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给予是理所当然的
        ①老人是菲律宾华侨，在海外奋斗半生。几经浮沉，衣锦还乡的他萌生了济世助人、造福梓里的念头。于是，老人分别给家乡几所学校的校长写了信，希望每个校长能提供十来个学生的名单，以便他从中确定人选，作为资助的对象。
        ②家人嗔怪他的愚昧，既是捐赠，何必把程序搞得这么复杂？不如来个快捷方式，譬如通过“希望工程”或者“春蕾计划”，干净利落地了却一桩心愿，岂不是更好？老人摇摇头说：“我的血汗钱只给那些配得到它的孩子。”哪些孩子才有资格得到资助？是那些家庭贫困的孩子还是优秀生，抑或是特长生？谁也不知道老人心里的答案。
        ③名单很快到了老人手里，老人让家人买来了很多书，有《泰戈尔诗集》《十万个为什么》等，分门别类的包装好，准备寄给名单上的孩子。家人面面相觑：这样微薄的礼物是不是太寒酸了？大家断定书中藏有纸钞，可翻来覆去也没有找到。只在书的第一页看到了老人的亲笔赠言：赠给品学兼优的学生某某。家人大惑不解，却也不愿忤逆老人的意愿只好替他一一寄出那些书。
        ④光阴荏苒，老人常常对着电话发呆，又莫名其妙地唉声叹气。从黄叶凋零到瑞雪飘飞，谁也猜不透老人所为何事。
        ⑤家人读懂老人的心，缘于新年前收到的一张很普通的贺卡，上面写着：感谢您给我寄来的书，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我会记着您的。祝您新年快乐！没想到老人竟然兴奋得大呼小叫：“有回音了，有回音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资助的孩子。”家人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老人这些日子闷闷不乐的原因，他寄出去的书原来是块“试金石” ， 只有心存感激的人才会有资格得到他的资助。老人说：“土地失去水分滋润会变成沙漠，人心没有感激滋养会变得荒芜。”不知感恩的人，注定是个冷漠自私的人；不知关爱别人的人，纵使给他阳光，日后也不会放射出自身的温暖 ， 也不配得到别人的爱。
        ⑥想来也是。没有一种给予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是必须和应该的；所以，没有一种领受是可以无动于衷、心安理得的，都应心存感激。一朵花会为一滴雨露鲜艳妩媚，一株草会因一缕春风摇曳多姿，一湖水也会因一片落叶荡漾清波，一颗心更应对另一颗关爱的心充满感激之情。

                                                                                                                  珍藏美丽
        ①那是三年前的事，一笔生意出了点事，可能会导致赔偿。我找律师商谈对策，结论是能证明赔偿责任的证据只在我们手里，法庭支持赔偿的证据不充分，赔偿只能是当事人良心上的事。
        ②从律师楼出来，在我要开车门时，几步远一个年轻女子向我走来，问：“请问，这是您的车吗?”“是”我机械地回答。“很抱歉，我把您的车碰坏了。”她指给我看，车的左侧尾灯碎了。“咋搞的，刚买的新车。”我不悦。“对不起，我应该赔偿。”她一脸歉意。我随口说：“咋赔偿?”她说她身上没带多少钱，能不能明天到修车行，她付修理费。
        ③我在考虑如何了结这件事，忽觉蹊跷，便问：“你一直都在等我?”她点点头。我心里惑然：莫不是遇上真人了，能溜脱却不溜，倒在这儿傻等着赔偿。我打量了她，年轻，不粉不饰，气质端庄文静。我对她的诚实萌生了怜香惜玉之心。我说：“算了，你也是无意的，修车的事我自己来吧，以后你也当心点。”她并没有离开，再三征求我的赔偿条件。
        ④我心里掠过一个灰暗的猜测：这女子想干啥，精神上有病?我便随口说：“就按你说的，明天下午，国贸大厦后面的修车行，我的车都在那儿修。”她说她知道那个地方，道了再见，骑上自行车走了。回到公司，我向老总说了律师调查取证后的意见，老总松了口气，说：“要不要给对方老板透点风，让他趁早死心，免得两家伤了和气。”我说：“让我再考虑考虑，过两天咱们再定。’，隔了两天，我才去修车。又隔了两天，修车行黄经理给我打电话，说我修车的事把他弄糊涂了。他说，一个女人知道我在他那儿修车，问花了多少钱，留给我一个信封。放下电话，真猜不透这个女子的一再反常，我很快取回了那信封，里面是她留下的钱和一张字条。看完字条上的话，我真被感动了，说实话，这样的感动已经多少年不曾有过了。
        ⑤在公司讨论是否赔偿的会上，我提出了从公司形象考虑应主动赔偿的意见，但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原因非常简单：那毕竟是20万。我感到羞愧。
        ⑥我几次想拿出女教师留下的钱和字条给我的同事看，又不愿女教师的诚实被我的同事所嘲笑。我终于没能站出来向对方说明实情，也没有为此得罪我的同事。我瞻前顾后，竟然保持了沉默。我感到自己的可怜……我又一次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信封，信封里依旧装着那480元钱，我又一次展读那张字条——
“给您平添了麻烦，再次向您表示歉意。请收下我应付的赔偿。我这样做从根本上是为了我自己，为我自己能够坦然地面对我的学生，教他们做诚实的人，做一个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否则，我会一辈子害怕学生们的目光——那每天投给我的充满信任和尊敬的目光，仅此而已。”
        ⑦几年来，我把我的歉疚和那位女教师的形象一同在心底深深珍藏。

