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死亡的父爱

陈凤优

    从小到大，我从没见父亲流过一滴眼泪。可在我手术前，他哭了。

    那是春节后的第四天，我肚子疼得厉害，几天也不见好，父亲带我上医院检查了几次，可查来查去，都查不出个所以然。

    在那度日如年的半个月里，父亲每天坐在床边，眼巴巴地望着我。看着我日渐消瘦，他的眸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不久后，我又做了一项检查，检查结束，医生紧皱眉头，自言自语：“怪事，小肠中怎么有个瘤？”他认为，这种瘤极为少见，十有八九是恶性的……很快，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就在快进病房的时候，他站住了，揩了一把湿漉漉的眼窝，步伐轻快地走了进来，冲我笑了笑。

    父亲不死心，他跟医生商量，要给我再做一遍检查。但他把检查单递进那扇小窗后，就默默地走开了。检查室里进来一位医生，是父亲托人找的一位熟人，父亲想让他来帮自己看个明白。

    半个小时后，那位医生出去了。我悄悄地扒着门缝往外看，父亲一看到他的脸，仿佛心里的一盏灯灭掉了，脸色由焦急变成了黯淡，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果然，那位医生叹了口气：“唉，太年轻了，真可惜……”父亲扶着墙慢慢地蹲下了，双手抱着头，紧紧地。过了一会儿，他吃力地站起身。我赶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跟他回到病房。他一直沉默地往回走，但扭头看我的时候，脸上却溢满了微笑：“没什么事，只要做了手术，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儿，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回来后对我说：“明天就可以手术。”就在我准备进手术室前，父亲忽然把大姐叫了出去。过了好一会儿，才见大姐一个人回到我的身边。我有些慌了，拉住大姐的手，连声问：“爸呢？”大姐说他有点儿事，马上就来。

    手推车把我推出了病房，行进在长长的走廊上，家人都跟在后面，谁也不说话，只听见“嚓嚓”的脚步声。这时，传来“祝你生日快乐”的铃声，这是我给父亲调的手机铃声！循着铃声，我使劲将脑袋往后仰，终于发现父亲站在走廊的尽头。远远望去，他是那样苍老，他肩头耸动，压抑着哭声，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的眼泪。

    我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师给我打了一针，我的身体慢慢失去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一张圆圆的脸靠近了，轻轻地对我说：“别怕，是良性的。”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却没有多惊喜。我流着泪，最先想到的就是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

    从手术室里出来，我又被送回病房。父亲却不在，大姐说父亲去买东西了。顿了一下，大姐又说，父亲走之前叮嘱说，手术完了一定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不知哪来的力气，挣扎着说：“给我电话！”

    大姐掏出手机，拨通了父亲的号码，放到我耳边。“嘟……嘟……”电话声响了一会儿，听筒里终于传来父亲的声音，沙哑又克制：“手术完了吗？怎么样？”

    我感到一阵心酸，憋了半天，才哽咽着说出手术的结果。过了许久，突然传来父亲的哭声，那苍老、喑哑的抽泣声，像委屈，更像一种释放，穿透我的耳膜，慢慢地浸透我的每一根神经。

    我张张嘴，想大喊一声“爸爸”，嗓子却忽然嘶哑，耳边湿漉漉一片。那一刻，我只想伸手去抱一抱我的老父亲。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用的正是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厮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揭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野草莓

吉布鹰升

    妈妈松土的时候，找到了一只雏野鸡！听到这个消息，我乐不可支，情不自禁地拍掌，惊喜地跳起来。

    “雏野鸡要喂什么？”我问。

    “当然是喂小小的、白白的蚂蚁蛋，小蚯蚓和麦粒也可以。”尔果说。

    “要是我爸回来就好了。他可以帮我喂雏野鸡，也能编竹篓什么的，把雏野鸡放在里面多好。”我说。

    “关雏野鸡的竹篓我倒是可以给你编，不过养雏野鸡很辛苦。再说，你不是要跟你爸到外地读书吗？”

    “是啊……可是，我想这儿的家。”

    “不过上学最重要。你看，像我这样的，想到县城读书都没有条件。你呀，还是听你爸的吧。”

    “尔果，你说我奇怪不？我不想离开这里，但又想看看城市是什么样的。”

    “瞧你，想这么多干什么，你又想你爸了。”

    我的确很想念在远方工作的爸爸，望着渺茫的远方，我的眼里噙了幸福的泪。我说，“尔果，要是我真的到外面读书了，咱们要多长时间才能见面？要是那所学校里的孩子欺负我，咋办？”

    “不会的，你怕什么！”

