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11月5日到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四叶草”展馆内，展商云集，展品琳琅满目，参观者摩肩接踵。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时说：“我衷心希望，参会参展的各国朋友都能广结良缘、满载而归！”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充分说明，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适应。这表明，中国正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扩大进口空间。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搭乘高速行驶的“中国号”列车：南苏丹参展商带来了非洲原产芝麻，俄罗斯搭上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快车……诸多国外展商的故事，充分印证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开放合作是建设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首届进博会的举办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大蛋糕”，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在开放中与世界共享发展“大蛋糕”》），新华社11月10日电）

材料二：

    外媒称，面临美国的贸易制裁，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正在打造一个新形象——进口国。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7日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要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并为经济全球化制定正确路线。

    报道称，即将在上海举办的历时一周的盛会很火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租用了展位。这些企业包括谷歌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霍尼韦尔国际公司、高通公司等。将有16万国内买家和很多中国官员出席展会。

    报道指出，企业对该博览会的兴趣反映了中国对从先进工业生产系统到食品与服务等消费品的巨大购买力。中国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胃口可能很快会震动世界，就像此前它巨大的制造业产出震动了世界一样。

    报道称，中国每年要主办像广交会那样的大约4000个贸易展，但此次展会将改变全球对中国的看法。

（摘编自《“中国胃口”或很快震动世界》，参考消息网2018.10.19）

材料三：

    有8个风格各异的非洲国家馆将亮相上海，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近200家全业的产品将亮相进博会，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代表也将出席此次盛会。

    本次进博会为非洲产品亮相中国和国际市场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此次的非洲展品以食品和农产品为主，像埃塞的咖啡、加纳的可可豆、肯尼亚的红茶、塞内加尔的花生等；另外还有埃及的地毯、坦桑尼亚的坦桑蓝，突尼斯的茶具，卢旺达木雕等手工艺品。

    户旺达总理思吉伦特表示说；进博会给非洲和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机遇，还给我们向中国学习工业化、产业化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提供了机会。

    肯尼亚出口促进委员会主席比沃特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畅通了全世界向中国出口的渠道，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将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位非洲商人说，在非洲，你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希望在此后再来中国时，能在北京买到一束肯尼亚鲜花，在广州喝上一口加了赞比亚蜂蜜的南非路易波士茶。

（摘编自《非洲国家和企业踊跃参加首届进博会》，央视网2018.11.5）

    材料一：

    “一带一路”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它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治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大会上，中国全面阐述了亚洲合作政策，并特别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摘编自邱赞《关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调查报告》）

    材料二：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投资情况变化表

    （摘编自产业网@行业频道《2017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投资情况分析》）

    材料三：

    “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2.6%和23.45%。

    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2016年6月起，中欧班列穿上了统一的“制服”，深蓝色的集装箱格外醒目，品牌标志以红、黑为主色调，以奔驰的列车和飘扬的丝绸为造型，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蓬勃发展的最好代言与象征。

    （摘编自2017-05-13东方财富网《“一带一路”新建设，弘高创意守初心》）

    材料四：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繆。

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穩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另外，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而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特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

    （摘编自2016年7月18日中研网资讯《“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

材料一：

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然而，伴随这一过程的却是复杂的矛盾和挑战。文化传承与现代化之间的三重悖论，如同双刃剑，一方面推动文化传播，另一方面却带来文化符号化、同质化和商业化的困境，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创新。

文化符号化是指将复杂的文化元素简化为符号或视觉表达，以便更有效地传播。然而，这种符号化的过程虽拓宽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却导致了内容的表层化。文化符号化虽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简化的过程削弱了文化深度，将丰富的文化内涵简化为单一的视觉符号，容易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与异化。

符号化带来的浅层化的风险，尤其在以视觉为主的媒体中表现明显，如电影、广告和电子游戏。这反映了现代文化消费的趋势，即文化产品被视为消费品，而非文化价值的载体。在消费主义驱动下，符号化导致受众更注重视觉刺激，忽略了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长期来看，文化产品的传播可能会因此面临内容贫乏、文化价值流失的危机。随着文化符号在全球市场中的传播，原有的文化意义逐渐淡化，最终导致文化的异化和价值的丧失。

文化同质化危机同样不可忽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时，常需进行文化适应性调整，以迎合不同地区的文化偏好与审美标准。这一调整的动力来自两方面，既包含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也源自文化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立足的必要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原真性往往遭到弱化，甚至被全球普适的文化符号同化，导致文化特色流失，进而引发文化同质化的隐忧。同质化现象不仅侵蚀了文化的多样性，还显著淡化了文化产品的创新力与独特性。