                                                                                                        13元“遗产”
       ①那一晚，女儿仅吃了小半碗饭，就放下筷子说：“妈，我有点不舒服，想躺一会，你吃完先走吧。碗筷等会我来收拾。”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等我收完夜市回来，看到碗筷和剩菜还在桌上摆着，才想到女儿可能出事了。
       ②我推开她的房门，看见她在床上躺着，满脸通红，我上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吓了一大跳，她的额头烫得像一团炭火。我说：“孩子，你发烧了，我们得去看医生。”但她却从我的怀中挣脱下来，说：“不用了，可能是感冒了，睡上一觉明天就会好的。妈，你去把碗洗了吧。”她的声音虚弱，但还是强睁着眼，冲我笑了笑。
       ③我知道她是在敷衍我，因为一去医院就意味着花钱，她怕。“不行，得赶紧去医院!”我果断地说，然后来到屋里开始找钱，尽可能地找。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钱连同刚从夜市上挣来的散币堆在床上清点时，危机感油然而生，我胡乱地将钱塞进口袋里，搀着女儿的手上了三轮车。
       ④三年前，丈夫身患绝症离我而去，我没有工作，只得在夜市里摆小摊。那一年女儿还不到13岁。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发现她忽然长大了，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活。
       ⑤我回头望了她一眼，看见她像一只受伤的小羊羔那样无助地趴在车斗里，眼睁睁地望着我。在女儿微弱的呻吟声中，我发疯似地蹬车，怕耽误了她。
       ⑥女儿终于躺在病床上，挂上了吊瓶，我松了一口气。医生说，眼下正流行病毒性脑炎，女儿的症状有些像，要待明天上班后做脊液检查才能确诊，今晚先做退烧观察处理。
       ⑦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夜深了，病房里就剩下我和女儿，女儿突然示意我靠近她，说：“妈，我感觉很难受，浑身都痛，和以往不一样。医生的话我听见了，我很有可能是脑炎，我怕是不行了……”
       ⑧“别瞎想，要等明天做了检查才能确诊。”
       ⑨“妈，你听我说，”女儿突然严肃起来，很认真地说，“你记住了，家里床头柜的下层，最里面靠右角那儿藏有一个布袋，里面装有一些钱，那是我攒下的，留给你的。”
       ⑩猛地一阵酸楚直冲我的鼻腔，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抓住了女儿的手，“孩子，你不会有事，有妈妈在，你肯定不会有事的!”。女儿怔了一会儿，慢慢地，她攥紧了我的手，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滑落。
       ⑪第二天上午，经过检查，确诊女儿得的是一般性肺炎。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她时，女儿一下就搂紧了我的脖子，搂得很紧。我们都哭了。
       ⑫回家后，我打开了女儿的床头柜，那里果然有一个小布袋，里面是13元钱，全是角票。捧着那个小布包，我的眼泪又来了。
       ⑬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现在，女儿已经成了一名军医大学的学生。高考时，她的分数可以进北大清华，但她的第一志愿就是这所大学。用她的话说是不用交钱还管吃管穿，能免去母亲的负担。
       ⑭这些年来，我始终保存着女儿的那个布包，那是她郑重留给我的“遗产”，13元，我只想永久地将它珍藏。                   

