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时代文学批评走向个性化

吴琪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市场化原则和消费主义的普及，精英文化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这种文化观念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它的最重要之处在于，破除了精英文化高贵血统的一枝独秀，并赋予大众文化经验和价值的话语以合法性。大众文化并非是乌合之众享用的文化，而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负载并传达个人生命体验和文化价值的活化石。

    作为消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类型，大众文化兼具商业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双重属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元复合的价值因子和美学质素。作为商品生产，大众文化必须严格遵循商品的生产逻辑和消费伦理，物质主义遂成为大众文化无法剥离的价值诉求。而作为文化产业，大众文化又必须成为负载大众感性经验和理性意识的文化母体，进而在塑造大众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大众文化的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在改变时代人文精神的同时，必然引起文学话语和批评观念的变革。过去，文学一直被视为高雅文明的化身，它集真、善、美于一身。文学是文明社会的“伟大的传统”，文学以诗性话语重构生命的形式，以理性之真、情感之美和伦理之善的方式塑造国民性。现代性文学更是被赋予审美自治的权力光晕。文学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与结构，生成自己的本质——文学性。文学引领人性走向美与自由的圣殿。然而，随着大众文化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文学不再拘泥于原有的领地，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大众社会的市场法则与消费文化的游戏规则，在改变文学的文化地基的同时，也彻底置换了现代性的文学遗传密码。文学开始与市场联姻，与消费媾和，与爱欲狂欢。文学不只是表征领域里花团锦簇的葳蕤，它也成为娱乐世界风尘不羁的浪漫。文学既沿袭体制的命脉，传承文明的血统，又追赶时代经验的步伐，迎合大众感性的一晌贪欢。文学不再专注于纸媒的书写空间，反而同电子媒介喜结连理，分娩出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短信文学等新的文学样态。文学的泛化与扩容，文学审美经验的变异，最终祛除了现代性赋予文学的审美本质主义迷魅。文学曾经风华绝代，而今却洗尽铅华。这是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必然的命运，也是历史为人性写就的最平凡传奇。

    文学经验与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批评方法的革新。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之下，文学批评不再把文学性视为文学唯一的美学质素，而是转向丰富多元的文化性。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将不再拘泥于审美批评的话语属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化。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倡导多元、民主、宽容与综合的批评意识，反对精英话语的美学独裁与理论独白。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要求以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主义姿态介入文学的文本肌理，最大限度实现文学的“价值阅读”、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关注文学多层面、多维度的存在状态与话语症候，由内而外地开释出文学活动中无限量的文化韵味。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并非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泛文化研究，它追求个体在文本阅读中审美同情与文化批判的辩证耦合。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同样不失为人性通往文化救赎的审美历险。当然，作为一种方法学和话语范式，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还亟待理论的深入反思和实践的不断检视。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6日）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发展中来探讨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就好像沿着九曲黄河行走。它永不停息地滚滚奔流着，是既曲折又割不断的一道长流。新的地理形势促使黄河转了弯，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五四”以来诗歌的革新。如果循流溯源，那当然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那当然还是继承与发展着殷周以至明清的诗歌传统。只是自此而下，黄河便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现代诗歌，已经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直接汇入“世界文学”的汪洋了。

    人所共知，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从1915年就着手白话诗的试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桎梏的方向冲击。白话诗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出现了一个“初期白话诗派”，它在形式与风格上做到了多样化，而统一于白话。假如说，“五四”初期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严肃地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主要还属于开创阶段，致力于对旧诗的否定。那么，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当时称之为“异军突起”，就更立志于新诗的创造，不再单纯着眼于诗的形式的创新，而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碑，那么，堪称新诗革命先行者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就是稍后出现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这就奠定了以创造为宗旨的新诗传统的基础，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诗传统的基础。

    须特别指出，与上述诗风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被称作“诗怪”的李金发，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把导源于法国的象征派诗艺引进中国来，打破程式，任意涂抹，刻意追求一种新奇神秘的色彩，虽然缺少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却也禁得住时代风雨的淘洗，而耐人咀嚼寻味。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新诗第一个十年间，以口语入诗，且取得显著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不过诗终须讲究节奏韵律。怎样在口语中提炼出诗的语言，似还没有来得及着意探求，以致不免过分直白松散。针对这种情况，自由诗确立之后，格律诗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带上镣铐跳舞”，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的当首推闻一多。闻一多于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诗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更以自己的创作来印证，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诸诗人的应和，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流派，它就是朱自清所指出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内的第二个诗歌流派，即继自由诗派之后的格律诗派，也就是新月诗派。新月诗派的诗人和诗，跨越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主要代表自然还是徐志摩和闻一多。

    20世纪30年代真正能够“把一代底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的，是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芦笛》《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些表现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诗篇。卢沟桥头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抗日的狂飙爆发了，也迎来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诗歌时代。卞之琳不再“站在桥上看风景”，而是到了西北战区，献出了他的《慰劳信集》；戴望舒收起了彷徨于“雨巷”中的“油纸伞”，而在“狱中题壁”，并且“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放声歌唱“永恒的中国”！

（有删改）

    海绵城市是一种形象的表述，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建设海绵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认为，我们的城市应该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

    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是对路面进行透水铺装，和建造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蓄水池等设施。其直接目的固然在于收集利用雨水、减少洪涝灾害，但从城市建设理念来讲，这其实是对城市公共设施、生态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是着眼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布局。

