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发展为书法艺术的成因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汉字与书法艺术是绝对不能割裂的。“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世界上存在着数百个国家和民族，它们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它们的文字书写没有成为一门艺术。而独有汉字在其衍变过程中成了艺术，或在汉字产生之初便具有某种艺术性。一些学者以“书画同源”说阐释汉字成为艺术的起因及性质，如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金学智《书法美学谈》等。由于文字起源于象形，并且由于“文字的点画书写能够造成各种同现实生活中的形体（或动态）有类似之处的形体”（刘纲纪语），所以文字书写成了能够描写现实生活的形象艺术。这种以为书法一定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显然只是套用了一般的艺术原理。更多的人认为汉字成为艺术是由于汉字的结构这一事实，并由此认定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汉字结构的繁简、点画的错落造就了许多美的因素，这是其成为艺术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其单纯的书写成为艺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六书”造字原则看，我们似难以确信汉字产生的过程即是书法艺术产生的过程。“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为造字方法，转注、假借为用字方法。四种造字方法的目的并非在于审美，而均在于实用。即使如象形，是根据物质形状描绘简化而成，其简化的过程多少含有某些抽象的因素，然其目的仍是致用为上。由此可见，汉字在一开始并无明显成为书法艺术的迹象。

我们似应再作如下的假设：如果说，作为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工具的毛笔至今仍没有发明，今天所说的书法是否能在历史上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呢？也许人们会说，今天见到的许多历代名作并不全由毛笔表现，那些墓志砖铭、摩崖刻石、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等，或由刀刻，或以模铸，而它们的艺术水平仿佛不在毛笔书法之下。但应当指出，这些非毛笔书写类的书法，在它们制作之前已经汲取了毛笔书法的意味（笔意），人们在刻或铸时潜意识地将笔意考虑在文字的运笔中，大多数碑刻则为毛笔书丹后刻石的，这是毛笔使用后给人们在书写时带来某种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比较一下笔画尖细的甲骨卜辞与血肉丰美的青铜器铭文，可以悟得毛笔等书写工具的使用对文字书写成为艺术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以断定，汉字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成因，除了先天的汉字特质外，毛笔等工具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文字书写发展为艺术的催化剂。而使毛笔等工具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渗入。古代大师们在挥运毛笔时感悟到了某种表达其审美理想的可能，这使文字书写跃过单纯的美而成为一门独立而蕴含极深的艺术。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化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化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编自舒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①中国古代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板块结构大不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理应彰显本国的特色。从关键词的维度观照、审视文体，无疑是新颖的研究视角。下面就以唐宋文体为中心言之。

②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③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对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④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

⑤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的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⑥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可见贯通的实质是创新。

⑦文体的贯通固然重要，但贯通不是纸上空文，还需要“人”去驾驭和创造。从人出发，“驾驭”就成为观照唐宋文体学的另一关键词。文体都有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运行规律似较机械。然而，运用文体之“人”，却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创造力无比睿智旺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以设计新规则，又能打破旧机制，实在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强的大家，如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极强，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他们手上得到玲珑活络的调整。他们冲破既有的文体束缚，把不同文体的优长综合性地融汇到同一文学作品中。这充分体现出大家贯通的视野和超卓的驾驭文体能力。

    ⑧从此类关键词出发，研究古代文体学，或许可得出新人耳目的见解和结论，或者说凝练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精华”。

(节选自《光明日报》)

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卡夫卡和蒲松龄为达到写作目的，都不惜采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在《聊斋志异》和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许多异化的主题，主要体现为人不再是人，而是以动物的状态出现，或者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为动物或植物。罗杰·加洛蒂曾这么评价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王国是异化和异化意识的王国”，认为“卡夫卡作品的本质与风格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与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在《聊斋自志》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怪异事物的爱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从这点来看，两位作家都喜欢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异化主题，这点是最值得探究的相通之处。

卡夫卡所读过的《聊斋志异》的德译本中有《阿宝》、《竹青》、《香玉》和《莲花公主》这几篇是明显带有异化色彩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性情憨厚，不善说话，喜欢上了本地大商人的女儿阿宝，因她一句玩笑话而自断了六个手指。碍于无法在一起，他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后来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住处，日日夜夜陪在她身边。孙子楚的真心诚意打动了阿宝，鹦鹉变回了人形，造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异化成了动物。而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相比较《聊斋志异》中的异化而言则更加荒诞和怪异，这类异化很少有前因后果，多表现为突变。如《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手法，与《聊斋志异》中人化为动物或植物的变形有几分相似。但相比之下又有着不同，这段异化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在整个故事中卡夫卡始终没有交代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原因，只是在描述他变成甲虫之后的事情，该小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片段。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则情节完整，前因后果也交代清晰。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主人公的异化和变形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如孙子楚是为了陪在阿宝身边所以化成鹦鹉。如果有可能，这些异化的人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之后还要变回人形。在蒲松龄这里，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最终的统一。这样看来，《变形记》中的异化显得突然，这与卡夫卡的写作目的有关，卡夫卡想要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来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并化，来表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漠然的关系，他企图从异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

细读《变形记》可以发现，该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在变形之前，虽然格雷戈尔作为公司的代理挣钱不多，但整个家庭依靠其工资尚能生活，所以一家人表面上显得很和睦，对待他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看到他变成甲虫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很恶劣、甚至“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被踢到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在格雷戈尔又一次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对他更是暴力相加，“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可见他的父亲完全不顾亲情，想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人情的冷漠把格雷戈尔逼上了死路。

因此，当我们从卡夫卡写《变形记》的主旨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不变代格雷戈尔变形的原因。因为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卡夫卡描写的重点，内心的变形和异化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卡夫卡的笔下，心里“变态”是一种常态，卡夫卡试图用这种怪异的常态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社会的冷酷无情。在卡夫卡眼里，异化不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问题，更像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体现的是不可缓解的社会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卡夫卡经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突然变成其他动物，或者干脆就以变形后的样子出场。

（摘编自《从〈聊斋志异〉对卡夫卡的影响角度再读卡夫卡的作品》）

材料二：

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