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俩就住在一起。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栋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缝山针

非鱼

    年又春是市文化局的助理调研员，也是个业余画家，他的写意山水在省里小有名气。

    局里开党委会研究驻村扶贫工作，说市里要求必须有一名副县级干部带队，在扶贫村帮扶一年，尽快帮村民走上致富路。年又春一听说是高阳村，他忙说，我去。

    高阳村年又春去过。几年前他出去写生，骑一辆自行车三转两不转到了一个小山村，①当时正是槐花飘香的时候，漫山遍野雪白的云朵起伏着，甜腻腻的香味让年又春陶醉了。他躺在树下睡了一觉，然后支起画架，画了两幅《听槐》。临走的时候，年又春问一个放羊孩子，那孩子吸溜着鼻涕告诉他：这是高阳村。

    正月十五没过，年又春就带着被褥、军大衣、煤气灶、米面油盐，和两名驻村队员来到高阳村。村民们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到来，年又春看到寒风里热气腾腾的欢迎队伍，他的心一颤：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百姓致富。

    年又春从局里要来一部分挟贫资金，又借助各种关系拉来十来万赞助，修公路、架电话线、建蓄水池，一项项实实在在的帮扶工程建成了，村民脸上的笑容多了，村委开会也开他们宿舍去了，大事小事都要跟他们商量。

    ②秋天到来时，山上的柿子树上挂起了火红的小灯笼 ， 年又春站在山顶上，深深呼吸着山风带来的果实成熟的香味，他又一次醉了，久违的情绪在胸膛里鼓胀。

    下山的时候，年又春看见瘦瘦的高小根背了一大筐煤。他早听说高阳山上有煤，可一直没顾上详细问。他叫住高小根，要看看他筐里的煤。高小根说这煤是无烟煤，好烧。山上不少，也不深，有时候找准了几镢头下去就能看到黑煤。

    年又春一听立即兴奋了。这么好的资源怎么村里早就不知道开发呢，要开发出来，村民不早富了，还用他们来扶贫？年又春一回村就把村委会主任叫来，问他煤的事。主任说早也想开发，村里没钱，投资不起。找市煤炭局的一个技术员来看过，他说都是“鸡窝矿”。年又春问他啥叫“鸡窝矿”。主任说就是矿床太小，一小片一小片，跟鸡窝一样。年又春一听沉下脸，“鸡窝矿”也是矿啊，怎么着也能给老百姓带来财富不是？村主任一听忙点头说，是，是，是。

    于是，高阳村的煤矿开挖了。没钱，招外地的人来开发，村委会账上的钱慢慢多了，村民下窑挖矿，每天也可以挣八十块钱。高阳村热闹起来了，轰隆隆的汽车、拖拉机从年又春帮忙铺设的公路上开进来，又开出去，一车车煤挖出来，就拉走，换成了钱。第二年春天到来时，一些村民家里开始准备盖新房，谁见了年又春都双手拉着他说感谢啊，感谢党。

    年又春是喝完高小根的喜酒才离开高阳村的。高小根在矿上挣了钱，买了辆三轮摩托，还从山外娶回一个漂亮媳妇。年又春借着酒劲说：新娘子长得好看，回头给我当模特。高小根乐得直握手，不停说：喝酒，喝酒。

    年又春的挟贫工作结束了，在全市召开的表彰会上，年又春做典型发言，他声情并茂，会场上好多人都在悄悄擦眼泪。没多久，年又春的先进事迹报到了省里，省里对市里的驻村帮扶工作进行了嘉奖，年又春不但晋升一级工资，还被调到市科协做了主席。

