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记者徐瑞哲）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百年语文”走到当下，有什么教得太多了，又有什么教得太少了？昨天，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在华东师大落幕，不少名家一针见血、针砭时弊。

    语文，是语言，也是文学，但绝不同于美术课。甚至有时，借助视图的“帮助”，反而限制了学生对语文文本本身的理解，无助于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如今，中小学校语文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频率与其他科目一样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滥用多媒体已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他发现，有些中学语文课堂已经不用黑板，只靠多媒体屏幕上课。比如教曹操的《观沧海》，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全是网上下载、拼凑而成的。他认为，这样虽然很直观，文本解读却被切割得零碎了，学生阅读兴趣与经验也被挤压了，对文字的感受与想象被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另一方面，语文课少了一个重要的口语教育功能。与外语课相比，语文课几乎与口语表达训练没什么关系，在“听说读写”中嘴巴似乎最用不上。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上海等地的外语科目考试都加入了听说测试。而语文科目考试从来都是笔试，“既然高考不考，就几乎没人关注语文也应当培养口头能力。”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表示，眼下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似乎离开讲稿就不会讲话。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语文课过于单一的书面语教育不无关系；同时，这也与学生过多依赖多媒体络有关，其口头交际需求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2014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07版）

材料二：

    3月28日上午，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主任孙连成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的老师、部分家长做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的报告。

    当天的报告会上，一直致力于中美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工作的孙连成一再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母语教育就是语文，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相信在2017年高考改革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孙连成说。

    孙连成介绍说，美国很重视母语教育，“美国高考考三科，第一科大家知道肯定是数学，第二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说是语文，对，那第三科呢？我告诉你还是语文。美国高考有三科：数学、阅读和写作。数学多少分呢？800分，那两科呢？每一门也是800分。”

    再看看美国小学的课程表。相当于我们语文课的英文课，一年级每天的教学时间大概190分钟，二年级150分钟，其它年级和二年级都一样。

    “我曾做过统计，美国人对母语教学的时间一周是950分钟，我们多少？拿非常重视母语教育的清华附小来说是320分钟。”孙连成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排在各科之首，“因为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有再多的思想也没有用，你需要语言的表达。”他说。 孙连成分析说，起始于2017年高考的这轮改革方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语文的重要性，语文的分值增加几乎已成定局。

    “我们这次高考改革不是学习美国，而是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一些方法。比如对母语的重视，比如强调语文教学与音乐、美术、思品等的融合教学。”孙连成说，在中国，学校不能给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因为有些课程体系课表是由教育部门决定的。家长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去补回这些东西。数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语文一定要重视。

    他介绍，美国学校的课程种类少，但注重演讲和辩论以及小组学习，尤其强调细致观察。老师会经常让学生仔细观察一幅图或者一个画面，然后说自己观察到什么，再进行小组讨论或辩论。

（长春广播2015年3月29日，有改动）

材料三：

    中考总分相同，优先比较语文成绩。日前，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中考招生政策，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往年单科成绩参考录取顺序是数学、语文、外语，今年则将语文调到首位。从“更注重数学成绩”调整为“更注重语文成绩”的导向，值得点赞。

    人是传播的动物，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工具，语文是重要的人文社会，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和科学的基础。对学生来说，学好语文的确重要。因为，无论学习什么都需要借助语文的力量，在语文上多下点功夫没有亏吃。希望中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能重视语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语文素养，加强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样做不但在中考时不吃亏，更有益长远。

（摘自201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何怀宏说自己曾做过一次试验，让孩子朗读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本，结果40多分钟就读完了。“作为母语的中文，整整一个学期在学校学一本课本，每天几堂语文课，回来还有课后作业，就翻来覆去学这点东西，考试还不怎样，真是觉得太奇怪了。”何怀宏说，他认为只有大量阅读好书和勤于写作才是培养好的语言能力的关键，而好的语言能力则又是好的思考乃至好的创意的关键。

（摘自2015年4月1日腾讯教育）

材料一：全国各阶段学生视力不良率情况

材料二：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了《国民健康视觉报告》。研究估计，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和远视的患病人数大约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保守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将高达56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高达1.1%左右。

    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到时候，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

    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视觉健康危机。李玲建议，应系统地制定公共政策，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将青少年视觉健康同国家发展、公共安全联系起来，将减少青少年近视率作为“十三五”发展的重点项目。其次，将视觉健康纳入国家健康保障计划。最后，加强视觉健康的社会宣传、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摘编自李玲《国民健康视觉报告》2015年6月9日）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查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近视成因分为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境因素中，生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起的近视越来越明显。”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表示，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特点，近视患病率仍在上升。

