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戏曲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灯光照射，3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的全面介入到各种闻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技术到底赋予了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在许多贪大求奢的文化工程、文艺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崇拜正在形成。

    ②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但即便如此，技术也从未扮演过艺术的主人。《史记》、《窦娥冤》、《红楼梦》……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而不是因为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艺术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许多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

    ③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

    ④这种虚有其表的形式在当下并不少见，光怪陆离的外观往往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文艺晚会和其他娱乐节目。大额资金慷慨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奢华呈现吗?除了晚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众多的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

    ⑤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无异于对于工具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的实质，是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如果任由其泛滥，容易遮蔽掉技术背后真正关键的东西——使用技术的人的作用与良知。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的是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而技术研发者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人员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文化领域的事情也似乎常常如此。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让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此我们方可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第23期，有删改）

《诗经》与城市

刘冬颖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近年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国、邦指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学者多认为《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濮上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 炰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光明日报》）

晒客

杨暄

    晒客，源自英文“Share（分享）”，无疑是2007年网络上最流行的词汇之一。8月份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里，就包括了“晒客”。现在，这个群体正异常活跃于晒客专业网站和各种各样的BBS之中。

    最初的晒客是那群将自己的工资条拿出来展示的网友，他们往往会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工资有多少、奖金是多少、年贴是多少、福利有多少等信息，引来众多应和者。

    一份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上海的一位热能专业毕业生的工资单，一长串的数字详实地罗列出了他8个月的工资收入情况。其中最有名的“晒工资”，当属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布自己月收入4786元的工资条，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学老师收入的争论。

除了工资，晒客还热衷于“晒”衣服、“晒”孩子、“晒”感情、“晒”美食，甚至“晒”基金、“晒”股票……

    2006年才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晒客为什么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顺利地从一小群人的词汇变成公认的新群体?一些网民认为，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晒”隐私不仅让自己压抑的情绪得到了舒缓和宣泄，有时候还能得到许多网友的真诚安慰，这种方式很好。专家认为，这就是“晒”的魅力。现代社会中，网络作为传播社会信息的一个平台。其自由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表达渠道，晒客说出了现实中可能需要遮掩的内容，将个人的情感、经历统统拿出来分享，“晒”出来的真实故事更容易引起旁观者共鸣，实现了网络和现实的融合。

    最近，晒客中的“晒黑”族异军突起，成为目前晒客中发展最快的人群之一。“晒黑”族的一个口号就是：“只有不想晒的，没有不能晒的。”记者在一些“晒黑”论坛上发现，“晒黑”的内容各式各样。比如，一名叫“微笑女王”的网友“晒”出了饭店后厨的一组照片。照片中，这家饭店的露天后厨西边是一个垃圾堆，东边是一个停车场，厨师们就在尘土飞场中洗菜、切菜。此外，哪家超市服务态度不好，哪家商场不给发票、哪家银行办事效率低等，“晒黑”族都会将它们拎出来“晒晒太阳”。

    针对“晒黑”，有人热烈支持，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就应该拿出来晒晒，揭露丑恶，促进社会进步，也有人持否定态度，担心网络言论缺乏监督，“晒黑”言辞会有偏颇，夸大事实以偏概全，甚至无中生有，不利于社会和谐。对此，有关专家表示，“晒黑”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守道德和法律两条底线。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分析，网络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渠道，有利于把力量单薄的个体汇聚起来，形成更大的集群力量对抗侵权行为。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对“晒黑”族的做法表示担忧，认为“晒黑”最后容易演变成一场愤怒情绪的集体宣泄，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

（选自《人民日报》2007年9月25日第11版）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有人据此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如果没有战略科学家的远见，没有“会当凌绝顶”的战略视野，中国的创新就难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而钱学森一生最为珍视的系统工程的战略思想，对今天的创新中国建设大有启示。

    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他称之为“中国人的发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总结了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的理念。

    “系统论”的颠覆性思想，实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现代科学家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以“还原论”为思想为基础，这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就是把复杂对象不断分解为简单对象，将全局问题不断分解为局部问题来解决。“还原论”是现代自然科学取得成功的方法论基础。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原论”日益暴露出无法突破的瓶颈。

    例如，认识了基本粒子还不能解释大物质构造，知道了基因也回答不了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晚年执着于研究“统一场”理论，想把物理学中的强力、弱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四力统一起来，把时空、质量、能量、温度、电磁场等所有物理学概念和研究对象通过严格的数学理论全部统一到一个大体系中来。

    这就需要解决由下往上的问题，也就是复杂性研究中的所谓涌现问题，这是还原论方法解决不了的。

    而3000多年前，诞生在中国的整体论思想，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最优效果的思想，对于破解“还原论”的弊端，具有哲学上的指导意义。

    钱学森的贡献在于，在哲学层面，将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辩证统一起来，形成系统论方法。就是从系统整体出发将系统进行分解，在分解后研究的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实现系统的整体涌现，最终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

    在方法技术层面，钱学森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获取“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智慧指明了方向。其实质是把机器的逻辑思维优势、人类的形象思维与创造思维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把数据、信息、知识、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新人类”。

    系统论的方法不仅将对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钱学森指出的，系统科学的出现，还是一场诞生在中国的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钱学森的这一系列思想，“集东西之大成、通古今之变化、汇天地之至美”，需要我们不断运用、不断发展，从而走好我们新时代的创新道路。

（摘编自薛惠锋《从钱学森系统工程中汲取创新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