                                                                                                                               （载《读者》，有删改）

蓝色的还是带条的

〔俄〕格里高利·戈林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去年秋天，单位派我来莫斯科出差。我在一家百货商场门前，看见那儿正排着一个长长的队伍。我很高兴，猜想那儿肯定是在卖什么好东西。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只要一排队，那肯定是在卖什么好东西。后来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确信那儿现在正卖的东西肯定难得一见，因为队伍非常长，从街上就开始了，然后又沿着一楼的楼梯往上排，都看不见尽头。

    我急忙朝队尾走了过去，问边上的一个女人：“谁是最后一位？”

    那个女人回答：“我是最后一个。”

    我又问：“这儿卖什么呢？”

    那个女人说：“到底卖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人出来说，后来的就不要再排了，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可我还不死心：“那他们卖的那个东西多少钱啊？”

    那个女人如实相告：“20个卢布。”

    我一听很高兴：“价格还行，就排一会吧。”

    我站在队尾耐心地等待着。

    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站在我的后面。现在我站在队伍中间，感觉舒服多了，因为后面有人给我挡风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队伍中排着。

    只是我心里没底，不知道大家在这儿到底排什么呢？我找机会问了几次周围的人，这儿到底卖什么呢？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

    没人回答我。一半是跟我一样，不知道；另一半是知道却不说，故意让我们这些不知道的着急。

    那我也还是不想走开。

    突然，上面闪出一个售货员大声说：“大家听清了：只剩下15号的和16号的了！”

    说完，她转身就回去了。

    人群里一阵骚动。我的心也悬了起来，不知道剩下的这两个号是不是合适。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想，办法总是有的。要是小，就撑大点儿，要是大，就改小点儿。要是用电的东西，我们就安个变压器。

    不管怎么说，我是等定了。

    一个小时后，突然传出来一个消息说，这个东西也可以去一个什么三号柜台买，不用排队。

    既然不用排队，那就挤吧。于是众人蜂拥而上，把我夹在了中间，我被连推带拥地挤到了三号柜台前。

    一个女售货员朝我大喊：“你要什么？”

    我喘着粗气说：“就要你现在卖的这个东西！”

    她一听更火了：“我是问你要蓝色的还是要带条的？”

    我不得不央告她说：“求求你了，你先给我看看什么样吧。”

    可她真不给面子：“你想的倒美！这都包着呢！”

    我已无可奈何：“那就蓝色的和带条的各来一个吧。”

    我交了钱，抱着两个盒子又开始往出口挤。感觉一个盒子重一点儿，一个盒子轻一点儿，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周围的人还在挤来挤去，推推搡搡，一不留神就得被挤倒。

    突然一个乌兹别克老头拦住了我的去路：“好孩子，你卖给我一个吧。就为这个东西我这都是第四次来莫斯科了！”

    我说：“老爷爷，也许我能卖给你一个，只是你得先告诉我，我买的这是什么东西。”

    可老头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这个东西用俄语我不会说，用乌兹别克语译不过来。”

    我只好对老头说：“那你还是自己去挤吧。这个东西我自己也需要。”

    老头还想和我商量。我为了躲开老头，往旁边一侧身，结果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第二天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后，马上问值班护士：“护士，我的东西呢？”

    “什么东西？”护士问。

    “就是我买的那两个东西。”

    “你买了两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说，“我也说不清楚。”

“那你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们什么时候让你出院。”