    此时，我们的羊群已经迈着细碎的步子从山冈下来。葱绿的山冈，湛蓝的天空挂了几朵雪白的云。山冈下广袤的坡地上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燕麦已经抽出了穗子，在风中如波浪起伏。不一会儿，夕阳西斜，羊群从山冈归来。每天这个时候，羊儿们都知道该回家了。

    风轻轻吹，送来一阵阵草木清香。山地岩石和树林投下的阴影越来越长。归鸟的叫声渐渐沉寂。“嘟霍——嘟霍——”的声音传来时，我想到了妈逮住的那只雏野鸡。

    我们赶着各家的羊儿往村子方向走去。羊道上，羊儿们迈着细碎的步子，腾起了一阵阵细细的尘灰。村子里，木板房疏疏落落，一缕缕炊烟升腾。房子附近，广袤的土地里紫色和雪白的洋芋花如星星密布。

    牧羊人吆喝着羊往山下走去。不一会儿，羊儿们回到了棚舍里。

    “哥，你回来了？”阿依高兴地说，“妈带回了一只漂亮的小鸟。”

    “你说的那只小鸟不是雏野鸡吗？”我问。

    “不是。”阿依回答。

    “那是什么呢？”我问。

    “我不知道，但小鸟很漂亮。妈说它叫‘兹兹瓦沙’。”

    “你吃的野草莓是妈采来的吗？”

    “当然是了。”

    妈是没有时间去采野草莓的。再说，妈劳作的地方是没有野草莓的。

    我进了屋，妈正在烧火煮饭，我问她：“妈，你不是逮了一只雏野鸡吗？”

    “是啊！可是被伍萨要走了。”

    妈说的伍萨是个会养野鸡的孩子，他家和我家隔了一条小河。我没想到妈逮住雏野鸡的事一下子被全村人知道了。

    妈往火塘里加柴，说：“伍萨是专门拿这只‘兹兹瓦沙’来换雏野鸡的。你看，这只‘兹兹瓦沙’多漂亮！”

    “我才不管，我要雏野鸡。雏野鸡养大了，可以用来逮其它的野鸡。”

    “孩子，你养不活雏野鸡。与其这样，不如让别人去养。”

    “我不干，谁说我养不活！”我几乎哭了出来。

    “伍萨怕你伤心。为了逮住这只‘兹兹瓦沙’，他差点儿从悬崖上摔下来。”

    “妈，这怎么说？”

    “‘兹兹瓦沙’把巢筑在陡峭的悬崖上。伍萨爬上悬崖，用帽子扣住那只小鸟，下来的时候脚滑，幸好他抓住了崖上的一根树枝。”妈说，不时“噗噗”地吹着火塘，然后抬眼望着我，“那些野草莓也是长在悬崖斜坡上的。他去采来这一竹篓的野草莓花了好几个小时，多不容易呀。”

    我看了看竹篓里的草莓，一颗颗色鲜而饱满。

    “人家拿野草莓和小鸟来换，你还哭，亏你还是个小伙子，就这么小气，叫人笑话。”妈注视着我，“再说，你爸要带你上学了，你哪有时间养雏野鸡呢？”

    “城里是没有野草莓的。孩子，你快吃吧。”

    那只“兹兹瓦沙”扑棱棱振翅飞起来，却被困在竹篓里。阿依手指着竹篓，说：“哥，我们把它放了吧，它好可怜！”

    我望了望阿依说：“好吧！”

    “兹兹瓦沙”扑棱棱从我手里飞走，高兴地飞过我家上空，飞向远方。阿依吃着野草莓，望着小鸟消失的远方说：“小鸟多高兴，它会感激我们的。”

    我也从竹篓里抓了一把野草莓放进嘴里吃了起来，甜甜的，很是舒心。

（节选自《小溪流》，有改动）

流浪女

〔英〕A·S·拜厄特

    “到时，”斯库珀夫人欢快地说，“公司会派车来接我们去逛‘好运大卖场’。我觉得，那可真是阿拉丁的宝窟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要送给每个人的礼物，还可以放纵自己的购物欲。而且，安全没有一点问题，所有的进出口都在监控之下。觉得难受吗？非常时期这也是必要的。”

    夫人们挤进了车里。达芙妮坐在司机的身旁。这辆英国名牌德姆拉轿车静静地在拥挤的大街上穿行，防弹玻璃阻断了这个东方城市的气息。一入卖场，大家便急匆匆拥了进去。“好比一群母鸡东奔西忙，咯咯地叫着。”达芙妮有些恶毒地想道，因为她稍一迟缓，便落单了。

    她同司机对了一下时间，独自走进卖场。她穿行在手持机枪但睡眼迷离的士兵和佩带手枪与警棍的警察中间。再往前去，沿着卖场的墙根聚着一伙儿手拿袋子或瓶子的流浪汉，围拢在燃烧着牛粪或木块的微火旁取暖。他们和警察之间有一条清理得非常整洁的界限，界内是禁区，不得越过。