    中小学生群体中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的，而课内外负担过重一直被当作近视发生的重要原因。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使孩子继续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更是雪上加霜。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避免在孩子学习和娱乐活动中过多使用电子产品。

（摘编自《我国近视患者已达6亿 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2018年08月20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林克艾普大数据，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可以预见的是，未来00后的数字阅读潜力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摘编自林克艾普公司《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个百分点，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人口识字率持续上升；2014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并发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对国民图书阅读量、阅读习惯、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等进行统计研究。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2014年人均图书阅读量4.56册、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0%，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也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差距不小。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确实没时间读书，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中国人工作强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天下趣事网《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

材料一：

    一些电商平台会利用满减、红包、优惠券等活动，通过“先涨价再促销”的方式，以假折扣误导消费者。某些网店经营者为吸引消费者，不惜在商品标题或宣传页面中夸大甚至虚构部分产品功效或性能。许多商家以次充好。混搭销售劣质商品。还有许多商家把钱花在“刷单”上，很多消费者容易被虚增的部分好评或销量蒙蔽。网购不仅要看商品评价和成交量，还要注意销量突增或突减现象。不少网店经营者断章取义，利用声明、规则、通知等形式“秒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且常常利用合同约定，使用技术手段强行搭售，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一些“网络专供款”不仅质量参差不齐，售后待遇也大相径庭，售后维权的成本较高、周期校长，这种既费时又费钱的等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煎熬。部分不良商家针对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消费层次等特征，定向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容易出现订同样的酒店、买同样的服务，苹果手机用户比安卓手机用户贵；同样的打车起点和终点，不同用户价格也不一样。

（摘编自《市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警示：网购的八大“陷阱”》，《盐阜大众报》2019.03.15）

材料二：

    不再“单纯”的微信朋友圈已发展为网络营销的一种常见方式和渠道，由此衍生出的购物纠纷事件也频频发生。微信属于社交媒体，通过微信朋友圈购物，卖家很分散，而且没有一个像阿里或其他电商这样的专业电商平台来规范买家和卖家的关系，没有对卖家资质的审核、验证以及信用评价，导致微信朋友圈的卖家质量和信用良莠不齐。从平台的角度来讲，作为社交平台，微信上很多信息都很私密，平台基于对用户隐私权的尊重，不能监控人们的日常通信，所以发在朋友图的广告以及微信交易确实很难监管。

据统计，2018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顿为31.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5%。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消费纠纷——2018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网络购物投诉168.2万件，同比增长高达126.2%，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质量不合格、经营者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等成为投诉的主要问题。

（摘编自《微信“朋友圈”渐成“商业圈”网购还有多少痛点待解》，《光明日报》2019.04.22）

材料三：

    针对网购行业的种种乱象，2019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义务，同时还强化了经营者的举证责任，这无疑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再次表明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线上网店还是线下门店，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不能突破合规的基本框架。

    无论是电子商务法对商家行为的规范，还是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本质上都是对整个电子商务行业规则的重塑。当然，从缺少规则、野蛮生长向透明化、规范化过渡，可能会伴有转型阵痛，但从长远看，只有电子商务经营者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来参与市场竞争，履行自身义务，整个电商行业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要真正让网购环境清朗，必须构建起买卖双方和监管者共同发力的消费环境。盼望随着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断落实、监管部门的重拳整治、网购平台的自我净化以及消费者维权意愿的不断提升，未来的网购商品不仅能让人们买得放心，而且用得舒心。

（摘编自《对网购乱象不能“自认倒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5.01）

    材料一：

    最近，讲述“慰安妇”老人生存现状的纪录片《二十二》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悲情触摸那段充满伤痛的历史；继而纪录片中老人们的截图竟然被制作成“表情包”在 网络上出现，引发集体愤怒。两件事，让我们分别看到了尊重与无知。

    “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一位观众的话，道出了多数人观看《二十二》之后的感受。老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那些烙印于心的伤痛，即便只是通过平静的镜头语言，也足以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从上映前 3 万多人为影片捐款，到后来无数人转发影片信息、呼吁人们观看，可以说，一部纪录片，倾注了从制作者到观影者共同的情感，也凝结成整个社会的集体追思。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老人们痛苦、哭泣的表情，竟然被制作成充满戏谑色彩的“表情包”。这种消费苦难、无底线娱乐化的举动，无异于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也是对大众集体感情的挑战，当 然让人难以接受。后半生都在悲剧中活着的“慰安妇”，犹如压在我们民族心口上的一 块石头，这块石头上刻印着战争历史的痕迹，也承载着不能忘记的家国之痛。况且，她 们所遭受的侵害，至今没有得到始作俑者的道歉。如何对待这些战争受害者，直接关系 着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摘编自《别让对历史的铭记毁于“表情包”》）