（选自《中外文摘》2014年第22期）

    放寒假前，老师布置了一道作业，每个同学都要在寒假期间给自己的父亲洗一次脚。

    二十年来，他与父亲之间的交流仅止于父亲问他成绩，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学费、生活费是多余的话语。简单的一问一答，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多少。有的时候，他也希望父亲的一个拥抱，像电影上那样，可那毕竟是在电影里。

    但是，终于，他还是开口了，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装着轻松地对父亲说了。然后急急地补充道：“这可是我们老师布置的一道作业。”

    父亲的脸上先是诧异，然后笑了。他看出了儿子的窘迫，便说：“好啊，好啊。你先去打一盆水来。”一切似乎是轻松了，他去井边打水，兑上热水，调好温度，然后，端到父亲身边。父亲已经脱下了自己的鞋袜，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椅子上，看着他过来。

    他忙把水送到他的脚边，父亲的脚放进了水里。水溢了一些出来，他没有想到父亲的脚这么大。

    “温度怎么样？”他问。“蛮好蛮好!”父亲说。

    然后，再怎么办？他问自己。那双脚就在自己的面前，他想用手去触摸它，可是，心里却有些犹豫。

    不由自主地想：若干年前，自己的一双小脚在这样的盆里，是怎样的情景？白嫩，柔软，活泼如一条小鱼，在父母的手下仍不妥帖，将水溅了一地，得意地嘻笑，直到他们生气。

    而眼前的这双脚，是父亲的，宽大，粗糙，棱角分明，在水里却安静得有些羞怯。

    自己心里有微微的酸。

    “帮我拿毛巾来。”父亲说。

    忙去抽下衣架上的毛巾，递给了父亲。

    突然，他又扯过了毛巾，他说：“不，还是让我给你擦脚吧。”

    于是，父亲的脚就在自己的手下了，像一个孩子，小小的孩子一般在自己的手里。他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自己的父亲。

    触目惊心的是，脚板的前掌和后跟上那硬硬的厚茧，有的地方都裂开了一道细小的口子，里面有黑色的泥，让人想起那无尽岁月的万里风尘，它走过来，像一件活着的文物。

    心里的那股酸，冲到了鼻腔。这时，父亲将脚缩了回去。“好了好了，洗好了。”他开始往脚上套袜子。

    那双袜子，似曾相识，哦，是自己穿破了扔在家里的，却又被父亲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脚趾上的那个洞用粗线绞了几针，像一个写错了的字上面被乱画了几笔以示涂改过。

    “我倒水去了。”他说。然后，急急地往屋外走去，一路上，洒了好多水。他不知道，屋子里的父亲，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一边往自己的脚上穿着袜子，一边想着，他自己的父亲。自己这一生还没曾给父亲洗过脚，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像儿子今天这样，给自己的父亲也洗一洗脚？

“红鼻头 ”书摊

陆建德

①近日收到友人随笔集子《担头看花》，封面上画的是英国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流动旧书摊，想起自己小时候常去的书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读故事大都始于六十四开的连环画。我家中外杂书倒是有一些，就缺连环画。出建德村的刀茅巷大门，往南走到庆春街，西拐过珠碧弄弄十几米，就有一个沿街的书摊(其实是书铺，但当年一直叫“书摊儿 ”)。那是专门借阅连环画的地方，不是卖书的。

②摊主个子中等，肤色白皙，背微驼，少发，极瘦，头颈细细的，几乎可以套用初小语文课里的诗句“三根筋挑了一个头 ”。他眼窝深陷，不苟言笑，很少说话，脸上最显眼的部位是白皮肤映衬下发红的鼻子。我们一批小伢儿不知他姓名，也不会对他以叔叔伯伯相称，背后叫他“红鼻头 ”。其实鼻子红大都是厌氧菌感染所致，只要不去求什么号称“祖传”的偏方，涂搽克林霉素凝胶或甲硝唑凝胶即可治愈。