    海绵城市理念主要包括一个核心指导思想，三大建设途径，三大雨水系统和四大关键目标。

    一个核心指导思想指低影响开发理念。三大建设途径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低影响开发。针对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维持自然的水文特征。针对已经遭受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破坏的生态系统，采用生态手段进行修复。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应积极采用低影响开发理念，减少硬化面积，提高城市滞蓄、渗透、净化雨水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实施海绵城市建设呢？海绵城市建设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海绵城市建设遵循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道法自然”，建设自然、生态、绿色的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太过于强调灰色基础设施建设，相应地淡化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灰色基础设施过分注重人工化的工程。而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就是用生态自然的，或者模仿自然的生态措施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还应因城、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复制某一固定模式。应该尊重科学，不能过分地夸大或贬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作用。注重利用适宜当地的生态化设施，如植草沟、雨水花园、雨水塘、多功能调蓄水体等，这些设施还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资源，缓解城市径流污染和内涝风险，降低水环境污染巨额治理费用，减少城市内涝造成的巨额损失。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通过宣传与交流，让老百姓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建立关于雨水排放的奖励和补贴机制等。北京就曾经对开发商提出了，如果建立雨水利用设施，就会减免防洪费。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从本行业的规划、施工、软件模型开发，到带动其附属产业的产品制造等，能够促进多产业共同发展。在雨水系统改造的同时，可以结合道路铺装改造、绿化景观提升等项目来共同完成。国家的投资，加上地方上的配套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甚至有人预计未来海绵城市的建设规模可达万亿。

    海绵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连片效应，不然，就很难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若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小区、每一条道路，都按照低影响开发理念来规划和实施，就会积少成多，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以水定城”的战略，这对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会大有裨益。

（选自半月谈网《海绵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有删改）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文学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隋代王通和唐代刘迅相继“续《诗》”，选录《诗经》之后的诗歌并纳入诗教范畴。“续《诗》”不仅很难达到其经学目的，反而容易使人们从汉魏六朝诗歌的情貌特征，推想《诗经》的本来面目，成为解构经学和尊经意识的潜在异质，为《诗经》入选文学总集提供了反向的启示。宋代朱熹设想编纂一部收录《诗经》《楚辞》和后世诗歌的大型诗歌总集，直接为文学总集选录《诗经》做了理论准备。但朱熹最终未能将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也预示着总集选录《诗经》的思想阻力依然强大。直到明代，才出现《诗学正宗》《汇古菁华》《诗冶》等真正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走下经学的神坛，融入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偶然，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以彰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的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不仅出现在《终结者》之类的科幻电影之中，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谷歌旗下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就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艺创作，也开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前，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CSLT）作诗机器人“薇薇”通过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著名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将人与机器隔开后，如果有30%以上的机器行为被人误会为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为，则机器应被视为拥有智能。），机器人“薇薇”创作的诗歌令社科院的唐诗专家无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认为是人写的。

    文艺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记忆与思维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这本是人类的骄傲。面临人工智能，人类传统的文艺创作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机器人“薇薇”开启数据库诗歌写作模式。有的诗一看就是机器人笨拙的模仿，但有的诗判断的难度要大一点，比如这一首《落花》：红湿胭艳逐零蓬/一片春风细雨濛/燕子不知无处去/东流犹有杜鹃声。要想甄别就需要推敲，但只要认真思考，“细雨濛”之类别扭的用法还是可以被识别出的。

    那么文学创作上，人工智能在模仿什么？人工智能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文学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越是海量数据，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转载请保留此链接！。“薇薇”这类写诗的人工智能程序，学习过的古诗，估计是《全唐诗》五万首的几何倍数之上，故而可以在表面上，进行一些有模有样的模仿。

    虽说如此，但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的优美与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永远无法被量化、被标准化。人工智能在“阅读”上可以远远超出所有诗人，它可以按照基本的诗歌规则组合出一首诗，但这种组合不是创作。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人工智能开始文艺创作，而是我们对于文艺的理解趋向人工智能化。某种程度上，值得当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机器人变成了我们，而是我们变成了机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机器人诗歌，如果有较好的诗歌修养并不难识别，但在各种伪托李白藏头诗的口水诗都可以在网络上流行的今天，我们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将无法判断一首机器人诗歌和一首好诗的差距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在注视着未来的自己，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对于人文的步步蚕食。

    文学理论大家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复杂始终对应于人心的深邃，人性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部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远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只要灵魂没有枯竭，文学这朵艺术之花会永开不败。

（选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在此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文化交流交融，中华民族最早的大家庭逐渐成形，国家由此诞生，“大同”社会理想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价值追求逐渐深入人心。

秦汉至宋元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期，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成熟并迈向新的高峰。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形态，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文化支撑，民本思想、文治主张、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等得到丰富和完善。贯穿其中的价值主线是对“大一统”的坚定追求。

明清以降是中华文化的转型期，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丰厚遗产。“大一统”趋势愈益强化，新生社会因素愈益彰显。面对新的时代变革，中华民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甘沉沦、前赴后继、浴血奋斗，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

历史从来都不是冰冷的过去，相反，我们一直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今天的现实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同时又是通向未来的起点。缺乏历史关怀、历史自觉的民族，不可能拥有远大的未来。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历史道路的自信，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摘编自高翔《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有改动）

材料二：

所谓学问，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知识的系统化与对材料的融会贯通、对问题的融会贯通紧密相关。为此，推动历史学科融合发展，首先要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既要在整理材料上做到融会贯通，也要在思考问题时把相关联的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考虑，还要把问题与材料融为一体，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要想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并形成重大成果，必须把不同历史学科的材料与问题融会贯通起来。

做到融会贯通，需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使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真正科学的理论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高度统一。

只有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才有可能贯通古今，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形成的研究成果有思想穿透力，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摘编自王震中《以融合发展推动史学创新》有改动）

材料三：

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它是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时较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这文献材料本是彼此依存的有机整体；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

（摘编自王贵元《努力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