    达芙妮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购物。她看看手表，不知在会合前如何打发这两个小时。

    她被一些丝质的靠垫和台布吸引了。她快步走过来，翻看着一叠叠的织物：菊花、桃花、仙鹤、蓝鸟、山峰，各种图案，一应俱全。她挑了一块四边绣着金鱼的台布，红色、金色还有铜色凑在一起，显得别具一格。她看了看购物的袋子，发现相机不见了。她敢肯定出发时是把相机放进去的。在另外一层楼，她买了一枚玉石彩蛋，一把描漆的筷子，还为读中学的女儿买了一副白面小丑的脸谱。看到这层摆放着许多更别致、刺绣更精美的金鱼图案织品，她有些懊恼。她按照路标上的指示，一路小跑着寻找咖啡店，却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她倒是找到了女洗手间，发现隔间小得几乎挤不进去。在那里她补了补妆，镜子里的她大汗淋漓，邋邋遢遢的。唇上的口红已经化在皮肤上。发卡也从头发上戳了出来，鼻子和眼帘上也因汗渍而发光。她看看表，心想要赶快找到回去的路，时间已经不可思议地飞逝过去了。

    路标不断标出“出口”的方向，它会将人带到“紧急出口”样的楼梯或电梯口，又让人折回到相同的一排排货架前。“这个卖场存心不让人出来，”她想道。她紧攥着包，一路小跑，在水泥楼梯上上下下。一只鞋跟从鞋上脱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把两只鞋跟都取下来，装进包中，一瘸一拐地走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集合的时间早过去了。她想给旅馆打个电话，将手提包打开一看，发现钱包和信用卡都神秘地失踪了。

    她站在卖场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检手提包。过了好一会，她才明白，东西全丢了。她开始在卖场里奔跑，结果袜子扯开了一个大洞，从脚面一直裂到了小腿，皱巴巴的，像脱落的皮肤。她看了看表，收拾行李和“美味的午餐”时间均已错过，已到了该去机场的时候。她内急得很，膀胱都要憋崩了，但她不能停下来，她必须到底层去，因为出口在那里。

    这么上下折腾着，她才明白，这卖场简直是上天入地、铺面相同的魔窟：玉器、金饰、银饰、漆具、丝织品、手表、服装、盆景、面具、木偶，让人进去便出不来。飞机该起飞了。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那分针曾经旋转得如风暴，让她心惊肉跳。可是，现在，腕上只剩下印在粉色皮肤上的印记，带着汗渍熠熠发光。她的表也丢了！她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开始试着尖叫。卖场里，人们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戴着随身听的顾客像聋子一样，而没戴的闲逛的人要么出于对外国人的畏惧，要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也装聋作哑。

    她不停地在沉沉的却是熙熙攘攘的寂静中尖叫。不管怎么说，尖叫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位身穿咖啡色大衣的男子将头戴钢盔、手持枪和警棍、全副武装的警察带到了达芙妮面前。

    “请帮帮我，”达芙妮说，“我是英国人。我遭到了抢劫，我必须回家。”

    “请出示证件！”

    她拉开手提包中的内兜。她的护照也没有了。“被偷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偷了。”她说。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警察说。

    她从警察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个流浪女，肮脏、邋遢、衣冠不整，口袋里装的都是别人买的东西，活像只败兴的母鸡。

    她明白自己要在外面和那些流浪汉们坐在一起，对面是那个界限分明的“禁区”。

（选自《译林》2008年第6期，有删改）

故乡的食物

汪曾祺

    ①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②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③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④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⑤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⑥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有一年，我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

与瓦有关——“走过江南”之一

费振钟

与瓦有关的，首先是一只猫。

我们居住的瓦房，深夜总有踏瓦而行的响声。那是一只猫在无比轻捷地走动。①它是经过，还是巡视？ 是工作，还是闲逛？ 不论怎样，一只猫的行动应该与我们无关。可是这只猫自从进入我们的听觉以后，不是它与我们有关，而是我们与它有关了。我们就在它脚底下，它的步行穿越了瓦片，发出空明之声。我们的听觉也许一开始并不太灵敏，但当我们从白天的尘嚣进入黑夜的宁静之中时，正是这只猫提高了我们的听力。它使我们成为喜爱聆听并且有着细腻的分辨能力的人。同时也使我们成为最奇怪的失眠者，成为幻想某种遭遇的人。

