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王夫之指出，圣人“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正是华夏“自畛”以“绝夷”思想的体现。其根本原因无他，乃是因为华夏之民“贵”于夷狄。因此，华夏政权只能在族群内部“可禅、可继、可革”，至于夷狄，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更不可能改变其现状，否则，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刘立夫《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材料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既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博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

——摘编自互联网《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材料一：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以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变革者看来，是立宪战胜了专制，是为黄种人争了口气。

——摘编自《晚清最后十八年》

材料二：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彻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延之统治合法性不会发生严重违纪，则不会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延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清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据统计，1905年中国新学堂已达到8277所，学生为258873名。新式学堂、新式学生和由此而产生的新式学制，既使废除科举制的时代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又为社会准备了科举废除后所需的替代物。同时，清政府里原先坚持八股取士的顽固大臣或被处死，或被贬职，而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袁世凯等人却地位上升，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废科举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权力保证。

——郑大华：《文化与社会的进程——影响人类社会的81次文化活动》

材料三：1905年的那一纸诏令可视为投入水面的一颗石子，它的震撼如同水波，在辛亥以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间层层荡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民初中国的军阀混战、威权真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尊孔复古的潮流与“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的浩叹；一面是学堂学生、留学新贵在政治与学术舞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面是最广义的科举遗民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用心深苦的退避或抵抗；既有身历其间的反思。也有历史前行中人们对于遗落传统的回归。废科无论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巨大转型，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文化脉络、社会秩序的重组，都体现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悠远影响。因此将虚科置于一种加长时段的范畴内，留意事件的发生及其演绎过程，则有助于理清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有关“中西新旧”的复杂故事，而这些都将是后续的功夫了。

——杨国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