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欣赏对象时，我们对于形制的重视还是倾向于大江大河，峻岭崇山，长篇巨制，富丽堂皇。由于形制巨大，决眦而入，砉然映现，使人大为震惊。今日之欣赏语言常有“太震撼了”一词，用来表达内在情感的一时之震动。如果是小形态，小丘小壑，小虫小草，断然不会有如此惊兀。譬如观齐白石笔下小昆虫，那么细微而薄的翅羽，那么细腻的触须，是不会惊呼震撼的，只是暗暗叫绝，对如此笔调细细把玩。

    大小只是空间形式，物质形制而已。明人谢榛认为：“大篇约为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为大篇，敷演露骨。”可见，大未必佳，小未必不佳，不可执著于外在的恢宏与浩大。禅语云“芥子足以纳须弥”，这就是小的魅力。有的书法作品实在很小，这是它的规定性决定的，如一枚木牍书法，一枚信笺纸，就是以如此尺度示人的。一个人在如此小的空间表现，同样是一种精神需求，同样需要技法的力量、审美的力量，能够表现到何等分寸，并不可因为小而轻视。但我们往往会提出小中见大的意见，以为这是小作品的高境界。其实小就是小，未必见大。小而精致、灵动、巧妙，如此持守于小，已经足够。震撼是一种美感，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力量，使人猝不及防，魂魄失守，惊谔无措，一时身心悚动，难以自持。唐人论书诗中常有这种观赏的效果，书者执笔疾驰，观者激动失色失声，整个场面互动，一时鼎沸。这种美感是明显的，由此更易于表达、渲染，更令人倾倒。这使得表达时落了俗套，所谓“太震撼了”，千人一词，似乎不如此言说不足以表现心灵状态。那么，震撼之后有多少人细细把玩，将其放在平静的心态下呢？所以清人张向陶问得好：“听到宫商谐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

    相比之下，更有悠长意味的是那些细流涓滴不绝如缕的幽微之美感，它们不动声色，细细诉说，让人激动不了，无所谓震撼、震惊，似乎寻常之至，甚至还有一些柔软、微小，倘若心情粗糙匆匆而过，还真的把它们忽略了。这一类的小作品，有着江南那般的秀气、秀色，以韵行于婉曲，深婉不迫，不冲动、兀傲，具备平静温和之致。在缓慢的生活节奏时代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细细品咂，没有急匆匆赶路的焦灼，更没有一次性消费的决断。那么，那个时代那些人，就有可能去发现那些婉约、细腻之美。有古典诗词欣赏者提出了欣赏的“弱德之美”，想一想还是很有道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固然有豪迈之美，“大江东去”也有关西大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做振聋发聩之声，但是我们去读姜白石的词，那词中经常出现的暗水、坠红、冷香、淡月、寒蛩，笔致清虚，意境空灵，善于以冷色调来处理炽热，使之雅化弥漫。初始时阅读是会脱手放过的，再读时就有了睹水中花影、帘里美人之感，如微风花上过，冷香疏影时隐时现，反而不能释卷了。由于作品不正面地给欣赏者强烈冲击，反而使人生出好奇，经婉曲小径引导，走入幽僻处，注意到了大场面所没有的景致。

    宋人包恢说：“隐然潜寓于里，而其表淡然若无外饰者，深也。”

（节选自朱以撒《优婉不迫》，有删减）

    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性，但距离周围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年间，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节选自《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有删改）

    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科的创立，至今尚不到百年。进入20世纪初期。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文的研究文献的梳理、方法的探索，还是基于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尝试构建中国哲学体系，均取得一定进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哲学学科最初的建立，可以说是学习和依傍的产物。一方面，它所研究的材料和对建文中国的:另一方面。它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框架主要是外来的。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只不过问题意识和思想框架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进一步丰富了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传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时期。比如，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描述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又如，汤一介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试图构造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等等。在通史之外，无论是断代史还是学派和人物的研究都向纵深发展。以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新材料发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带动了人文学科内部的知识互动。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日益形成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

