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模特走台到婚庆主持，从影视拍摄到电视选秀，越来越多的幼稚面孔出现在大众娱乐的领域。带着孩子走进“娱乐圈”已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3岁练舞蹈、4岁学钢琴、5岁练书法、6岁画国画的孩子比比皆是，“小明星”们正在被全力打造出来。看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吧——“小模特”浓妆艳抹扭腰摆胯，“小婚礼司仪”煽情搞笑大谈情爱，“小歌手”劲歌热舞高唱情歌……他们的脸上少了些许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少了些许稚趣，多了几分老成。

    为了成名成星这样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把孩子抛进“名利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古有方仲永“天才沦为平庸”的先例，今有因成功主演《小鬼当家》中的“凯文”而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童星的麦考利﹒卡尔金的堕落。鲜花和掌声往往成为“童星”成长中的陷阱。而那些娱乐圈的“常青树”多是在成年后才涉足此行业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涉足娱乐圈是他们在对自身兴趣特长进行客观审视、对才能智慧进行正确评估和对未来人生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之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的“星光”经久不衰。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大学毕业加盟《正大综艺》之前，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求学道路，成为央视当红主持人的她后来又主动选择了全身而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为自己充电，从主持人走向传媒管理并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杨澜的厚积薄发对那些心急的“童星”父母来说，很有启发性——让孩子成为社会良材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

材料二：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九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中，要求城市与农村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引领家庭教育的新方向。

    俗话说，成人在家庭，成才在学校。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纵观历史，古有“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被视为垂训子孙及家庭教育典范的《颜氏家训》，近代有“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书》，当代则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总结。可以说，家庭的一点一滴教育、培养、规范以及耳濡目染的熏陶，便是对孩子成人的塑造过程。家庭教育搞得好，孩子就行端人正，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家就魂强根正。

    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逐渐进步。教育模式由过去的浅耕粗作到现在的精耕细作，方式由专制野蛮过渡到民主文明。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有的家长借口忙，对孩子“生而不伴”；有的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对孩子“养而不教”。与此同时，家长的困惑也与日俱增。随着网络作为“第三者”介入家庭生活，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面对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家长不知如何把握教育尺度，比如重视学习成绩还是重视全面发展？诚实守信是不是就等于迂腐？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忍让是不是没出息？竞争激烈，还要不要协作互助……迎接挑战，解决困惑，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加强和引导家庭教育。

    还应看到，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我们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活教材”，“你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世界”。试想，如果父母没有道德底线，如何教育孩子守住道德底线？如果父母贪污腐化堕落，何以教育孩子堂堂正正做人？当然，家长不能止于做个“好榜样”，还要当好“导航员”。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对孩子进行“掠夺性的早期开发”，他们的童年便黯然失色；如果我们虚荣攀比，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好家长，才能教育好孩子。

材料一：

因为宇宙辽阔无垠，所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适用于地球的量度单位——米、英里等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用光速来量度距离。一束光每秒钟传播18.6万英里，约30万公里，也就是7倍于地球的周长。一束光从太阳传播到地球用8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太阳离我们8光分。一束光在一年之内约穿过10万亿公里的空间，这个单位称为1光年。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l033。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摘编自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

材料二：

    现代大爆炸理论目前是解释宇宙起源的主流理论，它预测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来自于暴胀，即在宇宙大爆炸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宇宙以指数形式膨胀。宇宙学家普遍认为，一旦开始，在宇宙中的某些区域内，它就永远不会停止。在这些区域内，量子效应会使暴胀永远进行下去。所以从整个宇宙来看，暴胀的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在这个被称作“永恒暴胀”的理论中，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只是一个宜居的“口袋宇宙”，是一个暴胀已经停止而恒星和星系得以形成、生命得以出现的局部区域而已。

    2017年接受采访时，霍金表示：“永恒暴胀理论通常预测我们的宇宙像是一个无限的分形，其中布满被暴胀海洋分隔开的不同的口袋宇宙。一个口袋宇宙中的物理和化学定律可能和另一个口袋宇宙中的定律完全不同，这样就共同组成了一个多重宇宙。”在采访中，霍金表示他不是多重宇宙理论的支持者，“因为如果多重宇宙中不同的宇宙太大甚至是无限大的话，这个理论不可能被检验。”

（摘编自鞠强《最后的论文：霍金没有留下确定的答案》）

材料三：

    预言宇宙的未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我曾经起过一个念头，要写一本题为“昨天之明天：未来历史”的书。它会是一部对未来预言的历史，几乎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大错特错的；但是尽管有这些失败，科学家仍然认为他们能预言未来。

    科学家相信宇宙受定义很好的定律制约，这些定律在原则上允许人们预言未来。但是定律给出的运动通常是混沌的，这意味着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后续行为的快速增大的改变。这样，人们在实际上经常只能对未来相当短的时间作准确的预言。然而，宇宙大尺度的行为似乎是简单的，而不是混沌的。所以，人们可以预言，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呢，还是最终将会坍缩。这要按照宇宙的现有密度而定。事实上，现在密度似乎非常接近于把坍缩和无限膨胀区分开来的临界密度。如果暴胀理论是正确的，则宇宙实际上是处在刀锋上。所以我正是继承那些巫师或预言者的良好传统，两方下赌注，以保万无一失。