文化产品需要在文化适应性调整与文化特色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文化产品需结合不同市场的文化背景，进行差异化呈现，既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又满足多元化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保护文化独特性是保持多样性的关键。此外，文化融合不仅是元素的简单拼接，还需要通过创新表达，实现文化的再创造。通过创新表达，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彰显多样性与独特性，还能更有效地吸引全球受众，传递其核心文化价值。通过创新融合，文化产品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资本的介入，文化产品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商品。商业化为文化产品注入了更强的市场活力，使其能迅速在全球传播并获得经济效益。许多文化产品为应对全球市场竞争，会采取高度商业化的策略，包括大规模的市场推广、国际化的设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这些策略虽然有效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却可能使文化传承功能在商品化运作中逐步被边缘化，难免会抑制文化产品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内涵。

商业化强调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而文化传承则重视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思想内涵的传递。这两者在文化产品的开发与传播过程中常常存在冲突。要调和这种冲突，文化产品开发者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产品的价值，既注重市场效益，又不能忽视文化内涵的传递。商业化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瓦解，反而可以通过创新内容和多样化传播，在实现商业成功的同时承担文化传播的使命。

（摘编自沈婷芝《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三重悖论》）

材料二：

《黑神话：悟空》在海外引发了一波“西游热”，彻底“出圈”了。从“恶补”悟空身世到激赏中国审美，外国网友对中国元素表现了极大热情。“出圈”的是一款游戏，“出海”的是中国文化。《黑神话：悟空》的推出，意味着中国游戏产业在技术和创意上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玩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新窗口。

在海外游戏论坛上，有玩家发起讨论，主题为《黑神话：悟空》中最受欢迎的角色。网友们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他们开始打听一只“猴子”的故事，纷纷主动寻找《西游记》的相关资料，研究中国神话体系。海外玩家们在社交媒体上热议天庭、龙宫、妖怪等概念，展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阅读分享，是《黑神话：悟空》所带来的惊喜。无论是用英语、西班牙语还是意大利语，世界各地的玩家们正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走近这个东方故事。

“头戴凤翅紫金冠，身穿黄金锁子甲，脚踏藕丝步云履，手拿如意金箍棒。”《黑神话：悟空》游戏通过瑰丽写实的画面，为玩家打造了一个真实可感又如梦似幻的西行世界，这幕后是工作人员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

“在品质、技术和图像标准上，我们要用世界级水准讲一个中国故事。”游戏科学首席执行官、《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骥说。

科技创新赋能，为冯骥的目标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游戏通过“虚幻引擎5”制作，使用了虚拟徾多边形体几何体技术，使得游戏中的场景和角色拥有了逼真细节，如游戏中的古老建筑纹理、悟空身上的毛发，都展现出惊人的真实感。设计者通过整合文字、声音、图像、动画和互动技术，将文化内容在游戏中以多维度、多层次的方式呈现给受众，玩家可在游戏中沉浸式体验西行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为《黑神话：悟空》“点了睛”。为了展现更符合小说原著的场景，游戏以中国神话故事穿针引线，融入陕北说书等非遗文化，对山西晋城玉皇庙、重庆大足石刻、浙江丽水时思寺等全国多处名胜古迹进行实景扫描……这些带有浓烈中国文化特色的符号，让产品承载了超乎预想的文化元素，大大丰富了产品的文化内涵。

专家认为，《黑神话：悟空》的成功，说明只有坚持守正创新，丰富路径，增强文化自信，深挖精神内核，才能掌握“通关文牒”，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为中国文化出口探寻了一条新路径。”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黑神话：悟空》是中国游戏出海的代表作品，是一个通过开放式创新，实现文化产品出口、打造文化爆款的经典案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殷之光对本报记者说：“《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很好地诠释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在历史发展的浪潮中逐渐实现文化自信的过程。”

8月31日，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中国文化节致辞时也谈到《黑神话：悟空》的火热出圈。他说，当400多年前的文学经典遇上现代游戏“黑科技”，全球玩家超过300万，共享一本“赛博”真经。这说明，各国民众都很喜欢悟空身上乐观勇敢、伸张正义、不畏强暴的优秀品质，为中华文化底蕴丰厚、多姿多彩的独特魅力着迷、上瘾。

谢锋呼吁，大家从电脑游戏中领略了《西游记》，更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东游行”。而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上作出回应，他们希望一生至少能体验一次真正的“China Travel”，实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文化碰撞与融合度不断加深，从中可见各国民众对文化交流合作、文明互学互鉴有着发自内心的渴望和呼唤。

（摘编自杨俊峰《〈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