    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体现在更加重视中国思想文化的固有格局，而不是依赖西方的哲学定义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来择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识体系。经学传统重新被关注就是一个例子。冯友兰晚年特别强调，要重视《周易》哲学研究。其弟子朱伯昆所著的《易学哲学史》，不仅系统梳理了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而且确立了传统经学在中国哲学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后来的学者除继续探索易学哲学之外，还进一步讨论《诗》《书》春秋》等的哲学思想，丰富了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自觉，还体现在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发掘。21世纪之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内在价值的一次系统反思，也是对长期简单以西方哲学框架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系统反思。经过此次讨论，中国哲学研究者增强了对哲学多样性的认知，认识到不应把欧洲哲学或者美国哲学看作哲学的唯一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当然，这不等于不去寻求与外部世界的会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新时代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更加急迫。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学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传统，更加平和地处理与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的对话，更加从容地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中国和世界的会通中确立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在这个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借鉴、知识和话语创新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王博《增强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2019年7月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先看意象和物象的关系。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例如，“梅”这个词表示一种客观的事物，它有形状有颜色，具备某种象。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之中，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趣、美学理想时，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由于古代诗人反复地运用，“梅”这一意象已经固定地带上了清高芳洁、傲雪凌霜的意趣。

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再看意象和意境的关系。我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里说，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现在又说意象是主客观的交融契合，那么意象和意境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可以这样区别它们：意境的范围比较大，通常指整首诗，几句诗，或一句诗所造成的境界；而意象只不过是构成诗歌意境的一些具体的、细小的单位。意境好比一座完整的建筑，意象只是构成这建筑的一些砖石。古人有时以象和境对举，很能见出它们的区别，如王昌龄说：“圆通无有象，圣境不能侵。”刘禹锡说；“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显而易见，象指个别的事物，境指达到的品地。象是具体的物象，境是综合的效应。象比较实，境比较虚。

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两句诗构成一种意境，其中有春天到来的喜悦，也有流光易逝的感喟。春的脚步随着雨声来到深巷，进入小楼，给诗人带来一个不眠之夜。诗人设想明天早晨该能听到深巷传来的卖花声了。如果把这两句诗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它包含四个意象：“小楼”“深巷”“春雨”“杏花”。“小楼”“深巷”，有静谧幽邃之感，衬托出诗人客居临安的寂寞。“春雨”“杏花”，带着江南早春的气息，预告一个万紫千红的局面即将到来。陆游这两句诗的意境，就是借助这些富有情趣的意象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材料二：

月亮创造了心灵虚静和空间澄净的审美意境。这首先是因为月亮升起于“寂寂人定初”的夜晚，人类主要是在太阳下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这就赋予太阳与月亮不同的含义。太阳意味着真实与运动，而月亮象征着寂静与超脱。太阳下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停歇之后，艺术的创造便在寂静的月色下悄然展开。其次月亮的文化内涵是阴柔的美学风范。当中国美学追求安详阴柔优美的明月意境时，也就找到了月亮原型，呈现出娴静与空灵的审美特征。

王维《竹里馆》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衬托着宁静自适的精神境界，寞寞心事中笼罩着一片飘逸出尘的寂寂梵音，月在艺术观照中的虚静，主要目的还在于表现心的虚静。孟浩然《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谓：“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初升的明月升起于松间，带来丝丝夜凉，凉爽的夜风送来阵阵悠扬的泉声，整个时空充满着天籁般的乐音和遗世独立的静谧。刘禹锡的《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几乎可以说是道破了月的虚静的审美底蕴，即使是茫茫尘世，只要望一望月亮，看一看月光，也可以澡雪精神，洗尽尘烦，带来审美的愉悦温馨。

月亮展示给人们的还是澄碧晶莹纤尘不染的洁净世界。从《陈风》的“月出皎兮”到《春江花月夜》的“江天一色无纤尘”“空里流霜不觉飞”，月亮始终是冰清玉洁的形象。刘禹锡这样写道：“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八月十五日夜玩月》）静静的月光洗着大地、洗着宇宙，也洗着人们的肝胆精神。在月光的映照下，世界被改造了、被移动了、被诗化了。人们喜欢用冰轮、玉盘、清辉等来指称月亮，正是表现着月的洁净品格。