    年又春一年多后翻看他的获奖作品《听槐》时想起了高阳村，他对高阳村的深厚情感被一下勾了起来。到高阳村去！年又春立即带上司机出发。

    ③暮秋时节，高阳村的风很劲，枯黄的叶子在车前翻卷飞舞，车轮带起的小石子儿敲打着车窗车门，发出清脆的响声。

    停，快停下。年又春看见高小根了。司机停下车，年又春下车叫高小根，高小根迟疑了一下才认出是他，忙过来拉着年又春的手说：年局长来了，大家都一直念叨你呢。年又春叫高小根一起坐上车回村，高小根说不了，他得上坟去。年又春忙问：谁不在了？高小根苦笑一下：媳妇。八月份下大雨，她从山上下来，一个挖过的废煤矿突然塌了，媳妇一下陷了进去，肚子里还有五个月大的孩子。

    年又春惊呆了，怎么会这样？他沉默了一会说，我们一起去。年又春和高小根一起慢慢朝山上走，年又春越走越心惊。满目疮痍！他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所看到的。到处是挖过的和正在挖的小煤窑洞，废弃的煤矸石。曾经茂密的树林，现在几乎不剩几棵树，孤单地守着快速苍老的高阳山。

    年又春在高小根媳妇的坟前跪了下去：都是我的错。高小根忙拉起年又春，年局长，你是我们的致富大救星，是她命不好，赶上了，怎么能赖你呢？

    年又春没有勇气走进高阳村里，他匆忙赶了回去。

    三个月后，市里禁止小煤窑开采的通知下来了，一件由年又春设计的巨型雕塑也从省城运到了市里，又被运到高阳村，是年又春自己掏钱制作的。

    那是一根细细的弯弯的金属大针，足有十来米高，斜依在一个底座上，在太阳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年又春给这个雕塑取名字叫：缝山针。

父亲的树

陈忠实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自己都记不清的烦扰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那些草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爸栽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在“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时椿树结的荚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除了农作本职外，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地头的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我的父亲还指望着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能补贴家用，能供给哥和我的学杂费用。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

    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篷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却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们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的新房子，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勃勃生机，一棵满枝尖锐硬刺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的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的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叶日回到乡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选自《陈忠实自选散文集》，有删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木质的村庄

王芸

    ①潮流而上，大致可以发现，木质的多寡，是判断村庄古老程度的一种标尺，也决定着一座村庄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②南方的传统村庄，多木。木的包容、温和质感，渗透于宅屋的角角落落。我喜欢这样的村庄，除了天然的草本木本植物四处见缝生长，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栖息在村头村尾、桥边河沿，还有一座座进去就能感觉清凉与妥帖的老宅。

    ③村中那些老树，巨枝虬结在半空中，如巨大的手掌托住了流转不定的时光。树下，总有一群群不知疲累的孩子玩耍着，捉迷藏、抓蚯蚓、滚泥球、抓沙包……他们一茬接一茬地长大，老去，最终消匿了身影。而树还在那里，成为村庄不离不弃的陪伴。

    ④有了这些树，再寡静人稀的村庄，也有了安慰。在江西宜丰采风时，去过一个叫坪上的古村。绕村半壁的石垒古墙上，散布着数十棵八百至千岁的古树，大多为樟树，看起来三四人方可伸臂合围，还有生长极缓慢的石楠和罗汉松，腰身紧致。它们与村庄的年岁相仿，一路绵延成环抱的姿态，护卫着这个村庄。村民出门抬头便见它们的身影，一年四季被它们荫庇。它们仿佛一条隐秘的时光通道，连接着村庄的源头。

    ⑤盛夏，慕名至婺源，随古村落立档调查人员走访古村。同行的当地女子有个男儿气的名字，显峰。她家在一个尚未被旅游开发的古村，村内老宅不少。她家的宅子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族谱上可查找到源头。在这些上百年的老宅里，每一年都有木质的部件在悄悄地裂变、腐烂、风化，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直到坍塌碎裂才被惊觉。

