“互联网+”的一股中坚力量。

我国目前拥有互联网用户6.4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57亿，渗透率达到85.8%，而全球平均只有58%。越来越便捷的移动互联网发展，为我们国家实施“互联网+”战略有了保障。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400亿，这是国家已经设立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而在我们社会上，还有上万亿的创投资金，这都为“互联网+”概念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不过今后“互联网+”应该如何发展，又会给什么领域带来改变？百姓们也有自己的期待。首先他们还是通过“互联网+”，“让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便利”、然后是“希望能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等等，这些也都为“互联网+”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只有传统的思维，没有传统的产业，可以说互联网+这个+号，为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也必将激发全社会无穷的创造力和活力。

材料二：

    【据人民日报】“互联网+”很火，创业很热。

    “再不创业就老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下，凭着对互联网新技术的敏感和青春的激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互联网+”创业的大军。

    什么是“互联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这表明，“互联网+”，就是要在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新技术之间建立连接，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升级改造，使传统生产方式互联网化。

    这只是从宏观概念上对“互联网+”进行的阐释。而对于那些熟稔互联网的年轻人来说，进行“互联网+”创业，最难的可能并不是“互联网”的这一部分，“+”号后面的那部分以及怎么“+”或许才是更难搞定的。

    如今，说起互联网创业，“低门槛”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但从另一方面看，低门槛的背后，是不足10%的创业成功率。而低成功率的背后，往往是天马行空的想法多，而能落到实处的凤毛麟角。有人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不少创业者对传统行业了解得不够彻底，作出的很多设想不切实际。

    创业圈有一句话广为流传：“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的确，如今在互联网之风的劲吹下，各行各业都在掀起革命，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医疗等等遍地开花。青年创业者对互联网技术的敏感度毋庸置疑，但由于缺乏在传统行业深耕的经验，对于“+”号后面的部分的理解以及怎么“+”往往还是致命缺陷。而另一方面，深耕传统行业的企业家们也并非都在坐以待毙，等着被互联网来革命，“互联网+”同时也正倒逼着传统行业进行“+互联网”的革命，这种激烈竞争更是让年轻人的互联网创业增添难度。

    当下，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年轻人进行互联网创业越来越容易，创业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在追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同时，似乎也应当脚踏实地地向传统行业学习经验。毕竟，大风吹过之后，一切总会落地，出落成凤凰的毕竟是少数，如若不慎，恐怕落下的将是一地鸡毛。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每到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成了热线，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与转专业相对的是高考生报志愿时的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新高考背景下，中学生需要尽早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主动了解社会，积极探索自我，找到合适的目标，明确前行的方向。”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介绍。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浙江省高中学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摘编自《浙江省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在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学校性质、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作用；年级、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有显著作用，并且年级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成绩越好，生涯发展水平越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

（摘编自卢淑芳《高中生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研究》）

材料四：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DG辱华事件，除了愤怒，我们还应思考些什么？

    将于11月21日晚举办的杜嘉班纳（DG）上海“The Great Show”时尚秀，因其设计师涉嫌在ins社交平台发表辱华言论而遭到网友的大幅抵制。与此同时，受邀参与本次大秀的中国明星、模特，先后发表声明拒绝出席。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DG官方迫于压力取消这次时尚秀。其实DG方此前公开的宣传视频由于带有辱华倾向，早已引起网友不满。在同系列广告中，其他国家的广告展现的是各自的特色和美好，而中国展现的却是丑化与尴尬，这样的表现方式令人无法接受。也许对于宣传视频，DG尚可以强行解释为因不了解对象国文化而弄巧成拙，而这次的公开辱华言论，DG方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

    《奢侈品之战》中曾提到：“在从事奢侈品这一社会性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保有道德。这既指尊重别人，也指尊重自己。正如我们看到并倡导的那样，奢侈品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民幸福感，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一点上，DG就失败的彻彻底底。

    有些外国高奢品牌赚着国人的钱，却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与尊重当做儿戏，表面上高呼“热爱尊重中国文化”，潜意识里却带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中国的明显傲慢，我看到的不是品牌方的尊重与诚意，而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消费者的轻视与鄙夷。明星发表拒绝出席活动的声明，有关组织义正词严的谴责DG方的辱华言论，民众义愤填膺集体表达“零容忍”的立场，这表明人们从上到下都已到达愤怒的极点。然而，当我们在一腔愤怒泻之于口后，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

    从巴黎世家到这次的DG，类似的事情不断重演。我们一次次愤怒，媒体一次次沸腾，接着愤怒又一次次被遗忘。让我们难过愤怒的，不应该仅仅是这些偏见歧视而已。

    有些品牌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假意的逢迎和今天的“歧视”不过就是一体两面，无论是假意逢迎还是被歧视，也许中国消费者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被所谓国际高奢尊重。既然如此，为何不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高奢品牌呢？也许拥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自信和底气去直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对我们傲慢偏见的眼光，就拥有了核心的品牌竞争力去展现泱泱大国的文化艺术魅力。

    奢侈品本身诞生于精妙的文化上，承载了艺术、享乐精神、梦想与人类的自我奖赏，其中亦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艺术作品的玄妙与精巧。可是为何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却没有像爱马仕、LV这样自己的世界级奢侈品牌？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将它充分的挖掘出来，也没有自豪地将文化以现代艺术和高奢品的方式呈现给世界。这种做法不是复制过去、重复历史，而是用现代的方式重现本土文化的精妙从而展现出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魅力。

    只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拥有诞生于我们自己文化根基的奢侈品，它应是高于商业世界的、尊贵的东西，我们应从历史中找寻它的根基。到那时我们致敬的是真正的，根植于我们本土的艺术。那是徽宗的瘦金体，是八大山人的水木清华图，是黄公望，是顾恺之，也是吴道子。那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的延续，那是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曾有过的美好发自内心的认同。