③书摊朝南，店面十平米左右，泥地、天花板并不低矮。一张旧供台，两三条条凳，再加几个小板凳和一张竹榻，差不多就是摊主的全部家当了。“红鼻头 ”没有书架，因陋就简，却把他谋生的工具管理得井井有条：几块缝上了数十个小袋子的蓝布吊挂在墙上，书就插在布袋里，露出书名。墙上还拉几根细麻绳，连环画就像衣服那样“晾 ”在绳子上。还有一个在店西外的人行道上支起来的自制木板架子，等距离钉上几根横木条，摆放着主人的新书，招徕顾客。“红鼻头 ”经常坐在书摊外面的竹子靠背椅子上，观察路人的神情，有时打个招呼。

④“红鼻头 ”的家在哪里，我以前从来没有自问过。他平时晚间大概常睡在他的小铺子里，不然竹榻上怎么会有卷起来的铺盖呢？他有一个女儿，比我大几岁，也在刀茅巷小学读书，放学了就回到书摊，找个角落做功课。她的妈妈，我从未见过。

⑤坐在“红鼻头 ”铺子里看书，一本一分钱。书摊还提供出借的便利，第二天午前归还，每本收两分。借书回家阅读，时间从容，还能与兄弟姐妹或小伙伴共享。书摊制订了一些规矩，可以办理出借手续。除了留下地址，还得保证图书归还时完整无损。误了时间，摊主会根据自制登记册上的信息登门索书（“红鼻头 ”为此来过我家一次）。如果没有读完，可以办理续借，收费更高。五十年代的城市居民中，不识字的人还很多，“红鼻头 ”属于“有文化的 ”那个阶层。

⑥那时多数小朋友零用钱极少，偶尔长辈给一点，一般总是先去买零食或蜜饯之类解馋。单靠这一群体，书摊不一定维持得下去。暑期营业额应该最高，不过书摊也有生意冷落的时 候，尤其是在多雨的季节。那时竹椅搬进屋里了，“红鼻头 ”独自坐着，眼睛依然盯着街上  的行人，还在等待。

⑦第一次去书摊，或许是在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小学二年级开始，每天下午去祖父寓所，听他为我读《三国演义》。他坐在紧挨西窗的旧沙发里，一边读，一边解释，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我似懂非懂，更加想从“ 小书儿 ”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书摊就像图书馆，也是个学习的地方，阅读的范围渐渐延伸扩展。偶尔看书入神，忘了时间。一次家里等我吃饭，姐姐在门外高声叫我回家，没听到回音，就赶到书摊找我，果然被她活捉。

⑧《铁道游击队》之类的“ 红色经典 ”也看，兴趣大都集中在他们的装束和肢体语言，比如驳壳枪如何插在腰带上，如何在铁路边等着，跳上飞驰的货车。我家在建德村最东端，隔了一条城河就是沪杭线。我们常去庆春门道 口看火车，专心寻找货车车厢外可以搁脚的踏板，可以拉攀的扶手，甚至梦想能像刘洪、王强那样一跃而上。我们有点失望，相信那时的车厢一定不一样。

⑨书摊连环画里最抢手的，还是《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和《隋唐演义》等历史故事。所有连环画中最悲壮的场面，是《杨家将》里的杨业杨老令公撞李陵碑而亡，厚厚的碑体竟折断为两截，可见意志和力量非常人可比。杨老令公儿子里武艺最高强的杨延昭杨六郎，也是小朋友们津津乐道的。《岳飞传》连环画可以和杨家将英雄事迹以及各种衍生故事配套。第一本讲岳飞出生在汤阴一个农家，母亲生下他时黄河决口，地就抱着岳飞坐在一只残破的大瓮里逃命，顺流漂到邻近某县，被人教起，活了下来。小说家的笔法常见于史籍 ， 不必深责。连环画里的断碑和水中破瓮刻在记忆中 ， 就成为事实。

⑩    大概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对“小书儿    ”不再入迷 ， 但是走过书摊 ， 忍不住会往里面看上一眼。小学毕业那年，书摊关门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红鼻头 ”，也有一些关于摊主的传闻，无法证实。

(选自“ 中国作家网 ”，有删改)