（摘编自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

①正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每一种具体的文化构成了丰富而多样的民族文化传统。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版。工匠精神在中国历经超越五千年的发展，所累积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是中国工艺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最具国家文化意义的特征与代表。一部中华文明史凝聚了每个朝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遗憾的是，他们鲜有留下姓名的。即使留下了姓名也只是一个标记，流传不广，不像文人的诗篇那样千古传唱。今天，当这些工匠的各类作品陈列在博物馆中，构成“古代中国”的时候，人们在赞叹其工艺成就之余又少有人去追问工匠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存在。这是历史造成的误区，也是审美造成的困惑，而中外大致都是如此。可是，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作用于各行各业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参照。

②工匠精神是以手艺支撑的精神品格，是技术之外的精神外延。从古至今的工匠都有属于他自己、又表现传承的绝活，他们是技与艺的综合。即使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样粗简的制作，在技术的很多方面，包括其中的绘画和烧制，都是在不断的失败中而获得的成就。在不同的类别和材质上，不同的技艺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显现了类别的特点；而在相同的技艺表现上，其工艺水平则区别了大匠与凡工。对精湛和极端技艺的追求，是大匠巧夺天工的毕生努力，而突破与创造则是彰显其魅力的核心。手艺的磨炼是时间的消费，也是精神的倾注。它们需要持之以恒，需要一以贯之。在不同类别的手艺中，有着各自的技术基础和终极目标，但精雕细琢和一丝不苟，则是工匠们的共同追求，其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是对工和艺追求的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在中国丰富的工艺世界中，玉石、金银、青铜、陶瓷等不同材质的品种，从造型到图案，从绘画到雕刻，从印染到织造，从剪到刻，从嵌到绣，从编到织，如此等等，工匠精神所追求的完美，是工与艺的完美结合。无工不精，无艺难美。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具体的设计，再到工艺的制作，工巧的概念以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严谨，都在追求极致的品格中表现为不同于一般的精神和境界。

③精湛的技艺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历久的磨炼和谙熟于胸的心得。因此，它往往深含私有性的特性。而技艺的传承就在一个保留与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如何传？传给谁？都需要在家族或弟子中进行甄选。传承的重要性不仅是要将手艺与成就传给后人，以避免初始阶段的失败，还要以能够不断、不绝为依归，应该说这也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了传承，师傅会总结出特定的方法或口诀，会设计出特别的窍门和要领，这一切技术方面的内容在传承过程中的守望与相依，需要工匠精神奠立思想的基础。为了使特定的技艺能够代代相传，精神的延续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这种传承更重要的是手艺与责任的托付，成就与精神的延续。

④工匠精神也是一种态度。尽管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工匠创造了无数能够代表时代的经典工艺作品，可是，鄙视工匠却是历史的尴尬。低下的社会地位，艰苦的工作环境，超强的体力透支，经年的时间付出，磨炼了他们那超于常人的意志。而技艺的传承以及依靠技艺而维持的生活，也树立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念，造就了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农耕时代特有的现象，终其一生，代代相传，一种手艺连接了一个家族的营生，一种手艺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类别。显然，职业态度中的自我信念是维系其发展的本源，因此，自得其乐成为手艺持有人的职业态度。他们世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恪守在自己工坊内，不为外界所迷惑或见异思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人生态度，将技艺在身视为生命的主体，矢志不渝。

⑤工匠精神的示范作用以及影响力并不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在不同行业内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特质，其普世价值在于应用和举一反三。尽管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的手艺和行当被自然淘汰，因为失去了基本的应用，可是，像服饰和工艺等依然在实用和审美的领域内表现出了存在的价值。而有些行业的工艺经过产业化的激发，表现出传承中的延续，延续中的创造，焕发了青春。其中有些依据工匠的技艺而创立的品牌，则成为由精神和手艺所构建的行业的标志，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市场的追捧。其中产业化的发展更将这种具有传奇性质的品牌故事，变成了推动市场发展的力量。工匠精神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它能够激励创造精神，督导恪守品质与品格，推动制造业向更高的水平和质量方面发展。工匠精神是提升国民素质与品质生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精神支柱，因此，社会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厚爱。

⑥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需求和原料联系紧密的手艺，其历久性是巨大的考验，因为它们很容易失传，有许多仅三两代而已。至于物质文化中许多杰出的成果，有的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戛然而止。尤其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中，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物质文化正日渐消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工匠不存，精神焉附。工匠精神不能存在于书本和记忆之中，需要唤醒记忆中的工匠精神而传承。

（摘编自陈履生《工匠精神是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