（摘编自史蒂芬·霍金《宇宙的未来》）

材料一：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得以持续增强，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文化旅游1.0时代主要依托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资源，文物发掘、遗迹保护、古建修复、文化恢复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文化旅游2.0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中生有、变废为宝”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择，“永远建不完的迪士尼”即是文化旅游2.0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是文化旅游2.0时代的赢家。

（摘编自《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十三五”期间，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结构调整需加速发展服务业，动力转换需增强内需消费的拉动力，改善民生需进一步释放国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都为文化旅游业发展提供重要机遇。2015年在线旅游市场迅速扩张，市场交易规模为4273.2亿元，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大爆发的背景下，旅游行业迎来“新春天”，新业态的文化旅游业也随着蓬勃发展。从自由行主题角度来看，2015年中国在线自由行用户偏好文化体验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该主题的旅游渐向20～40岁青年、中年群体拓展。不同年龄段的选择文化体验游的用户占在线自由行用户总数的比例各不相同，其中，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9.7％，21～30岁的用户占20.5％，31～40岁的用户占15.8％，41～50岁的中年人占4.7％，远远高于同类型用户参加海岛度假游、疯狂购物游的比例。可见，文化旅游渐渐受到旅客的追捧，市场空间不断扩大。

（摘编自《中投顾问·文化旅游专题》）

材料三：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所以，在依据资源本身的文化类型进行产品组合时，应考虑到资源的功能性转换，使整个线路切合场景活动特点和旅游者的审美习惯，否则就可能脱离市场。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主题。主题越鲜明，越典型集中，越富层次感，就越有利于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旅游是一段时间有限、场景集中的经历与体验。旅游者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文化旅游的体验和感知，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就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趣的形式去展现文化，才算是定位得当。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崇尚参与和亲身感受是现代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旅游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会的有效措施，以便旅游者进入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角色当中。

（摘编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

材料四：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以感知异域文化特色、体验异域文化氛围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旅游目的也从单一的观光活动向更富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因此，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但是，由于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多城市开始竞相开展文化旅游，其中出现了效仿现象，更有甚者，为了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无特色可言。

（摘编自《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 ：

    历史，常常于无声处照亮未来。两千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拉开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序幕，也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自此“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今天，沿着茶马古道、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故道，“一带一路”倡议正在编织出沿线国家深化交往的全新图景。历史与现实昭示人们，开放是民族成长的催化剂，文明更因交流互鉴而绽放异彩。丝绸之路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一带一路”建设倡导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理念，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和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三年来，已有7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积极响应，30多个国家与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5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近150亿美元。“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丰厚福利。“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目前，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正式运营，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陆续组建；中泰铁路、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加快推进。仅以2016年上半年为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达5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7％。凡此种种，映照着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真诚落实，更彰显出相关合作的巨大潜力。

（摘自《人民日报·奏响“一带一路”的时代和声》，2016年7月27日）

材料二：

    斯诺普科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给白俄罗斯带来了发展机会，也带来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和人文精神。斯诺普科夫表示，中白工业园是目前中白两国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它集合了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对白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中白工业园的政策不仅是面对中国的企业而且是面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企业。中白工业园的优惠政策是前十年免税，后十年的税减半。

（摘自央视新闻《斯诺普科夫：“一带一路”拉近欧亚大陆》，2015年7月26日）

材料三：

    《2017“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综合了包括经济基础、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中国因素、能源因素和环境风险在内的六大维度上的37个具体指标，全面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的程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旭在发布会上表示，与2016年的评估相比，2017年，高风险和较高风险的国家均有增多，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国家则有所减少。从区域来看，较高风险的投资地区仍在南亚、西亚和北非，投资风险较明显提升的区域是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但是，从整体看，中东欧的投资风险仍然较低。根据《报告》，这些变化主要归因至三个方面：一是欧元的大幅贬值对中东欧等国的汇率变化产生较大影响，二是欧美对俄罗斯采取的经济制裁产生各种后果，三是国际油价下跌打击了资源国家的经济。

（摘自中国证券网《人民大学评估报告：“一带一路”首重能源合作》，2017年1月15日）

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甚广，表达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及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刊物掌舵人，无疑是构成刊物成与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带着众多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掌舵人之一黄平。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是有些尴尬？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再有影响的学者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也一定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科比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通过《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与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材料一：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古城遗址，遗址距今5300-4300年，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中国学者们研究认为该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古文明的遗存，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认可。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的象征，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大约距今5300年，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由于良渚地区地势低洼，“治水”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这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化。归根结底，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化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

    不过，良渚文化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是晚期以后。大约距今4500年，在晋南临汾盆地出现陶寺文化，其玉、石器都明显属于良渚文化因素；陶寺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此前中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它是受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良渚式玉器的出现，使得黄河流域人群终于找到了一种绝佳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良渚式大城出现的同时，良渚文化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相应渗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区。更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为基点，琮、璧等玉器北向影响到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西向影响到甘肃、青海、宁夏地区齐家文化，为这些粗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许多温润之气。它们甚至传承到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于商、周文化。

    （摘编自韩建业《如何看待良渚文化的重要地位》，《人民日报》2019年8月10日）

    材料三：

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这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