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损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几乎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传统与时尚。以前在比较研究中有一种强人政策，即拿自己文化的精华与对方文化的糟粕相比，以显示自己文化的优越性，英国人在比较英国文化与德国文化时常这样做，德国学者在将德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作比较时也用这一方式。比如，尼采说英国文化是懒惰的猪猡文化，英国学者则说德国文化是浪漫的、非理性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第一流思想家不用强人政策，而用矮人政策，即以自己之糟粕与外人之精华相比，越比越矮。胡适把中国文化简单概括为裹小脚加鸦片烟，西方文化则被他简单地概括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是奴性，而西方人的反抗心理则是其个人独特个性的表现，竞争说明其社会年轻，充满活力。自全盘西化的口号提出后，有一个信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腐朽的封建文化，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不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源头活水，真正能救中国的文化、价值只能来自西方，这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包括社会主义者陈独秀、自由主义者胡适，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乃至大文豪巴金、鲁迅。“五四”时期，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认真地反省民族文化的弱点，抨击民族灵魂中的缺陷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些人却采取了十分情绪化的偏颇态度，他们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时，掺进非常严重的自贱自虐心理，觉得自己的民族什么都不如别的民族，从而产生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者遂转变为民族虚无主义。

    任何文化，既有相似性一面，又有民族性一面。不同的民族文化，原本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吸纳，因为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却流行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甚至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学者，也是欧洲中心主义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就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张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理念，在外国人的著作中，对中国人的民族个性有许多丑化的描述。

    文化发展繁荣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我们应该积极吸收，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也就不可能反映时代要求，从而就会游离于当代人类文化

    发展的轨道之外，这样的文化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但是，吸收外来文化，绝不能人为地斩断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样做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认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十分有害的。

    继承与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不是对传统一味顶礼膜拜，奉若神明。而应该用科学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它，分析它，批判地继承，积极地发展，这才是新世纪炎黄子孙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

    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作 ，是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之形。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主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作涂层。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任意窜改和胡编乱造。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气质原本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素质，是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也指风度、模样。借用到书法上来，

    讲的也是其稳定的个性特点。书法的气质便是在色彩、布局、笔墨、线条中展现。那么，除了表现之外，书法的气质来源于哪里呢？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内在涵养和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内心平衡及文化修养的结合，是持之以恒的结果。同样，书法的气质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书法的气质首先来源于法度，书法的“法”就是方法和尺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字由篆而隶，进而有楷、草，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度。从单字结构到章法布局，再到笔墨精神，都有一整套行为规则，不同的书写者如何拿捏运用这些规则，便是“度”。面对同一规则，每个人运用的度不同，所以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内在统一的书法作品。

    书法的气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累积。这种累积，不仅是总和，更多的是特质。文人，是笔墨里生出来的魂灵，这样的魂灵，源于笔墨，而又付于笔墨。书法是他们的心迹，如果说“迹”是书写，由心而生的迹则是书法。书法最讲心迹。“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讲的便是这个道理。中国文人的气质成就了书法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的气质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气质，更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讲书法，最具特点的两句话是：结构严谨，法度庄严。两个“严”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和书法的高度自律精神。

    法籍华人哲学家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书法的地位和意义。书法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汉字最初多是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书写要求更加简便、快捷，汉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符号化。而书法把这种生活的具体和符号的抽象统一起来，用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书写风格，把这种黑白、动静、虚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且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维、情感与生活的统一。从《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欣喜、《祭侄文稿》“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痛，到弘一法师临终写的“悲欣交集”，无不表现出活生生的灵魂与现实的对话。中国哲学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书法便是这种结晶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说，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有删改）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庆绪，永明中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请。父丧不食盐，母曰：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从之。父梁州之资，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料得父时假贳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为始安王遥光抚军刑狱，兼记室。遥光好棋，数召慰祖对戏。慰祖辄辞拙，非朔．望不见也。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帝欲试以百里，慰祖辞不就．。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慰祖卖宅须四十五万，买者云：宁有减不？答曰：诚异韩伯休①，何容二价？买者又曰：君但卖四十六万，一万见与。慰祖曰：岂是我心乎？少与侍中江祀款交，及祀贵，常来候之，而慰祖不往也。与丹阳丞刘沨素善，遥光据东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溃一日，沨谓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门者出之。慰祖诣阙自首，系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半成。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刘洋、裴揆，令后世知吾微．有素业也。又令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

（选自《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三）

【注释】①韩伯休，东汉人士，因卖药三十多年从不接受还价而为世人所知。

材料一

空灵，是中国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也是中国艺术的重要范畴。在西方没有这样相似的美学观念，这是东方民族独特的美学思想。中国艺术追求的境界如高山大川之间的一朵幽兰，它似有若无，无人注意，自在开放。这样的美淡而悠长，空而海涵，小而永恒，其最大的妙处在于：它在“空”中增加人们玩味的空间，在于其空灵中的实有，静穆中的崇高。