    材料二：

     “葛优躺”表情包侵权案二审落槌，维持原判，判决艺龙网公司赔偿葛优经济损失 及维权合理支出 7.5 万元并赔礼道歉。从“葛优躺”走红，到葛优肖像权“躺枪”，再到今天葛优胜诉，尽管维权过程并非轻而易举，但这起案件给企业和公众都上了一堂普 法教育课：使用真人表情包不能随心所欲，即使博人一笑，也应谨守法律边界，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时下，表情包已成为流行的网络表达方式，但也带来了滥用的乱象。除了本案中的演员葛优外，姚明、张学友、周杰等体育、演艺明星的表情包，也是网民社交聊天、商家广告宣传的热宠。事实上，明星官方出品的“正版”表情包不仅是宣传工具、圈粉利器，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现实中，明星真人表情包的使用却往往超越官方提供的范围，侵权纠纷也因此时有发生。

    更为恶劣的是，个别商家与网友在制作与使用真人表情包时，为蹭热点而践踏道德底线。比如，韩红帮助环卫工人打扫街道的画面被制作成“韩红听了都想打人”的表情包，此类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有违社会公德的表情包，不仅把网络环境搞得乌烟瘴气，更销蚀社会的价值认同。

    （摘编自《表情包也要有“法治脸”》）

    材料三：

    在网友看来，表情包的使用早已经不限定在官方提供的范围之内了。傅园慧的“我 已经使了洪荒之力了”，尔康的招牌动作“伸手咆哮”，黄子韬的“我选择狗带”以及漫画与姚明等名人照片“移花接木”合成的表情包……成了社交聊天时的热宠。随着这股潮流，商家也爱用表情包为自己的产品广告宣传。为此，部分“被表情包”的名人选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如果截取表情包图象以商业使用为目的，未经肖像权人或其三代以内近亲属同意，就会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说，如果表情图形存在对权利人的不适当“艺术”处理，体现为一种“丑化、歪曲”的效果，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摘编自《小心！你的表情包可能违法》）

材料一：

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不久前，河南省杞县融媒体中心在筹备纪念活动翻阅资料时，在杞县档案馆查找到70年前焦裕禄的两份珍贵手稿。两份手稿均写于1952年11月，记录的是30岁的焦裕禄在杞县谢寨乡（今邢口镇）开展土改复查工作的情况。

1952年1月，焦裕禄来到杞县后，先在葛岗区大云所乡和楚寨乡走访调查团组织建设，开展土地复查工作，后在谢寨乡开展土改复查工作。从时间上推断，焦裕禄在杞县工作约一年时间，改变了过去他在杞县工作5个月的说法。焦裕禄在《杞县一区谢寨乡土改复查运动第一步工作报告》中写道：“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干部团结，密切党群关系……当人民的好干部。”在杞县工作期间，焦裕禄走街串户、访贫问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群众认识到“只有坚定不移跟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自8月10日起，焦裕禄的两份手稿开始在杞县“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书画展”上展出，两份手稿为杞县党员干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提供了珍贵教材。

（摘编自《河南杞县发现两份焦裕禄70年前的珍贵手稿》）

材料二：

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满腔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来到正在筹建中的洛矿。

厂里提出，当务之急是要修一条从车站到厂区的公路。焦裕禄主动承担了这个紧急任务，厂里只给了他半年时间，领到任务后，焦裕禄就和工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在筑路工地上。由于临时搭建的工棚少，焦裕禄提出干部露天睡觉，自己带头把铺盖搬到野外，并风趣地表示，天作房地作床，这么大的屋子，这么大的床，往哪找啊！

1956年12月，焦裕禄被厂党委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没日没夜地投身于洛矿的建设中，他带领大家冲锋在前。1958年春，厂党委决定，由焦裕禄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新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卷扬机在矿山、码头、水利等建设中主要用于物料的提升与平移。为缩短工期，焦裕禄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在焦裕禄的领导下，一金工车间克服了设备不全、原材料和零部件奇缺等重重困难，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不仅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还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中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同年8月，机器分配给河南义马煤矿后，使该矿的提升能力较过去翻了一倍。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表现出良好的安全和使用性能。

1959年1月，焦裕禄由于出色的表现，被厂党委任命为生产调度科科长。1962年，他重新回到农业战线任职，从此告别了9年的工业岁月，开始了他人生又一段新的征程。

（摘编自《焦裕禄在洛矿》）

材料三：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摘编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