    ⑥每走进一处老宅，当我们留意着那些难以复制的精美细节时，显峰却专注于询问房主如何保全，如何维修，如何保持品质地仿旧。她与古宅是一体的，即使她已经搬进县城，住进水泥楼房多年，只在年假时偶尔回一趟老宅，但她与老宅有过相同的呼吸节奏，成长的记忆渗透着被老宅过滤的光线的质感，生活习惯也延续着对老宅的迁就与贴合。无论离开多久，她对老宅始终怀有亲人般的牵挂和担忧。与我们说起老宅，她的语气里有些许骄傲，也似连缀着无声的叹息。那是时光的馈赠，也是无法挽留的遗憾。无法，却又拼力想去挽留。

    ⑦在虹关村，詹姓老人正在翻修老宅。三米长的横梁是精挑细选的好木，前一日进屋时，因为老宅低调的门脸、高耸的板壁、紧凑的结构，木匠师傅们想了很多种办法。此时，它安卧在老宅正中，比周遭的木色都新、都亮，却有一股安妥的气息。似乎有它稳稳地坐镇一方，这满屋的狼藉躁动之气，都不足为虑了。不远的天井一角，堆放着比人高的沙土、瓦当，瓦当是从老宅屋顶上揭下的，有着让今天的匠人称羡的结实质地。梁的下方，几位木匠师傅正在赶活儿。进门的一侧厢房里，也有木匠师傅在忙，木屑散布在老人稀疏的头发、圆眼镜片和脸颊、鼻端。他端举着一张被木屑粉尘“装饰”的脸，好奇地探出头来打量我们。

    ⑧在上海工作退休的詹老，对这座老宅念念不忘，对这座古村也是。街头巷尾的粉墙上，都能看到墨色涂写的巷名，这都是他的作为。他乐之不疲地将时光打发在这些事情上，全然出于自觉自愿，似乎想在老年一气偿还远离古村的那些时光。

    ⑨也是在虹关村，我们路过一处只剩支离骨架的老宅，颓败的脏腑隐没在半人高的草木中。野草恣肆地横逸斜出，疯狂滋长，改写了老宅原本封闭自洁的空间。已经没有门扉的木框上，挺立的杂草丛中，悬有一枚蓝色簇新的门牌：“浙源乡虹关村100”。新与旧，如此突兀地组配在一起，颇为触目惊心。不知这老宅是无人居住而自行毁败的，还是主人主动地放弃，在他处改建了新宅。

    ⑩在古村，你会不断地与呈现颓态的老宅相遇。颓而不败的它们，支撑着骨架，挺立在同样古老的街巷与树影中。你也会不断地与形态如旧但质地簇新的新屋相遇。人们改善生活空间、生活质地的渴望，是无法阻挡的。老宅的好，老宅的亲，老宅的贵，老宅的不可复得，只能在懂得、体恤、珍惜它的人那里，才能得以保全并延续。

    ⑪也有老宅被移植。人挪活，树挪死，那么老宅呢？它们被从埋入土中的基础上挖掘而出，远离了自己植根多年的村庄，整体标记后迁至新地，再按标记组装起来。移植者，多是承包了某一村落旅游业的投资者。他们出于打造景区的目的，将一座古村的村民迁空后，再填置进一些移植来的老宅。看起来整个村落的古宅生态更加丰美，可被抽空的村庄，还能葆有多少本真的活泼泼的生气?

    ⑫那些老宅在被移植的过程中，也被修复。朽败的骨架，用水泥框架支撑。门头檐角，借用日益高端的修旧如旧的技术，老的与新的、真的与假的，混淆一体，看起来面目无异，可气息不对。那种走进老宅可以闻见的，从老宅骨子里、木缝中散发出的天然木香，被生硬粗暴的水泥气取代。我静静地望着这些被拆骨又接骨的老宅，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在体内留下反复发作的伤痛。这些，都只有老宅来默默地承受了。

    ⑬颓败的老宅与簇新的门牌，存留在相机里，那一点亮蓝和一片深暗的木色之上，有挺立的生气勃勃的草茎。在按下快门的一刻，我记得有风吹过，轻轻摇动它们。这一切构成了某一时刻的记忆，留于感觉，留于影像，留于文字。但，这不是完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