中国人认为天地自然都由一气化生，面对气化流荡的世界，他们发现了虚实的奥秘，发现了“有形但为无形造”的哲学原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在虚实二者之间，中国艺术对虚更为重视，唯有虚，才能给欣赏者提供“对物象产生距离”的载体，在赏画、读诗、游园中获得空灵的美的享受。

“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欣赏中国画，不仅要看画在画面上的，而且要看不在画面上的东西，通过画面的有限形式，想象到无形的世界。诗也如此，诗要沉着，更要空灵，沉着与空灵并重，才会有悠然的韵味；诗要有言外之意，意外之韵，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在中国园林艺术中，虚空的世界永远在造园和品园者心中存在着，他们得诗画“空”之精髓，故有灵气往来。

中国园林创造就是引一湾溪水，置几片假山，来引领一个虚空的世界，创造一个灵动的空间。我们目之所见的世界，在虚空的氤氲中显示出意义。如果赏园者只是停留在视觉观察中，就有可能错失小园中所包裹的万般景致。在中国园林中，假山不是山，却有山的巍峨；溪涧不是海，却有大海的渊深。回廊是狭窄的，它却可以引领人走向宇宙纵深；小桥曲折，却将人度向另外一个世界。至于云墙偎依着篱落，曲曲地在丛树中逶迤，真把人的心牵向更远。

亭在园林中有着独有的地位，园林无水不活，也可以说，因无亭不灵。亭子是实用的，它可以供人休憩。亭子又在园林中起到收摄众景的作用，松散的景物，往往通过亭子的收摄成为一个整体。而更重要的是，亭子是为人的心灵所特别设立的景观，古人所说的“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就是就此而言的。因为它“空”，所以它“有”：“空”通过我们的心灵变成了一个蕴涵丰富的世界。

（摘编自朱良志《曲院风荷·空山》）

材料二

宗白华先生曾以“太虚片云，寒塘雁迹”形容艺术的空灵境界，这一描述是十分形象而精当的，空是虚，是无，是静穆；而灵则是实（不同于写实之实），是有，是灵气，是生命。这两者正好组成了空灵风格的两个基本点，也是所有中国艺术史上偏于抽象写意的艺术品的两个基本点。然而灵实以空为前提条件，周济说：“空则灵气往来”，可见不先求空，灵气就无法产生。不过反过来说，没有灵，空就成了“顽空”“死空”，谈不上美感的力量了。因此，中国古代美学谈空灵往往表现出一种辩证的眼光。苏轼说得好：“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外枯”乃指外形的简约、空虚；“中膏”是内在的生命力之旺盛，所以“似澹而实美”，并非一片死寂枯竭。刘克庄说过类似的话叫“若近而远，若淡而深”；金圣叹则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来表达这种艺术境界。

那么，这种空而灵、虚而实的境界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涉及“简”的问题。简者简约，美学上的简约不同于科学论文或其他实用文体中的省略，而是说寥寥数笔而意趣盎然，也就是说，以极其简化的线条传达极其丰富的意蕴，从而使人想象于无穷。如果一首诗、一幅画中的意象或线条简约而又有无穷的美感发生之力，那么这首诗或画就达到了简约和空灵。李东阳认为王维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二句诗“淡而有味，近而愈远”，恐怕正是因为它们以简约洁净的意象深深地透衬出宁静、闲适、恬淡的心境和意蕴的缘故。王维这首小诗名为《鹿柴》，全诗共四句：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诗的首二句以空山之空旷、无人、静寂、幽深，作为背景，而活跃跳荡于这个背景之中的则是生命的声音，无人而生机盎然。后二句似一个特写镜头，诗人捕捉了一束晶莹透亮的光束，它像金色的线一样穿透深邃茂密的森林，最后栖息于青青的苔藓之上。深邃空幽的绿色丛林中透下这一束光芒四溢的阳光，这是多么空寂而又灵动的境界！“空山”“深林”是空；而“人语”“返景”则是灵了，这两者一旦被天衣无缝地接合起来，就是绝妙的空灵境界。

总之，从美感经验的角度说：空灵和简约是指简化的外形中包蕴着丰盛的美感发生之力，每一意象、每一线条、色彩、音响都凝聚着旺盛的、生生不息的美感张力。如宗白华先生说的：“中国山水画趋向简淡，然而简淡中包具无穷境界。倪云林画一树一石，千岩万壑不能过之。”而这，不正是抽象艺术超过写实艺术的地方吗？

形简而旨丰，以高度抽象、饱蕴张力的形式传达丰富的情感内涵，这种艺术理想在我国古代艺术创作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中国的古诗一向以意象简洁称著，而简洁中包含无穷的情感意味。

（摘编自陶东风《空灵论》，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