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其他制作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培养和成就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驭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升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营销与购播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2016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朴素之美

陈望衡

    大力推选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是当下我们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形态在尊重生态这一前提下应该拥有诸多形态，但朴素是其中标志性的美。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察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以清廉为贵。《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为真、为信，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既是对工业社会那种严重破坏生态的奢华美的批判，又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意味的朴素美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复旧，而是否定之否定的升华，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与农业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有着实质不同。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中，虽然也类似农业文明时代朴素审美观那样尊重自然、奉自然为美，但实际上这种尊重的立足点是生态，因而可以说，不是自然而是生态才是朴素美的灵魂。朴素作为生态文明时代标志性的美，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低碳的，任何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都谈不上朴素；必须是环境保护型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产生诸多垃圾或者垃圾不易回收，这种生活方式就与朴素无缘；必须符合生态公正原则，这种公正一是体现为对动植物生存权利的尊重，二是体现为在精神上尊重动植物自身的价值。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选自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是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选自《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  有删节）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具体说来，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政治学说，关注血缘传承，看重礼仪祖制，守护家族利益，理论上归结到以社稷为本位，反映着当时仍居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阶层的思想理念。稍迟诞生的墨家学说，反映着当时社会众多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理论上以下层民众为本位。法家学说代表着正在成长中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进一步打造出了为权势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体系，理论上以权势君主为本位。

    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尊崇祖宗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的灵魂保持某种敬畏。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法家韩非构建了以权势君主个人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已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权势君主个人意志的伸张。

    思想根系是三家学说种种不同观念产生的渊源和形成的缘由，也是它们相互划分的根本依据。墨出于孔，尽管双方在圣人观、天命观等方面有相近的理念，但因思想立足点相异，因而构成了不同的学派；荀子在人性观方面与孔孟理念相违，但因为坚守与孔孟相同的理论本位，所以仍不失儒家的本色；韩非虽然师承了荀子的许多思想，但因他构建了为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其理论本位移易，因而变成了专制色彩明确的法家，理论本位对整个学说的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儒家以社稷为本位，提出的政治主张要顾及家族的血缘传承与礼仪文明的接续，同时又要应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其思想理念必然瞻前顾后。因为这种双维度的价值选择，所以中庸就成了最恰当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理论本位及其价值理念的必然选择。相比而言，墨家少有传统的包袱，把“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最后的落脚点，顾及的是天下民众的利益。与儒墨不不同的是，法家政治方案只关注现世君主，在一个点上着力，因而其主张和方案往往是激进的，行为是偏激的。

（选自冯立鳌《儒墨法三家观念差异的根源》，有删节）

    中国古来就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说：让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秩序。这种试图以人为因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体现了比较开明的生态意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五谷丰登。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发达的。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如果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可以发现其科学思想的内核。《孟子·告子上》说，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因为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然而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孟子富有哲理的名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包含着生态平衡的思想。古人认为山林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如果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导致水旱之灾的。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山林植被有涵养水分、提高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保护山林的再生能力；禁止野焚，以保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禁止砍伐幼树，以保护山林的天然更新。

    成书于东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自粪”的概念，应与人工施肥不同，是指动植物死亡之后重新返回土壤，为新的生命提供养分。这样的认识，类似今天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劳动者还创造了充分利用生态条件的经营形式。《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在塘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扫羊粪于塘中，以为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广东新语》《湖雅》等著作也记述了水塘上中下层鱼混养的方式，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对水体的一种立体开发，对自然资源的一种综合利用。

    总之，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贡献，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和礼俗构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成就，而且对于增强今天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借鉴价值。

（节选自王子今《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意识》）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城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即：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或天下为公，任贤使能；或领导方法，察纳雅言；或关爱民生，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或居官理民，依法断案；或为官清廉，当官自律；或治理积弊，救民水火。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冶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