还是说这只猫吧。我们想像它在瓦上的行走，是三月江南的春天。三月，所有的东西都在深夜生长。这时候，一只夜行的猫，带了生长的消息，它使我们感到了喜悦振奋，又感到惆怅和压抑。这时候，我们在深夜里失眠了。我们困守在低低的屋中，或者小小的阁楼里，已经很久了。我们的生命在白天老是蜷曲于一种姿态，也许只有在黑夜中，生命才有机会行动，才会改变。那么就让我们随同这只猫悄悄行走在夜风里吧。我们像夜猫一样，有一点诡秘，有一点心怀叵测，却又有一种人的小心和惊惧。我们看不清暗夜中究竟有什么与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奢望遭逢奇迹，只想让自己生命能够得到一些自由，如同土壤里的虫子们借着夜的力量，钻出来舒畅地呼吸一下天空的气息；我们也无法确定目标，因为我们还是身不由己。假如这只引着我们行走的猫可以像巫师一样带着我们，那么我们不会拒绝去任何遥远的地方。但我们更愿意在屋顶上跃动，让身体学会轻灵，在屋顶上徘徊，让身体应和万物的节奏和旋律然后翩然而舞。这样，我们在三月江南的春天将自己无眠的身体放逐了，我们因为放逐，而在暗夜里开放如一束闪电，如一朵白色的玫瑰。

与瓦有关的，接着是夏天的雨。

我们在春天里接受了生长，但那只猫后来再无踪影。后来，雨季来临了。雨季的第一声雨点，非常响亮。它不是滴落，而是从高处往下的一声敲击，敲击在青瓦上面，发出类似于金属的声音。我们仍然居住在瓦屋里，与雨季为伍是我们的另一个持续多年的心愿。 自我们听到第一声雨点以后，整个季节里我们的内心就被砉然而来的雨水涨满了。

江南的雨是太多，太深长了。它需要什么来承接，才能够留住，而不至于散失于旷野和河沟？当然是瓦，是我们屋上排列成盆的瓦。那些瓦垄和瓦当，全都为了承接雨水而设。 由它们构成的每一种角度和弧度，都标明了雨季每天的流程和形态。我们长日坐在屋檐下，看涓涓细流垂线般下落，或者看水柱如吐如泻，我们对雨的看法是如此逼近，如此亲切，感觉就像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肌肤上湿漉漉地流过，而我们自然成了雨季的一部分。

或者，我们亦是那片瓦。我们被安置在众多瓦片之中，仰面等候雨季。我们需要雨水，就像泥土一样，有雨水才能润湿，才能饱满，才能孕育和收获。②瓦片是泥土做的，我们原本属于土。由于雨季，我们将还原为泥土的特性。

与瓦有关的，还有瓦楞花。

瓦楞花是植物吗？ 它让我们怀疑是泥土开出来的花。我们在整个秋季都在观察这与泥土的颜色完全一致的瓦楞花从何而来，可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所见有限，我们看不见种子怎样凌虚而至，怎样落入两片瓦之间萌芽生根。那么，这些灰黑的鳞状花冠，如此迅速覆盖了我们的屋顶，难道只为了说明雨季的雨水太过旺盛？ ③这就是说，我们关心瓦楞花生长的原因，而不要关心瓦楞花的生长本身？这个秋季，我们坐在天井里，抬头是一片泥土般的瓦楞花，我们的神色严肃凝重，思考着这种植物的全部含义。我们因无知而感动。

而晚秋的风，开始从瓦上掠过，瓦楞花微微的惊悸，居然惹起了我们同样的却更深的悸动。那一瞬间引起的竟是苍凉和悲伤，说不上是为瓦楞花，还是为我们自己。不必说，我们的家族生活太长，我们的房屋居住得太久，本来就有种抹不去的岁月萧条的痕迹，怎么禁得起这西风夕阳下瓦楞花的憔悴，点缀得更加零落了。我们虽然还不知道没落是什么样的人才会产生的心情，然而“别有幽愁暗恨生”，倒也不必因人而异。我们面对秋风中的瓦楞花，有同样的没落感袭上心头，哪怕与我们的年龄和身份，是如此不相称。

无论怎么说，瓦楞花作为一种泥土般的植物，留在了我们的屋顶上。它是我们家族衰败历史最触目的象征，毫不留情地勾起我们长长的，长长的人生慨叹。与瓦有关的，还有预期而至的一场雪。就在我们因感伤而忧郁孤清时，一场雪，无疑是温暖的抚慰。这是江南的雪啊，它无声无息地落到我们的瓦房上，当时我们正在子夜的睡意之中。我们的母亲，推醒了我们。她说，听听，飘雪花了。

这才想起，原来我们与雪早有约定。④我们愿意有一场雪，软软的，柔柔的，湿湿的，润润的雪。我们愿意在雪的怀抱里，直到融化。雪落江南时，我们终于为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而欣悦。最后，我要说，我们是居住在瓦下的孩子。我们和与瓦有关的一切有关。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