    我们不愿一次次的被别人误解，那些所谓的高奢品牌甚至不愿意深入了解一下中国文化艺术，就重复这种“长辫子、红衣服”的廉价快餐印象来敷衍中国的消费者。我只希望中国能够一步步加强自我的文化自信，重新建立起与过去的联结，到那时属于中国的高奢品牌必然会出现，那时的年轻人也会真的认同根植于这片土地的奢侈品品牌观念。

（2018年11月21日《新京报》）

材料一：2017年1—12月全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情况

2017年1—12月个税占当月总税收比例情况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资料）

2017年1—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1966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9%。目前，个人所得税仍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之后的国内第四大税种。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870亿元，占当月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为8.0%．环比增长0.6个百分点。

材料二：

    2018年6月1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调整税率结构；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月（6万元/年）；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这标志着我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财政部部长刘昆就草案作说明时表示，草案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山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

    “按此标准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刘昆说。

    此次修法另一大亮点是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刘昆表示，在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扣除项目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同时，草案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摘编自新华社北京2018年6月19日电）

材料三：

    今年6月初，群众举报影星范某“阴阳合同”涉税问题后，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即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目前案件事实已经查清。

从调查校实情况看，范某在某电影剧组拍摄过程中实际取得片酬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已经申报纳税，其余2000万元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缴营业税及附加税112万元，合计730万元。此外，还查出范某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元。

对于上述违法行为，对范某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追缴税款2.55亿元，加收滞纳金0.33亿元；对其采取拆分合同手段隐瞒真实收入偷逃税款处4倍罚款计2.4亿元，对其利用工作室账户隐匿个人报酬的真实性质偷逃税款处3倍罚款计2.39亿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计收入偷逃税款处1倍罚款计94.6万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两户企业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非法提供便利协助少缴税款各处0.5倍罚款，分别计0.51亿元、0.65亿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由于范某属于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上述定性为偷税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超过规定期限不缴纳税款和滞纳金、不接受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已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对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查自纠并到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免予行政处罚，不予罚款；对个别拒不纠正的依法严肃处理；对出现严重偷逃税行为且未依法履职的地区税务机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将根据不同情形依法依规严肃问责或追究法律责任。

（摘编自新华社北京2018年10月3日电）

材料一：

    临近春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公众的心。

    截至1月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公众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疫情发布在提速，防控措施也在加强。当下正值春运期间，外出探亲旅游人员增加，每个感染者都是传播疾病的源头，须实现精准防控，避免让病毒随着

    漳州市2020届高三毕业班第二次高考适应性测试语文试题第2页（共10页）

    居家分散测试，试卷不得外传

流动的人群向各地扩散。国家卫健委已向全国医疗机构下发新型冠状病毒诊疗防控指南，医院接诊发热病人时，须询问2周内是否有武汉旅游史。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掐灭疫情传播的“火种” ，让疫情防控落到实处。

    （摘自《尽快掐灭疫情传播的“火种”》，人民日报2020年1月20日）

材料二：

    “1月23日10 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市连夜发出公告，传递明确信号：武汉正在采取更细致、更深入、更扎实的防控举措，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只要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相信很快就可以解决物资、人员短缺等难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把长期培育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制度优越性充分释放出来。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危机面前尤其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大家增强必胜的信心，打赢这场硬仗！

    （摘自《越是艰难险阻，愈益众志成城》，人民网2020年1月23日）

材料三：

    众志成城，勠力同心，中国人民正在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进行严肃的斗争。中国快速形成一体联动、联防联控的局面，彰显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信心和充沛能力。国际舆论纷纷指出，中国采取了“公共卫生史上最具勇气、最为重大的举措”，这种“上下一心的凝聚力令人肃然起敬”，“只有中国才能够实现如此高效有力的应对”。国际观察人士看到，团结奋斗的中国气势，坚不可摧的中国意志，迎难而上的中国奇迹，正是中国制度优势所带来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

（摘自《生命至上，大国担当》，人民日报2020年2月1日）

材料四：

    从2月初开始，全国数亿人第一次全面尝试“在线办公”，许多企业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通过数字化工具进行远程协作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办公协作在线化和数字化普及推进，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管理触达率和效率，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企业当前管理模式，包括层层递进管理汇报方式与在线化协作模式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为适应全流程在线化，企业将不得不对组织本身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使其与数字化协作方式相匹配。而此前，企业能想到的数字化往往只是在产品、营销、服务等方面搭建数字化的配套设施。

    新数字化场景将孕育并完善供应链神经网络。疫情信息不断占据人们的注意力，大量的线下资源，包括生产力、运力都被集中投入到与疫情的对抗中，导致线下履约难度倍增。在此背景下，由数字化带来的新场景不断涌现。数字化对现代社会的渗透本质上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新场景构建，比如说直播对商业的渗透；二是对现有场景的改造，比如在疫情期间广泛开展的智能问诊、智能外呼、视频庭审等新技术的应用。虽然这些场景存在多年，

但是数字化让它们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灵活，能够更多更好地完成任务，提供更优体验或更高效率。数字化创建或改造的起点是消费场景，但数字化深入的方向是通过智能化的供应链，借助数据、算法、产品、技术和经验服务于社会各个领域。换言之，全新数字化的供应链网络不仅仅是“物流”，它将向前伸入到终端需求方，向后融入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实现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准确预测需求、提升各环节确定性，让供应链形成各节点近乎实时互相感知的一张神经网络。如何融入这张网，是疫情过后每一家企业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摘自《防疫抗疫，数字化还能做什么》，光明日报2020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